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群红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6日 13版)

清人章学诚评论《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非常精确地揭示了《诗品》与《诗经》的关联。虽然《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但离开了《诗经》的传统,就无从谈起。那么,钟嵘《诗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发扬《诗经》传统的呢?

首先,钟嵘在突出五言诗体制优势的同时,并未否定《诗经》的典范价值。他在《诗品》总序中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此处四言,即指《诗经》。钟嵘所论“文约意广”与下文“文烦而意少”并不矛盾,前者就《诗经》特点而言,后者乃评汉魏以来的四言诗创作。他认为以四言句为主的《诗经》,具有语言精约而意蕴深厚的特点,而其后的四言诗创作,本该“取效《风》《骚》,便可多得”,然而与《诗经》创作成就比较相差甚远,文繁意浅,内蕴不足,再加上五言诗的兴起,故汉末以来文人多转而进行五言诗的创作。民国学者叶长青阐释钟嵘这段话说:“盖四言体制,率备《葩经》,至矣极矣,蔑以加矣。穷极生变,自四言而五言,乃时叙之演进,亦趋势之所必然也。”(叶长青《钟嵘诗品集释》导言)韩愈《进学解》说“《诗》正而葩”,《葩经》即《诗经》。虽然钟嵘更强调五言诗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然而他并未将“风诗”“文约意广”的特点抹杀掉。

其次,钟嵘重视“诗人之风”的传统。他批评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就是以此为标准,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钟嵘十分痛心地指出汉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词赋,而丧失了“诗人之风”,《诗经》时代创作诗歌的传统。另外,从他对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致”的评语来看,其隐含的评价标准是《国风》委婉含蓄的审美趣味,所谓“诗人之风”,还指汉代文人诗已经失去了意在言外的“风诗”传统。

更重要的是,钟嵘将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诗推源到《风》《雅》上。据钟嵘的推源溯流,大体有《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之分。其中,《国风》派是钟嵘格外倾心的。他论上品之《古诗》“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故源于“文约意广”的《国风》。钟嵘又论上品之曹植诗亦“源出于《国风》”。他对曹诗有“情兼雅怨”之评。何谓“雅怨”?有学者认为曹诗“雅”源于《诗经》,“怨”出于《楚辞》;有学者认为“雅怨”之评,指曹诗兼具《国风》与《小雅》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特质。笔者则认为,“雅”即正,“雅”“怨”之情皆符合《诗经》传统,皆符合性情之正。就文体风格而言,钟嵘评曹诗“体被文质”,曹诗的情感表达既含蓄蕴藉而又鲜明爽朗;而《国风》相较于《小雅》,语言更为质朴,又往往意在言外,不失于委婉。钟嵘认为曹植五言诗无论是情感性质,还是艺术风格都达到了《国风》的高度。

阮籍是钟嵘认定的唯一的《小雅》派诗人。阮籍诗列于上品,钟嵘评其“洋洋乎会于《风》《雅》”,虽兼有《风》《雅》之特点,而更近于《小雅》。司马迁《史记》引刘安语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朱熹《诗集传》认为变《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阮籍《咏怀诗》“每有忧生之嗟”“志在讥刺”的内容,与《小雅》大旨相当契合。钟嵘又从言意关系角度,评《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文心雕龙》亦曰“阮旨遥深”。钟嵘的评价自然带有玄学色彩,然而,他又重视阮诗与《小雅》的联系。晚明诗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一书中,论变《雅》诗风格曰:“正雅坦荡整秩,而语皆显明;变雅迂回参错,而语多深奥。”从语境可以判断,许论变雅为变《小雅》,而阮籍诗风显然与变《小雅》风格颇为一致。钟嵘所评不误。

那么,为何钟嵘建构的五言诗源流体系中无《大雅》诗派呢?《大雅》言天子之政。正《雅》,言王政之大体,为正经;而变《雅》,汉郑玄《诗谱序》曰“始于厉王”。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宋朱熹《诗集传》亦认为“《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则又论变风、变雅风格之别曰:“变风、变雅,虽并主讽刺,而词有不同。变雅自宣王之诗而外,恳切者十之九,微婉者十之一。变风则语语微婉也。”从语境推断,许氏所论变《雅》指变《大雅》。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的确绝少变《大雅》之类的直言告诫君王之作,因而钟嵘无从分出《大雅》一派;另一方面,钟嵘不喜好诗人过度用典,也说明了他更倾心于《国风》情感表达委婉含蓄而又不隐晦一类的诗风。

同样重要的是,《诗品》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作为五言诗创作的标准,这也与《诗经》联系密切。“风力”的内涵接近于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风骨”,而“风骨”又与《诗》教不无关联。《文心雕龙·风骨》开篇即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刘勰很重视《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儒家教化作用,认为“风骨”的艺术感染力与《国风》的化感作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钟嵘亦很重视五言诗作者对《诗经》讽喻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如他评西晋左思诗源出于同列于上品的建安刘桢诗,论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讽谕即委婉喻示之意。刘桢的《赠从弟》、左思《咏史诗》等均体现了一定的批判现实与反思历史的写实精神。钟嵘将正始名士何晏诗列为中品,评其《鸿鹄》之篇“风规见矣”,“风规”乃“讽谏”之意。何晏《言志诗》有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反映与讽规。钟嵘又论应璩诗出于曹丕,评其诗“得诗人激刺之旨”,其说近于《文心雕龙·明诗》所评“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文选》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诸家均言应璩《百一诗》得《诗经》作者正得失、移风俗之旨。钟嵘又评陶渊明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陶诗的“田家语”不无暗含与应璩、左思一致的对现实官场的批判。不过,由于钟嵘非常重视五言诗的文采,往往以“丹采”作为区分上中下三品的重要标准之一。钟嵘将语言相对质朴的应璩、陶渊明诗,均置于中品;而刘桢、左思等人虽“气过其文”,然尚不失于典雅,故列为上品。

钟嵘倡导风骨与文采并重,到了唐代,陈子昂、李白等更高举《诗经》的传统;比较而言,这不仅反映了诗评家、诗人的个性差异,也体现了时代、社会环境、诗歌自身的发展对诗论的影响。尽管如此,考察钟嵘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不失为我们解读《诗品》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汪群红,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