吉正芬

    一、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地方志则是其中特有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有通史以会共通，有断代史以析其代，更有方志以别其方，然后上下纵横，始能靡考无遗”。来新夏先生也提出：“地方志记述着各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文化现象，即一般所谓的‘地情’记述。它既不全然是自然科学的；也不完全单纯是社会科学的，而是有机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精髓，体现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活动，为人类的发展提出依据”。四川地区自东晋时期即有常璩《华阳国志》的编纂。此后经历无数次修志活动，累计修成千余种方志。数量庞大的四川方志不但辑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和自然的史料，同时也扩大了地方性知识的认知领域和记忆空间，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热爱乡土的热情。因此，认真对方志文化遗产进行搜集、鉴别、整理、评论，总结前人的修志经验和教训，发掘前人的编纂方法与志书学思想，仍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学术建构工作。

    二、四川方志的起源

    谈到方志，多半先言及《华阳国志》，此志为晋代江源（今四川崇庆市）人常璩所撰。它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以“志”为书名的一部史地类著作。也是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记载四川地区历史地理最早的一部志书。当然其内容、体例及所志范围还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地方志”，即省、府、州、厅、县等志书。其所载内容也不仅限于四川，而是包括了今四川、重庆绝大部分地区和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部分（或大部）地区在内。“华阳国”在当时并不是代表我国一定的行政区划。南宋时期，四川丹棱人李塈在“重刊华阳国志序”中，概况其内容为“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史通》、《通典》认为其应入地理类，《隋书·经籍志》、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霸史、别史类，新、旧《唐志》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归为伪史类，而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则将其列入“史部·载记类”。究竟其该归入何类较为妥当，还可进一步商讨，笔者限于篇目主题不再赘述。从体例上言，《华阳国志》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可视为早期成形之志书。

    常璩之后，又有广汉人王崇著《蜀书》叙蜀汉历史，其内容与陈寿的《三国志》颇异。南北朝隋唐时期，四川虽历经战乱，行政区划屡有变更，传统史学渐趋消沉，但地方志著作却较为繁多。这一时期，有常宽的《蜀后志》、《后贤志》及其续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作《梁益篇》；黄容的《梁州巴记》；杜龚的《蜀后志》记述赵廞、李特之乱；此外，还有采敏、谯周、王隐、袁休明、任豫、李充等，皆有记载巴蜀风土人情著作，但最有影响的当推萧梁时期梓潼郡涪县人李膺的《益州记》三卷，又名李膺《蜀记》，主要记述益州地区的地理、掌故，隋唐时期，其书犹存，乐史《太平寰宇记》多引其内容，宋以后亡佚，该书是除《华阳国志》以外古代巴蜀最有影响的地方志之一。

    到了宋代，“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图经大盛，遍及南北，四川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四川的方志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地方图经逐渐朝着门类整齐，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过渡，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等，都有专门的记载。

    宋代最为流行的地方志书便是属于地理志性质的、附有图画、地图的《图经》。北宋真宗时期曾诏令全国路、府、州、军、监、县校勘增补原有图经，呈报中央，后经李宗锷统一体例纂成《祥符图经》1566卷。但可惜的是，宋代四川的图经皆已亡佚，无从得见其详细内容了。今天我们从《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一些文献著录和引用可知，属于路一级的图经有《川陕路图经》30卷，《益州路图经》81卷，《利州路图经》63卷，《梓州路图经》69卷，《夔州路图经》52卷。属于州军一级的图经有《祥符渝州图经》、《利州图经》、《阆州图经》、《果州图经》、《广安军图经》、《叙州图经》、《茂州图经》、《祥符嘉州图经》、《祥符泸州图经》等。其中孙遇、杨蠲在北宋初年为赵匡胤绘制的《蜀中山川形势图》，尽陈蜀中地理山川、戍守处所，是北宋指挥灭蜀战争的军事地图。

