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母亲的闺蜜

高善峰

母亲去世接近九年,我一直想圆与她在世时的一个约定——其实不如说是我日益强烈的念想——去看望她儿时的伙伴,她的闺蜜,我的姑姥。

姑姥与母亲待字闺中时,是前后屋的邻居。她比母亲小两岁,但按照村子里的辈分论,母亲要称呼她为姑,所以我要喊“姑姥”。这并不影响她们从小就成为好朋友。她们只是没有在一个锅里吃饭,却经常在一个被窝里睡觉。

姑姥父亲去世得早,我的外公外婆家因为田地比较多,经济稍好,便经常帮衬她家。用姑姥的话说就是,她从我外婆那里得到了“长嫂如母”般的关爱。后来,我母亲经常告诉我们,姑姥嫁到集镇上的张家后,夫妻俩吃苦肯干,敢为人先,经济上越来越好,每次回娘家,姑姥都会给我的外公外婆带礼物、给现金,一直持续到他们去世。

姑姥最早给我留下印象,是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嫁入我们高家之后,因多方面原因,家里经济相对困难。我小时候体质较弱,恰恰又比较挑食,不爱天天吃令人反胃的清水煮红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年月,我经常惦记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白面馍馍。有时跟着父母去参加婚丧嫁娶的宴席,事主家给每个来客发的白面馒头、白鸡蛋,我都视若珍宝。那种白面馒头,一层一层,裹得很紧,一边吃,一边还会掉渣,是被我当作稀罕的零食对待的,超级美味。

记不清楚到底是几岁时的某次,跟着母亲去外婆家,返程时,她说要带我去姑姥家。

那时,利用嫁在集镇的优势,姑姥家在人来人往的街口开了一个商店。对我诱惑最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去了,姑姥亲热地拿出饼干啊果子啊糖啊什么的给我吃。她白白净净的,笑眯眯的,很和善。对一个肚皮长期处于极度干瘪状态的几岁的孩子来说,姑姥的这个店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啊!以至于在那之后的四十多年,我一遍一遍在回忆那个美好的场景。

所以后来,每次和母亲一起去外婆家,我总是跟母亲提出,返家的时候经过姑姥家。但母亲却一共只带我去了寥寥几次——长大后我才明白她是有顾虑的。

之后的数十年间,那些曾经含化在舌尖的糖块一次次渗出陈年的甜,那些甜蜜的回忆,像一种声音,一次次督促我尽快行动起来。今年正月十五后的一天下午,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寻找那个魔力商店,去完成我与母亲的约定。

集镇完全变了,老街不见了,青石板不见了,那个充满美好回忆的小店也早就消失了,都被一栋栋楼房、一条条新街道取代了。一路打听问寻,经多人指引,才找到姑姥的家。

敲门无人应答。轻轻推开门,小心探头进去,看到一个狭小房间里坐着一位老婆婆,戴着帽子,正刷着手机。看到有人进来,她抬头看着我,我也仔细看着她,都没有说话。我不敢肯定是她,就走到近前端详确认。是她!是那个四十多年前给我饼干给我糖吃给我留下半生美好回忆的姑姥!我控制着激动的情感,声音清晰而肯定地对她说:您是我的姑姥啊!

“姑姥”“姨姥”这样的称呼,在我的老家,是一种特殊的称谓,意味着自己的母亲和对方是有特殊亲戚关系的。听到我这样称呼,她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门边,继续看着我:“你喊我姑姥,你是谁?”

“我姓高!”我看着她说。“我姓高”这三个字一出,姑姥神情大变,伸出她那一双无比粗粝的大手,抱着我的脸颊使劲摩挲着:“我的乖乖,你是小运啊!”她马上喊出我在外婆家这边的专用名字!姑姥竟然清楚记得当年那个爱吃糖的小孩!尽管上次见面已经不记得是何年何月了。

在一下午的回忆中,我第一次从她这里听到了很多当年的故事。

姑姥说,我母亲是和她同一年出嫁的。当时姑姥22岁,我母亲24岁。母亲出嫁当天,原计划高家是要用大车接亲的。“大车”是那种纯木头的,四个轮子也是木头,两边车身较高,牛拉,类似于平板车的豪华版。但因为当天大雪,大车难行,改用拖车(拖,读四声,农村拉犁耙的专用工具,没有轮子),依然是牛拉。

姑姥还告诉我,她们出嫁那年,村子里有八位待出阁的姑娘,年龄相当,长相相仿。现在八人中已去世三人,其中,就包括我的母亲……

聊天过程中,姑姥打电话把她正在街上经营生意的女儿、外孙都叫了回来,与我见面。“陌生”的我们相互“交换信息”才发现,两家的子女都是听着对方家庭的故事长大的,分别都能叫出对方家里孩子的名字。就在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81岁的姑姥爷(姑姥的丈夫)带着他的外孙,正朝我的车上装着各种礼物。

返程路上,晚霞在车窗上流淌成河,我的泪水一直止不住地流。车子穿过的乡间公路,两侧都是正在肆意生长的深绿色麦苗。透过车窗与泪水,我恍若看见两位短发少女正穿过时空的麦田,将记忆的种子播撒在后辈的掌纹里。有些约定从不需要刻意兑现,当我们在时光长河的两岸彼此凝望时,那些未竟的絮语早已化作星辰,永远悬在血缘织就的长河之中。

来源:《四川日报》2025年3月7日第12版

作者:高善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