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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5日 11版)

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是陈寅恪文史考据的重要方法。在读诗解诗的学术实践中,陈寅恪拈出古典、今典这样一对范畴,便于更好地把握诗歌作品中的古事今情,更准确地释义混合古今的文学境界。陈寅恪的古典今典学说,对当下的学界、学术与学人,仍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义宁陈氏在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时期进入同光胜流行列。陈宝箴1895年任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期,陈寅恪父亲陈三立襄助陈宝箴实施湖南新政,变法失败后,二人被双双革职。回南昌不久,陈宝箴病故,陈三立移居南京。经此事变,陈三立决意以诗人终老。个人学养与胜流之家的人生遭际,加上江南浓郁的旧诗词氛围,使他很快成为晚清民国诗界的擘天柱。陈寅恪随父移居南京时刚刚10岁。在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长大的少年,耳濡目染中,对旧体诗文产生了浓厚兴趣。《柳如是别传》中交代写作缘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懵懂少年在舅父俞明震家中看到刚刚解禁的钱谦益诗集,而心有所动,情有所属。陈寅恪晚年写作钱柳因缘的灵犀一线,在少年时期的偷偷阅读中已经悄悄埋下。

留学东西洋后,陈寅恪在清华等校任国学、史学与文学教授,治学之路由“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到隋唐史学、再到隋唐文学。此时的中国,处在后“五四”时代。经过民主科学思想洗礼之后的中国大学与学术界,需要建立适应现代大学教育的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陈寅恪恰逢其时地成为新学科与知识体系的促进者、建构者。1931年陈寅恪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呼吁“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1931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出中国学术如能于思想上自成体系,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小王国维13岁,在清华研究院与王国维关系最好。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痛定思痛,在盘点整理王国维学术遗产的过程中,完善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其主张以“殉文化”说解释王国维的自沉,并以“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口号,提升包括王国维在内的现代知识人的思想品格与学术境界。1934年《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凡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归于此类。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辽金元史及边疆地理之作归于此类。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归于此类。陈寅恪在《序》中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在“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一学术大目标下,陈寅恪在以诗证史和诗史互证方面,别有体会,并在学术实践中积极实践,使之日臻成熟。以诗证史、诗史互证,逐渐成为陈寅恪所概括的王国维释证、补证、参证之外第四种文史考证学方法。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体系中,陈寅恪赋予古典、今典这对概念以重要的阐释学意义。

陈寅恪回国之后的研究范围在“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其关于佛经翻译传播、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属于西方东方学的分支,充满着比较与对比研究的思维。在转向中古史研究后,这种学术方法被继承下来。1931年,陈寅恪有《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以杜甫《咏怀古迹》中“羯胡事主终无赖”一句,为庾信《哀江南赋》最末一节“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下八句诗作解,开启个人学术研究以诗解诗的模式。1935年有《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从元白诗的记载中,寻求地方官吏法定俸料之外,可能存在的正当收入。这是陈寅恪有意识进行的以诗证史的实践。在不断开展学术实践的基础上,1939年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提出“古典今典说”: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

陈寅恪对今典古典的第一次界定有以下几层意思:一、今典与古典的区分是因“解释词句,征引故实”的需要而存在的;二、今典与古典的区分在时代,今典是今日之时事,古典是历史之故实;三、就解诗而言,对今典的把握难于对古典的把握。

陈寅恪以《哀江南赋》为例,做了一个区分古典意象和今日时事的示范。庾信原为梁朝人,与徐陵同为萧纲的东宫学士,创“徐庾体”。554年出使西魏,被留滞长安。庾信熟悉齐梁文学声律对偶之学,在西安洛阳的长期生活中,又接受北朝文学的苍浑劲健之气,是南北文学交融的主要人物,对唐代诗、赋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晚年作品常有故国之思。陈寅恪首先确定《哀江南赋》的写作时间是在578年12月,周武帝已崩,宣帝即位,尚未改元时期。此时庾信65岁,已由洛阳刺史征还长安。其次,论证庾信之作是其看到沈炯《归魂赋》后而作。沈炯南归后有《归魂赋》,欲求南归而不可得的庾信有《哀江南赋》。因此,学界人“注《哀江南赋》者,以《楚辞·招魂》之魂兮归来哀江南一语,以释其命名之旨。虽能举其遣词之所本,尚未尽其用意之相关。是知古典矣,犹未知今典也”。同理,其赋末结语为写作意旨所在。“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二句,非仅用李将军、楚王子之古典也,亦用当时之“今典”焉。通晓“故时将军”“咸阳布衣”的今典,才能充分理解庾信依恋江南不得南归的痛苦。