    除上述图经、方志外，宋代四川学者还编纂了众多具有方志性质的著作。如南宋初期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命其属官扈仲荣、程遇孙等八人编纂的《成都文类》50卷、郭允蹈的《蜀鉴》10卷，张唐英的《蜀梼杌》2卷，宋祈的《益部方物略记》1卷等。此外，则有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张绪的《锦里耆旧续传》、王刚中的《续成都古今集记》、郭友直的《剑南广记》等。可惜的是上述著作皆已亡佚，有些仅在《宋史·艺文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大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史籍中有所记载。

    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统计，宋代四川方志约有110种，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两宋之世，史学特盛，超越汉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为特出，总宋蜀中四路图经，无虑千卷”，故蒙文通先生说：“（宋代四川方志），以余之浅陋，所可考见，近二百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不仅纂修了大量方志，也很注意对旧志的整理和补辑。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南宋李塈对《华阳国志》的整理。李塈，字叔廑，眉州丹棱（令属四川）人。“本朝元丰间，吕汲公守成都，尝刻是书（《华阳国志》），以广其传，而载祀荒忽，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予每患此久矣，假守临邛，官居有暇，益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无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相互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迁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俟能者，然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矣”。此后，《华阳国志》的刊本大抵都以李氏刻本为底本。李塈整理旧志的原则、方法及理论，放诸今日方志界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只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论题了，笔者在此不赘述。

    元代四川方志纂修并不突出，但值得一提的是虞应龙与《大元一统志》。虞应龙，字柏心，仁寿人，宋末累官至雷州。入元后，寓居湖广行省。虞氏以其杰出的地志之才，经“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泳等，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取名为《统同志》，呈献朝廷，而此时，强大的元王朝为显示国家盛况，也正有意“为书以明一统”故征虞氏入秘书监，与修大一统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授秘书少监。次年，书成，凡755卷，名《大一统志》，此后《一统志》的命名流传后世，为明清二朝所效法。虞氏在此书编纂中可谓居功至伟。中央王朝这种大规模的修志活动，促进了各地修志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四川成书的有华阳县人费著的《成都志》、王伯痒的《夔州图经》、以及《眉州志》等。这些方志除费氏的《成都志》仅存《成都氏族谱》三卷外，其余早已散佚殆尽，然从志名看，大概可判断地记途径的成分已大为削弱，内容体例日渐完备，这也预示着明清方志的发展将在宋元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局面。

    三、四川方志的定型：明代的四川方志

    明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即对方志的编纂高度重视。继洪武《大明志书》后，明代政府又先后在景泰、天顺年间大规模编修全国区域志《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不仅如此，为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永乐十年（1412）和十六年（1418），朝廷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等的编纂，均作了具体规定。永乐间，朝廷还“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参见黄艳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督促地方呈送方志，这使得地方志书的编纂在明朝建国之始就十分繁盛，编纂省志，成为通例，四川自然也不另外。而总括一省之志书，四川则称其为“总志”。明代四川先后四修总志，其书皆存于世，分别是正德《四川志》计37卷，正德十三年（1518）熊相纂。“戊寅志居体要，犹之椎轮也”其创始之功，应当肯定；其次为嘉靖《四川总志》16卷，嘉靖二十年（1541）刘大谟纂，王元正、杨慎、杨名等修，周复俊、崔廷槐重编。该志“出三先生手，而艺文独属杨太史用修，增华加丽，令洛阳纸贵。”杨慎所辑艺文64卷，另有单行刻本，题名《全属艺文志》；再次为万历《四川总志》34卷，万历七年（1579）虞怀忠修，郭棐纂，该志与嘉靖志比较，保罗更广，其内容也更为周详；明代最好一次修总志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27卷，由吴之皞修，杜应芳纂，此次重修任务主要是“于前人物、职官、科甲、经略等志，合新旧本，互有挂漏，今点定而类增之……惟艺文虽只字必仍，纤误必考，乃杜君更出新裁，补续新艺若干卷，俾成全书”。

