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正芬

    一、中国地方志的沿革发展

    清代以来四川志书的编纂，可说是延续了中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古籍数量，据保守估计，大概不下于八九万种，而地方志的近似统计数则为八千余种，约占古籍总数10%，不能不说是一座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宝库。现存历代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共有8264种，而实际已不只此。其中以明清两代最多，明存942种，清存5701种。若按地域计，则通志130种，府及直隶州厅志1039种、县及散州厅志6595种、乡镇志326种、其它183种，其中以四川、浙江、江苏、河北、山东为最多。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四川旧志约有八百余种，占全国旧志总数的十分之一。

    （一）明清以前

    中国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于何时，历代学者有不同说法。宋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为方志之祖。而“方志”一词首见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较具雏形的地志《越绝书》约修于东汉初年。其次是晋《畿服经》，载郡县分野、山川古迹、道里田土、民物类俗外，并载乡里先贤事略，开方志记人物之先声。最早以志名书者是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汉末至东晋间巴蜀（四川）史事，此志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因而有学者以此为最古的方志。汉晋以降，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纂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其中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与后世方志关系较为密切。隋唐五代时期，图经、图志成为主流，是当时地方志的通称。宋代地方志撰述日趋兴盛，著述体例也逐步定型，门类渐广，内容也由以地理为主而兼及人事；宋代也是由图经向以文字为主的方志过渡的阶段。从汉到唐，地方志内容反映各地区的疆域、气候、山川、物产等，偏重地理方面。到了宋代，方志内容逐渐加上人物、艺文等，由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之显著进步（宋代修的《太平寰宇记》间录有名士题咏诗文，为方志有艺文之滥觞）。论方志体例，至宋已臻完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灾异、艺文等，无不毕具。此外，宋代还正式建立了方志的续修制度，即以临安一地而言，就先后有《乾道临安志》（1169年）、《淳佑临安志》（1252年）、《咸淳临安志》（1268年）三种有名的方志。而几种有名的风土小志，如《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封地方的风俗人情、物产及街头商业情况）、《都城纪略》、《梦粱录》、《武林旧事》（记南宋杭州）等都反映了各地区的社会风貌，成为地方志的补充和支流，提供了更为具体生动的历史数据。

    （二）明清两代

    明承《元一统志》（1291年成书）之后，大规模编修全国区域志，在景泰、天顺年间，分别修成《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由于政府的重视及督促，明代各省、府、州、县修志极为普遍，成书数量很可观（共修方志1600种以上，存世约有942种），而其类型也有新发展，除总志和府州县镇志外，还创修了通志和关卫志。通志或称总志、大志、大记、书、图经等，即各布政使司（省）之志。在边防地区的边关卫所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镇志。明人修志，官修演为主修，私撰志书已不多见。一般方志品种和体例更加多样化，记载内容丰富，引用原文件较多，为后人研究当时地理沿革、经济物产和风俗人物、文化著述提供莫大方便。而注重掌故，广采文献，因而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中国修志事业至清而极盛，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类型齐备。从综括全国的一统志，到各省府州县志，旁及土司、厅卫、山水；以至于乡镇村里及风俗小志等十几种类型，可称极一时之盛。清修一统志建基于通志，通志建基于府州县志，层层要求，促使全国各地纷纷展开志书的纂修工作。于是省府州县几乎无不有3志，志书之普及面极广；凡旧有区划设置者，一地往往多志，以往未曾修志的边远地区，也陆续有方志问世。清末还出现了大量专供各地学校作教材的乡土志（总数约四百余种）。此类为初级教材，叙述内容多关于本地风土经济，文字浅近通俗，体例设置往往有别于一般方志；有的分章节讲授，或径用问答方式。乡土志的编纂，不仅为清末输入西学、普及教育提供了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也为中国的地方志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此外，清人所作各类风土小志也极繁多，其内容杂记各地物产民风、遗闻琐事，可备地方志料之采择。

    清代方志的一大特色是乡镇志的纂修。一般认为乡镇志滥觞于宋代（有《澉水志》传世）。明清两代乡镇志渐多，尤以清代为盛。明代纂成53种，今存16种。清代全国共编成乡镇志318种，现存达208种，主要分布在江浙地区。明清时代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及人文荟萃的条件，是此区乡镇志发达的基本原因。这类乡镇志多属私撰性质，而省府州县之志均为官修，极少私撰。官修方志都是当政者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其编纂反映了政区地理概念。但乡镇志（特别是镇志），自其诞生始就迥然不同，所记地理范围多有不安于政区分划，而是从经济地理观念出发，按市镇经济能量辐射范围来确定，甚至牵涉数县、数府、数省。乡镇志的另一大特色是资料丰富。旧乡镇志的数量占方志总量不到5%，但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特别是乡镇志中不少记载市镇兴衰和商品经济情况，保存了市镇文化资料和地方乡绅这一社会阶层的史料，弥补了正史和官修志书的不足。近年各地新编乡镇志更方兴未艾、蔚然成风，采用新门类、新内容，注重调查研究，发掘不少新史料，且多有不落入旧志框架，体例结构更为灵活，行文更为活泼多样，更能写出各乡镇的地方特色。

