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旭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6日 13版)

《诗品》东渐日本的故事

《诗品》东渐日本,是一个优美的中国故事。

钟嵘《诗品》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成为“百代诗话之祖”。《诗品》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经典,而且是世界文学理论的经典。在进入日本诗人、歌手的“期待视野”以后,东渐日本;并对日本文学、日本和歌的创作与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诗品》是如何东渐?何时东渐到日本的呢?

最早把《诗品》带回日本的很可能是遍照金刚(公元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他于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在中国留学,与中国僧徒、诗人多有交往。回国时,他带走了大量的汉诗汉文典籍,应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语和文学的需要,排比编纂而成《文镜秘府论》一书。

《文镜秘府论》第一次引用《诗品》之名。《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征引了隋代刘善经《四声指归》,其中引用了《诗品》论声律的几段文字:“颍川钟嵘之作《诗评》(即《诗品》),料简次第,议其工拙。乃以谢朓之诗,末句多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嵘又称:‘昔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往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晔、谢公颇识之耳。’”

几年后,唐元和末年(公元820)前后,日本天长四年(公元827),良峰安世等人总其成的日本汉诗《经国集》中,又有《诗品》的消息。在《经国集序》里,有明显模仿、化用《诗品》成句的地方,如:“譬犹衣裳之有绮縠,翔鸟之有羽仪”,明显来自《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琬琰圆色,则取虬龙片甲,麒麟一毛”,明显化用了《诗品·晋中书潘尼等人》条“文彩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清拔之气,缘情增高”,明显出自《诗品·晋太尉刘琨》条“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可见,《诗品》在公元820年前后即传入日本并开始流传,《诗品》的语言句式,以及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已被日本诗人引用、接受,成为他们思想和语言的一部分。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七十年后,宽平二年(公元890),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明确著录了:《诗品》三卷(见“小学家”类)、《注诗品》三卷(见“杂家”类)。可证《诗品》传入日本的下限,当在公元890年此书成书以前。

《诗品》对日本和歌的影响

《诗品》对日本和歌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对纪贯之《古今和歌集》的影响上。《古今和歌集》是继《万叶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响的和歌总集。延喜五年(公元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诏编选,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纪贯之等进呈;选诗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纪贯之所作“真名序”(汉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

这两篇序文论述和歌的起源、本质特征和社会功用,揭示了和歌发展的历史,品评历代歌人的优劣,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创作及批评的理论;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学的基础。因此,一千多年以来,不仅“二序”被日本人奉为圭臬,视为珍宝;纪贯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诗学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为和歌理论和散文文学的开山祖师。但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学习、继承、祖袭钟嵘《诗品》的基础上构建的。

纪贯之不仅吸取了钟嵘的美学理想,且从作意、章法、结构乃至遣词造句、语言修辞上师法钟嵘《诗品》,并受《诗品》散中夹骈行文风格的影响,一些词句和比喻,如“此意强而才弱也”“文繁而意少”“其情有余,其词不足”“其词花而实”“巧咏物”“首尾停滞”“半为妇人之右,难进丈夫之前”等等,都直接运用或化用了《诗品》的成句。

《古今和歌集》开其端,历代日本天皇都下诏编纂和歌,如《和歌三代集》《和歌八代集》《和歌二十一代集》,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诗品》影响。

日本学者对《诗品》的研究

《诗品》东渐日本以后,出于对汉诗创作及和歌理论建设的需要,从天长年间(公元824—834)开始,到明治(公元1868—1912)时代,日本诗人对《诗品》经历了一个从感性上学习、摹仿、化用,到理性上分析、研究的过程。

20世纪以来,《诗品》更是引起日本学者研究的兴趣。明治四十一年(公元1909),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中设有专门章节来论述《诗品》。20世纪30年代,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认为《诗品》应为一部五言诗选的附录。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品》在日本学术界形成新的热点,最令人注目的,莫过于“《诗品》研究会”的成立。昭和三十七年(公元1962),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高木正一和高桥和巳发起成立“《诗品》研究会”,对《诗品》的字词、典事、义理、观念,进行全面的研讨。参加的学者有: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清水茂、兴膳宏、田中谦二、尾崎雄二郎,东京大学教授福永光司,东北大学教授村上哲见,神户大学伊藤正文、一海知义,广岛大学小尾郊一、铃木修次,东洋大学教授船津富彦,立命馆大学教授白川静、笠原仲二,以及岛根大学、名古屋大学等二十多位教授,可谓集中了日本汉学有关方面的精英和新锐。从“《诗品》研究会”的成员看,其人员分布之广,研究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的。是日本承认《诗品》在日本的影响,并对研究感兴趣的最好证明,它直接形成了日本的“《诗品》热”。

二十多位教授根据自己的专长,在研究上作了分工。有人专事文字校勘,有人专作词章训诂;有的擅长思辨哲学,有的作旨意的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诗品》进行逐字、逐句、逐行、逐段的研究,然后将成果汇集成《钟氏诗品疏》在《立命馆文学》上连载发表。高木正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加工,完成并出版了《钟嵘诗品》,标志着日本学者的《诗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诗品》研究会成立期间,韩国文理科大学的车柱环教授,法国法兰西学士院的保罗·戴密微博士也参加了讨论(高木正一《钟嵘诗品》前言)。因此不妨说,这是一个以日本学者为主,由韩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参加的国际《诗品》研究会。这使《诗品》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诗品》东渐日本的意义

第一是揭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亲缘。在中日文化双向交流的大背景下,《诗品》“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四季感荡”和“人际托怨”的诗歌发生论,及其诗歌史观和美学理想,在影响和歌理论和创作的漫长过程中,与日本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相融合,已和谐地进入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结构之中,成为日本和歌精神和民族审美意识,如“雅”“佗”“寂”“物之哀”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二是促进文化上的双向交流。在新世纪,东亚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也应在文化、学术上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加强对异质文化和不同观念的理解。《诗品》作为中国汉字文明的重要产物,在千年的流传中,现在已经融入了东亚各国文化的血脉,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精神财富。因此,在东亚的平台上,东亚各国学者相聚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学术交流和切磋中认识历史,取长补短。这在国与国之间,学术与学术之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是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国际话语权,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诗品》对中日后世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使得《诗品》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以《诗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重视《诗品》,特别要揭示其走出国门,影响日本和东亚文化史的全过程,无疑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作者:曹 旭,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