    省志如此繁荣，府州县志也自不例外。尤其是明成化、弘治以后，修志事日益普及。加之省志的数次编修，对四川各地纂修志书，无疑也是一大促进。遗憾的是，明代四川府州县纂修的方志数量不算很多，加之大量史籍经明末兵燹及张献忠屠川之后，大多化为飞灰，迄今流传下来有据可考的志书，仅有22种，其余皆亡佚。

    四、四川方志的全盛时期：清代的四川方志

    清代是中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就四川而言，在张献忠被剿灭后，地方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开始恢复和发展。方志的编纂，自然普遍恢复起来。

    清朝统治建立后，亟需了解各地情况，获取地方知识，以便其决策施政，强化统治。于是康熙十一年朝廷即诏令纂修通志，其后，乾隆、嘉庆两朝又再次敕令修《大清一统志》，敕令一下，全国各省、府、州、厅、县遂顺时而动。以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为盛。四川许多府、州、县志，即重修或创修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不少地方官吏，既承担行政职责，又怀有文化抱负，把修志看着其任内职责所在，纵然有的官吏学识低劣，见识浅陋，但也要附庸风雅，攀援地方名流，招聘博学能文之士，开馆纂修地方志乘，以此炫耀自己的文化素养以及为官政绩。于是，有清一代，四川方志无论官修私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胜于以往，超过前代。

    康熙十一年，清王朝颁发贾汉复纂《河南通志》为通志范式，诏令各省督抚聘集贤儒士绅，纂辑当地通志，以备一统志采择。四川在中央方志体例统一从同的原则下，曾三次纂修省通志，即康熙十二年（1673）修成刊布之《四川总志》36卷；雍正时修成之《四川通志》47卷，卷首1卷，于乾隆元年（1736）刊行；嘉庆二十一年（1816）纂成刊行之《四川通志》共计226卷。其中，以嘉庆《四川通志》篇幅最大，内容丰富，体例也较为完善，实为后出转精之作。以嘉庆《四川通志》为蓝本，其后四川府、州、县所纂志书，也较前代所修完善和实用。所以四川方志的发展，实以嘉庆《四川通志》为分界线。

    四川在三次纂修省志时，同时也命令所辖各县设局修志，这就直接推动了各府、州、县志的编纂。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有清一代（实只九朝，因顺治时，四川尚未底定，故未修志）四川方志共有416部。

    清初承袭明代学风，于方志义例殊少讲究，故难免多失之简陋。降及乾嘉，考据大兴，许多著名学者如戴东原、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段玉裁等，均参加过地方志的编纂。他们多发凡起例，于清代方志和方志学的发展，颇多建树，其中又以章学诚为最。章氏不仅长期从事志书编纂，而且更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为理论，发表专著，从而使得方志在有清一代成为专门性学问。这些学者名流的直接参与，不仅促进了志书与其他史学部类的结合，也提高了清代学界对方志的重视，同时还提升了志书本身的学术内涵。四川在此风气之下，著名学者如段玉裁、张珽、李调元、李惺等都受聘主持修志，他们往往注重史料考订，讲求体例方法，先后在乾隆、嘉庆、咸丰年间编纂了《富顺县志》、《汉州志》、《罗江县志》、《阆中县志》等一系列著名方志，都足以跻身四川地方文献要典，其中纂修者的一些立意，放诸今日，仍有不少可资借用的东西。现就乾隆《富顺县志》、《汉州志》为例，或许可见概见其余。

    乾隆《富顺县志》为段玉裁和李芝合纂，为卷五，为目二十七，其内容主要是：建置、疆域、城池、治署、山川、古迹、田赋、户口、盐政、里镇、风俗、防汛、坊表、坟墓、学校、墰庙、官师、宦迹、科第、乡贤、孝义、文苑、列女、祥异、外纪。全志考证精审、内容广泛，文学价值较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水道考证，纠《水经注》之误，是为有得。段志历来与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章学诚所撰诸志并列，视为志中善本。直至民国时期，四川不少县志仍仿其体例重修，其影响可见一斑。