    二、近代日本地志类书与地方史研究

    （一）日本地志类书的传统

    日本在奈良时代（710—794），根据朝廷命令，各诸侯国均编纂了称之为《风土记》的地方志书。据说这是模仿中国历代史书中收录地方志的方式，但本质上应是要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政治体制为目的。风土记现存五部，其中只有《出云风土记》为完本（733年，天平元年所编），《播磨风土记》、《丰后风土记》均只存一部。而从平安时代（794—1185）到镰仓时代（1185—1333），许多书籍中引用诸国风土记的逸文，估计涉及22国，计100条。这些风土记不但作为古代地志具有很高价值，而且包含了许多地方民间传说，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古文学、国语学的重要数据。江户时代（1600—1867），幕府及各藩均开展了编纂地志的活动，仿照奈良时代风土记之先例，内容为当地状况、地名、物产、历史、人物、名胜古迹、寺院神社、习俗等项目，以呈文的形式编集而成。这类官撰地志（幕府各藩编纂之总称）最具代表性的是《新编武藏野风土记稿》，这是由265卷组成的武藏野地志，约以20年时间，于1830年完成的。传说编纂体裁既仿照了奈良时代的风土记，又参照了中国的方志，还客观利用了许多古文献。这类风土记均遵守官方命令，在一定方针下编成。除这些藩修地志外，随着江户时代政治安定、交通发达和人员往来的频繁，出现许多《名所图绘》及私撰的地志。名所图绘类似导游书，中有许多地图和插图。有代表性的是《江户名所图绘》（斋藤月岑，1836）、《利根川图志》（赤松宗旦，1855）等，均有在热爱乡土的基础上，非常周到细腻观察的特点。这些地志均以居住地为中心，对周边历史地理进行实态的了解，有很独特的乡土感。明治政府（1868—1912）在维新之初，为有利于国家统治，不但重视修史，也注意到方志的编纂。1872年即在正院设立地志科，以太政官布告的形式着手皇国地志编写工作，向各省、府县指令收集有关数据、地图，并附以国郡略志，于1875年编集成《日本地志提要》，全面记述各府县的状况，包括领域、户籍、县治等事项。同年，太政官向各府县发布了皇国地志编集例规和编写方法，规定村志、郡志的编写项目。村志内容为名称、领域、幅员、管辖、沿革、里程、地势、地情、税地、贡租、户数、人数、牛马、山川、道路、港口、岛屿、神社、寺庙、学校、医院、电线、邮政所、缫丝厂、木匠房、物产、民业等项目，又新增森林、原野、牧场、矿山、温泉、古迹、名胜等项。郡志则除去森林等项目外，又加入气候、风俗、乡庄、官用地、人物等。罗列整齐划一，注重历史叙述。皇国地志虽然没有完成，但仍保存不少各府县向地志科提交的旧郡志、町村志及各地修志的稿本，这成为以后都道府县、郡市区町村等各地方自治体编志的契机，特别是大正时代（1912—1926）出版为数不少的郡志（郡是介于都道府县与市区町村之间的行政单位）。日本从奈良时代的风土记，到明治时代的皇国地志编写工作，主要是仿效中国方志，编写各种地志。此后市区町村开始独自出版地方史籍，或为市区町村内部有关人员参加，或请外部的学者、研究机构编写，记述方法与内容简明易懂，成为以一般市区町村居民为读者对象，以了解乡土人情为目的之启蒙书。这已失去了为行政提供汇集资料这一皇国地志的传统，也与作为学术研究、政策制订基础数据的中国方志编纂目的大为不同。

