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锋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2日 11版)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出自陶渊明的《自祭文》,意译“勤靡余劳”是一辈子勤勤恳恳,不遗余力。“心有常闲”却与“勤靡余劳”相对,意思是心灵保持悠闲。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将“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个字作为陶渊明“人格的总赞”,是对陶渊明精神特征的总体概括,这是很得要领的论断。

这两句话为什么能作为陶渊明“人格的总赞”呢?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角度思考,关键是其精义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血脉贯通。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天行健”的“行”有两解,一是用作动词,有运行之义,一是名词,指道,且以“道”解为长。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指上天运行遵循大道,刚健不已,君子也应效法上天自强不息;“地势坤”的“坤”是顺之意,顺什么呢?顺天顺道,因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指地顺承天道,君子应效法地,厚德载物,兼容并包。如此,“勤靡余劳”就是陶渊明化的“自强不息”,“心有常闲”就是陶渊明化的“厚德载物”。“心有常闲”不是指简单的闲逸,这种闲逸应是在“厚德载物”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像地一样敞开自己的胸怀,容纳万物,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时遇到事情才不会为其堵塞抑郁,能从各种负面的情绪摆脱出来,从而保持“心有余闲”。所以,陶渊明的“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和《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息息相通,血脉相承的。

我们对陶渊明一般的理解是他很飘逸,但是我们仔细阅读陶诗,会发现他的生活是沉重的,“勤靡余劳”“自强不息”是他人生的一个底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被认为是一首写得很飘逸和平淡的田园诗,人们把审美眼光更多地集中在“带月荷锄归”一句中,锄完地回家,把月亮带回家,月亮走我也走,这是多么飘逸和美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和“晨兴理荒秽”,陶渊明晚年归田后还有五个男孩子需要抚养,如果不去种地——他又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他从哪儿去获得钱财养家糊口呢?所以说他必须去种地,因此41岁归隐后,他有22年的躬耕生活。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父亲,发现地荒了当然会焦虑,一大早就去锄地,勤勤恳恳地劳作一天,肯定很疲累,但也化解了焦虑,心灵暂时得以安顿,这时候才能有一种“带月荷锄归”的感觉。因此沈德潜《古诗源》卷九评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说:“《移居》诗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云‘贫居依稼穑’,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从内心接纳辛勤劳作是陶渊明超越同时代贵族之处。

陶渊明的“勤靡余劳”为其诗歌的平淡飘逸打上底色,但这不是全部的陶渊明,陶渊明身上还有另一种精神:“心有常闲”“灵府长独闲”。这种精神是魏晋风流留给他的印记,也受到他亲近敬爱之人的影响,比如他的外祖父孟嘉。陶侃、孟嘉、陶渊明三人都能喝酒,但喜欢有深浅,作风有不同。史称“(陶)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殷)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陶侃把喝酒的量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孟嘉喝酒的态度则是“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逾”有过量之义,陶侃“不敢逾”,孟嘉则“逾多不乱”,不因此违法乱纪,而是神情悠远,旁若无人,与天地融为一体。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性嗜酒,……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以五柳先生自比的陶渊明在喝完酒后的率性态度与孟嘉更近,反而与陶侃远,这正是不为俗羁、“心有常闲”的体现。陶渊明通过饮酒、借助酒的作用融化世间不平之事,厚德载物,胸怀旷达,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渊明的心有常闲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勤靡余劳基础上的超越精神,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闲逸。陶诗的闲逸与孟浩然《过故人庄》到朋友家里过一个重阳节休闲不同,其原因就在这里。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但是它们仍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最高的境界当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在解读《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时,都往往容易忽视的前面六个字“天行健”“地势坤”。“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有根本、有依据的,它的根本和依据是天、地、自然,“天人合一”的“天”也代指自然,它类似用西方的话语所解释的人类面对的客体,但是中国古人理解的“天”不单单是一个客体,而是应该敬畏和效仿的最高存在,与人的精神是合一的。在陶渊明,这个合一的境界就是“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修身俟命,委运乘化,顺应自然以至于“托体同山阿”。

有了以上对陶渊明精神的理解,我们再来读他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会发现它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个性化传达。

正是有了“心有常闲”这样一种心境,陶渊明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发现美,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情景交融的意境,体会“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人生的各种烦恼、矛盾便像“厚德载物”一样容纳在他的胸怀之中,整个身心处在自由、自然、和谐之中。这种境界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艰难的自强不息和勤靡余劳的努力。此一底色在他这首最飘逸的诗里也隐约存在。这就是“结庐在人境”的“结”,什么是“结”?“结”就像蜘蛛织网一样,非常辛勤地去劳动,“结”可以看作一种劳动,你住的房子要去“结”,要去建造,而不应一伸手就轻而易举地得到,甚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占有。陶渊明建造的房屋不单单是一个房屋,在“结”的同时,他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理想憧憬。这里的“结”实际上就是“勤靡余劳”、自强不息在诗中留下的一个动作性符号。它是这首诗能够进入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境界的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诗境会像飘浮在天上的气球,失去了拿在手里的线绳,会破裂的。另外,要注意陶诗当中有烟火气息,那便是“人境”,“人境”这两个字也非常重要,他“结庐”为什么要结在“人境”,这也是“勤靡余劳”的底色。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理想的境界不在天上,不在未来,就在人间,就在当下,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人间的幸福。所以,《桃花源记》描绘的幸福生活有劳作,有人间烟火气息。这桃源的“往来种作”就是“结庐在人境”中的“结”,“设酒杀鸡作食”就是“结庐在人境”的“人境”。所以说,“结”和“人境”在此处奠定了这首诗的根基,它的文化基因就在于“勤靡余劳”、自强不息,因为你只有将这些筑稳了,你的心才能稳稳当当地“闲”,没有外在、外物束缚的真正的“闲”。反之,总担心哪一天会东窗事发,如何像陶渊明一样住得很安稳自在?

是“人境”就会有艰难、苦恼,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陶渊明用“心远地自偏”去付出心灵的努力,即与世俗社会当中不符合真善美的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心远”不仅是物理距离的远,更重要的是心灵距离的远,这就相当于在审美上为自己的心灵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存活的空间。只有这样,觉醒了的人,解放了的人,才是一个审美的主体,以这样一个审美的主体去观赏外物,你听到的、看到的便不会是“车马喧”,而是“东篱”“南山”“山气”“飞鸟”,于是,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了。所以这首诗的最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际上是已经从这个境界中走出来,为了更好地烘托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感受而作的结尾。

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真正以诗歌这样一种形式、用心灵去感悟到这样一种境界的人是陶渊明,也就是说中国诗歌之所以有天人合一这样一种境界、意境,中国诗歌真正能建立起个性化的诗歌意境,是从陶渊明开始的。

(作者:李剑锋,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