    《汉州志》十四卷首一卷。张珽修，侯国栋等纂。此志纂修于张珽到任后的第五年——乾隆十年（1745），次年成书后即付印。张珽到任知州后，知其旧有州志之纂修，但未曾得见。为了纂修此志，张氏专门拟就“续修汉州志访求逸事启”，刊发各地，以广搜逸事佚文，然后参阅旧志乘，补辑新事，从而纂辑成书。其启事云：“某司牧之善政可法，黎庶传为口碑；某君子之德行可风，乡里著为舆论。以至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巨制鸿章，奇闻外纪，苟有一得可采，皆当拾册而登”。该启事把征集资料的时间断限，内容、遗文、古迹、口碑、风化、舆论、奇闻、外纪等事物，一一点到，务期做到一得可采，当拾册而登，意在“虽微必录，无隐不宣”。

    接着该启事的提出的操作办法和要求是“尚祈积学名儒，好古奇士，或询之故老，或考之野乘。果咨询之既真，不惜寸褚以达，若搜辑之甚广，何嫌连牍而陈。共借宏功，用襄盛事。”正是这份难得一见的修志文献，保证了《汉州志》的成书和质量，这种对资料向社会各界广采博征的方法，也为今日编修志书所继承和发扬。其上承景定《建康志》的办法，下启后世新方志的趋向，不可不谓功莫大焉。

    道光以后，西学东渐，外侮频仍。国势日危。然四川方志编纂却成果颇丰，但佳作不多。自道光至宣统，四川共新纂补修地方志约170余种，全川几乎各府厅州县皆有刻本或稿本流传至今。方志受时代影响，内容亦有所变更，体例则略有增损，比较注意现实性和实用性。提倡富教，因时制宜，认为“从古司牧之责，道在安民。安民之方，莫先富教。而所以富之教之者，则详于志书。盖志之所在，若疆域，若土田，若户口，若政事，若人文，一展卷而了然其间，或援古以证今，或随俗以立制，或因地以制宜，参伍错综，神明而变化之，所以佐出治之资者非一端，志之系于富教不綦重哉！”，较为称许的是一些有识之士在继承前代修志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新的方志见识，并对清代前中期方志中怪诞迷信、烈女节妇以及穿凿附会的“星野”、“祥异”等内容一概删削，并指出：“修志之弊，约有五端：有就前人之书，略为增减，遂谓远迈前人，其实狙公之三四耳，其弊一也。有攘窃前人，遂为己有，如郭象之于向秀，其弊二也。有惊异立异，炫己之长，诋毁前人，其弊三也。有可疑之处，或偏袒一说，或任意删削，昧圣人阙如之义，其弊四也。又其甚者，掠美市恩，瞻徇情面，于官职则滥称名宦，于人物则谬赞贤良。弄月吟风之句，辄入艺文；索隐行怪之谈，诧为仙释，其弊五也。除兹五弊，而欲率尔操觚，戛戛呼难哉”，而这也预示着方志文本无论体例或内容，都在酝酿新的转型和变化。

    五、转型期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四川方志

    民国时期，四川尽管军阀混战不断，财政困难，各地修志，时辍时作，潦草成篇者多，精心编纂者少。尽管如此，四川省政府和一些市县当局仍对修志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也下令组织编纂各级地方志。在此期间，四川仍设置了通志局，先后两次组织省志编修工作，虽因军阀混战，修志未果，但也因此做了大量的文献征辑工作，推动各地纂修了一批县志。