陈寅恪抗战流亡中的三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被合称为“唐史三书”,三书中作者对《元白诗笺证稿》增改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此书初成时七万余字,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本约26万字。其中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例证甚多。《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学研究的标志。

文学研究一直是陈寅恪不能忘怀的领地。他为王国维遗书作序,专门将王国维的文学研究立为一类,以为用外来观念解读中国戏曲小说是王氏开风气之先之处。陈寅恪多次在著述中提及自己喜读小说,其晚年写作《柳如是别传》,专门注明自己在衰废之年著书,“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又在《柳如是别传》中别出心裁地指出:明末的吴越名姝,与清初《聊斋志异》齐鲁狐女,分别是明、清两代与南北两地文人眼中的尤物,时代与地域的差别,使文人对名姝和狐女的表现各有不同。看似偶然一笔,却是作者熟悉中国小说的证明。1953年以后,陈寅恪研究弹词,研究钱柳因缘,使陈寅恪向文学的研究跨出了一大步,也向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中的今典古典的发明应用跨出一大步。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部分再谈释证之学: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

这段话可以看作陈寅恪关于今典、古典的第二次界定:今典是考证本事,理清当时之事实;古典是解释辞句,明了旧籍之出处。第二次界定比第一次界定更为明清简洁,更重要的是陈寅恪第一次界定后的学术操作是一篇论文,而第二次界定后的学术操作,是80余万字的著述。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更大更广泛。

钱谦益主盟文坛五十年,是一个有诗两千余首,著作等身的文人,又是经历降清复明活动故事甚多的东林党魁首。清乾隆时期,因其贰臣行为,著述被列入禁毁之列。其族孙钱曾注钱谦益诗集,因抵触时禁,宜有所讳。钱曾深恶柳如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交往本事,有所隐蔽不著。加上文人民间流传的有关钱柳的记叙与史料,也因禁毁及时间久远,湮没漫灭者不少。这给三百年后追寻钱柳因缘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且陈寅恪在立志追寻钱柳因缘时,已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他必须依靠学术助手的帮助,才能完成研究与书写。

明知困难重重,却要勉力而为,这是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表达的心情。《柳如是别传》的写作,除了成就当年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那个懵懂少年“温旧梦,寄遐思”的文学之想外,作者还有“自验所学”的冲动:自验所学其一是“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这些均为陈寅恪下过功夫的学术领域;自验所学其二,是钱之高文雅什、柳之清词丽句,多有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解读钱柳之诗,正为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方法,提供用武之地。温旧梦寄遐思与自验所学的两大学术目标,成为陈寅恪“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的重要凭借。

因为研究任务艰巨,陈寅恪为《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制定了严格的释证范围及义例。其与“今典”“古典”运用有关的原则如下:第一,重在今典。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考证甚详,以补钱曾原注之缺。无关钱柳之诗的本事从略。第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其最原始出处。如原始出处不足通解诗意,则可引与诗意最洽接者。第三,钱柳因缘诗,不仅注重今典、古典,还需注意两人酬和诸作的微妙互动,以求真实体会真实描述。

《柳如是别传》读起来是艰涩佶屈的。步步为营的求证,使阅读无法流畅。陈寅恪对自己用十年工夫完成此著,是富有成就感的。其书后偈言云:“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依靠今典古典的转换,解读古人古籍,是困难重重且危险重重的行为。今人的阅读著述,都是对古人古籍的一种新解与重建。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序时,对上述困难与危险有过提醒和警告。陈寅恪认为对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原因在于古人著书立说,有其环境、背景及时代之真相,如无真正了解,如无契合同情,则可能流于隔阂肤廓。但物极必反。如神游过度,同情失当,又极易流于穿凿附会。穿凿附会之弊,其为害不亚于隔阂肤廓。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讲“晋与唐文化史”课程时,谈学术界研究现状,有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的评价。失之滞的旧派,满足于资料,而很少有立论见解;失之诬的新派,有条理解释,但离真实很远。解读陈寅恪今典古典之说,重温陈寅恪当年的学术立意,对当下的学术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作者:关爱和,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