    （二）近代地方史志研究潮流转变

    战后日本历史学则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强调社会结构史及民众生活史的研究，意图否定以天下国家为主体的皇国史观；也对战前乡土史的研究展开批判，认为这类作品倾向中央史实人物的叙述，实证性不够严密，对社会发展理论缺乏认识，是“非科学的”。随着此种批判，乃有“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的成立（1950年11月），及会志《地方史研究》（1951年3月）的创刊，藉此联络整合全国各地方史研究团体，推进地方史研究成为日本史研究的基础，逐渐形成一种做为学术问题的地方史研究潮流。近代农村史的研究，即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诸如小农论、检地论、幕藩制阶段论、商品经济论、市场论、农民分解论等课题一一浮现。其方法主要在学者教师的指导下，对农村、山村、渔村进行集体调查；调查对象由点至线、面，扩展至地域史的研究。这类调查多见于农地改革（1945—1946）结束后不久到高度经济增长前期，它刺激了战后民主及和平主义时代地主制研究的发展。很多学者将这种调研视为学术还原于民间的形式。

    与县市町村史的编写相对应的是，在战后高度经济增长期后兴起了挖掘地方资料的热潮。对史料保存利用，诸如地方文书发掘整理编目，以现今地域区划为原则，设立机构保存典藏，这点致力最深，贡献最大，可说是战后历史学最显著的成果。地方自治体史的相关调查研究炙手可热，以致地方经济史研究的速度水平突飞猛进。各种产业史、畜业史、交通史、金融史、文化史、神社寺院史等研究在地方自治体的庞大预算刺激下，以作为制定文化事业的一环而展开，更在“地方的时代”、“地方文化的兴盛”、“地方的重新开发”等政治路线指引下，各地编写的自治体史越来越大型化、项目化。各地也常出现以行政为中心的，由乡土史家学者专家、地方史家、研究生、本科生、有志市民和史料收藏家等组成的编写队伍；甚至有同时接手几个市町村史，汇总执笔的承包式地方史家。

    1970年代前后，地域史、地域主义的理论开始出现流行，日本社会国家的中央集权性格受到批判；随着市民运动的活泼化，地域及地域住民的自主性高唱入云，对战后地方史研究及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构成史为主流的历史研究，逐渐有所批评匡正。与“地方”相比，“地域”更趋向于表现信仰、劳动、生活组成的社会和历史性综合。“地域社会史”的态度与方法是：在地域中透视出该地区的历史风土人情，地区居民的历史性认识，并在反复进行的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中，不断修正探讨。特别是对该地民众的劳动、生活、信仰、风俗、精神等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在地域社会史潮流的影响下，逐渐出现以市民（包括区町村民）来参与编写市（区町村）史的活动。市民在参加了从史料调查研讨到执笔的同时，结成了共同集体学习的组织。这种“市民创造的市史”编写工作不同于地方自治体那种以行政的力量，承包式的编撰市民史。虽然他们也依靠专家，但主体却是市民自己。这种“市民创造的市史”撰述观念，无疑是地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三、中日地方志之异同及比较

    笔者进入修志行列后，经常听到修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现象这一说法。这几乎是整个现代中国方志界的定论，但是，通过对中日两国地方志史志编纂传统的研究，特别是浙江大学陈桥驿教授，通过对中国浙江省《慈溪市志》与日本《广岛市志》两本志书的具体比较研究，证明了所谓“独有”传统确实一种认识误区。日本的编修志书风气从奈良时代延续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虽然在修志史上有起伏波折，但也不乏其辉煌时期。用陈桥驿的话说：“地方志的编纂乃是汉文化圈内的一种共同文化的产物。”

    中日两国方志的产生都是同历史、地理大有渊源关系的。日本志体源于1872年设立志科，修纂《皇国地志》，初具方志体例；而中国则早在宋代，便渐由“历史地理”的阶段发展成为地方志体。日本早期的志书多为风土记式的地志类书，后来虽有发展，但是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上，与中国的地方志比较，都不完备。不规范。尤其是近代以后，日本的方志类书，与地方史、地域史更加接近，与中国方志比较，其独立性愈来愈弱，所以在日本，现在一般不称地方志，而称地方史。

    所谓“新”与“旧”的地方志，中日两国均有同一背景：旧志是农业社会下的产品，即使有工商业，也只是该地域的现状分析，主要仍是着重伦理思想及政治上的“资治”需要而编纂。所谓“新方志”则是注重新社会下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的变化，关注社会风气及国家的需要大于伦理思想的表达。

    在理论方面，中国的旧志大致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指导及参考；在日本方面则是自称所谓“东方世界历史观”，亦即章学诚（或儒家）的理论。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后，在国家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主导，在省以下，有各级政府的地方志机构实施开展具体修志工作，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及编纂原则；而日本的新史志则强调“民众史”，人人参与，人人表达，表达一地之“社会性”，即所谓“地域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