    1924年5月27日，北京政府特派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任邓锡侯为四川省长。杨森随即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聘请宋育仁兼任通志局总裁(即局长)，陈酉生为协理(即副局长)，组建省志编修班子。艰难进行，至1931年底宋育仁去世时，只完成《四川通志》初稿。民国《四川通志》稿本共分9门，即：建置、图经、食货、学校、礼俗、官政、人物、艺文等。其中以建置、图经、食货、礼俗、艺文、人物6门最为重要。各门之下，再分若干子目。另有“拟选四川文征”等规划。其中编纂人员龚煦春纂辑的沿革地理部分，由他编成《四川郡县志》，于1935年单独刻板印行，该书共12卷，叙述自两汉至清朝四川地区县以上行政单位的建制沿革，是最早全面考订民国以前四川历代政区沿革的专著。该书因系作者参与《四川通志》重修工作时的相关著作，故其副题为《四川通志稿本》。该书以正史地理志为主，兼采其他舆地专书资料，按时代予以叙述考订，内容详尽，言必有据，条理清楚，并在书末(即第十二卷)附以“历代疆域沿革表”。

    民国第二次议编修四川省志，始于1942年，是年夏初，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李璜向四川省主席张群提议设立机构，续修省志。张群应允。1942年9月正式成立“四川省通志馆”。由于通志馆困难重重，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编修工作。于是有人主张就通志馆现有的人力物力，先编一部小型的《四川省志》(参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小型省志《江苏六十一县志》的做法)。在得到挂名馆长李肇甫的同意后，遂由陶元甘领导通志馆采访组全体及总务组个别人员着手编修。编书时主要以廿五史和几十部各县《乡土志》稿本、通志馆所藏志书和资料为依据。因资料少，此书《总论》部分侧重于研究，曾将四川历代人口及正史中有传的川人作出统计。1944年写成书稿，名曰《四川方志简编》。全书约30余万字，未付印。

    这一时期的县志，体例较为凌乱，佳作不多。有的仿通志局所颁《县志纲要》，有的以段玉裁《富顺县志》为蓝本，不一而足。但风气转移，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来说，都较为重视实业，关心民生，渴望桑梓富庶繁荣。例如民国新修《三台县志》，协纂张树勋于附跋中对其修志旨趣曾有说明，谓系“采各志之长，不专仿一家，亦不沿习故习，别出宗例。盖以为志者，因时而立者也。昔之志重考古，今之志重知新，故志与史同意，不必与史同裁。要以政治建设为主，尤以学术民俗物产生计为政治之骨殖，此吾蜀省志所定通例也。是以民国改建后之志书，莫不注意新政，而义例考据，则从略焉。兹编于食货物产兵事学校风俗，纪之特详，不避繊琐之讥；而于典礼艺文先贤宦绩轶事旧闻，惟取旧府志县志，以为蓝本；存废坠于将来，迹近掠美，盖亦窃师班书多仍马史之意，而不敢没前人之善也。其他于旧之略者补之，讹者正之，复者删之，兵燹后之档册莫考者阙之。不敢沿陋袭谬，为后世诟病。至闾阎幽光潜德，则搜采之后，因类编入，实事求是。”如上所引，颇具新解，县志内容，亦颇能与所标旨趣相应，颇有新政、新学意味，明显反应出时代的变化。

    除省志与县志外，民国时期四川还编纂了一批乡土志，主要荟萃一乡土人物而成，叙事范围则有乡、镇、村、寨扩大到县。其实所谓乡土志的编纂，早在清末已经出现。内容主要包括历史、舆地、格致三方面。继清以后，民国教育部于1914年也曾督促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学校的乡土教材。与全国比较，四川编纂乡土志较多。以省为范围的有《四川乡土常识》，此外还有一些以县为范围的如《南溪县乡土志》、《双流县乡土志》等。乡土志作为中小学教材而编订，故大多篇幅短小，文字浅显易懂，以传授本地历史和进行乡土教育为宗旨。这种以编纂乡土志的模式来激发地方人士热爱桑梓，鼓励少壮者努力建设家乡的编纂旨趣，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的方志工作者借鉴和仿效。

参考文献

［1］李泰棻著：《方志学》

［2］来新夏著：《论新编方志的人文价值》，收于《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博物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傅振伦著：《傅振伦方志论著选》

［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四川通史》

［5］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