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琏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18日 11版)

孔子弟子传其师说者至今只存《曾子》一家

孔子(前551—前479)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徒讲学,整理五经,是孔子所做最重要的事业。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不及弱冠就在鲁国收徒学礼。但较大规模的聚徒讲学,是在“阳虎之乱”(前502)之后:“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一年,孔子49岁。据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亲耳聆听了孔子的讲说并整理为文本流传下来的,除了《论语》前10篇(后10篇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之外,并不多见。

《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子张、颜回、漆雕开为孔子弟子,而这三家皆无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儒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其中孔子弟子有:《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共三家四十七篇。《曾子》有部分流传下来,保存在《大戴礼记》中有十篇,《礼记》中有《大学》一篇(疑似者有《孝经》、《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王言》),而《漆雕子》《宓子》皆散佚不传。也就是说,孔子众多弟子中传孔子学说者,只有《曾子》一家,其余都没有著述传世。

《子羔》篇是孔子学说的嫡传,其《孔子诗论》是子羔传述的孔子《诗》学,是与子夏所传孔子《诗》学不同的另一个系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子羔》,是一篇佚失已久的孔子弟子子羔传其师说的文献,弥足珍贵。《子羔》包括《鲁邦大旱》(存6支简)、《子羔》(存14支简)、《孔子诗论》(存29支简)三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作为三篇独立的文章收录,《孔子诗论》收录在第一册,《子羔》《鲁邦大旱》两篇收录在第二册。由于出土时编连绳索朽烂,整理者只能根据内容断定为三篇独立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字迹相同、行款相当,为同一人所抄,竹简的长度、宽度、厚度相同,竹简两端削磨精细,呈弧形,可见原本是抄在一个写本上,而且竹简第9支的背面有“子羔”二字,作为这个写本的总题名。马承源、李学勤先生皆把抄录这三篇的竹简称为“一卷”或“一册”。

这三篇文章,是研究孔子思想的珍贵资料。《鲁邦大旱》(以首句为题)记述鲁哀公因国内发生了大旱,就请教孔子解决的办法。孔子认为旱灾是由于统治者刑罚与德惠失当的结果,所以首先要纠正刑德之失当,同时要隆重祭祀山川之神,并解释说祭祀是为了安慰老百姓。可见孔子是重人事,轻鬼神。所以,《鲁邦大旱》表现了孔子的鬼神观。《子羔》(原题)篇前部分叙述夏商周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出生神话,后部分讲尧舜禅让的故事,而三王始祖的神话是为尧舜禅让作陪衬。李学勤先生说:“全篇的中心,是以舜为例,说明黎民有德也可以受命为帝,而且超越三王之上。”《孔子诗论》(拟题)是记录孔子对《诗》的点评,先总论《诗》旨,接着评说《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类,然后评说具体诗篇,存有61首诗的评论。《鲁邦大旱》,表明孔子关注农业,把人民的衣食作为第一要务;《子羔》篇讲古史传说,讲人的德行胜过出身;《诗论》说明乐教只能建立在衣食足的基础之上。作为统治者,首先要考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有德行,要有仁爱之心;最后要加强礼乐教化。所以,把三篇结合起来,才是子羔传承的孔子的“为政”思想。

这件写本上三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呢?过去涉及较多的是《诗论》一篇。李学勤先生认为,“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李先生推断《诗论》的作者是子夏,主要是根据传世文献中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的记载,并没有考察《诗论》的写本情况。

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17岁就有弟子学礼,49岁开始规模授徒。《诗经》是他花精力最多的课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当时流传有众多的《诗经》写本,比如郭晋稀先生就发现《诗经》中隐含着大量“组诗”,一组诗大约是一个写本,即抄录在一件简册上。不同写本上的诗大量重复,孔子及弟子经过文本校对,去其重复,整理为305篇诗。跟随孔子学《诗》的弟子不止一届,年龄差距较大。子羔比孔子小33岁,大子夏11岁,他应当比子夏更早接受孔子的教育。竹书的制作者把《鲁邦大旱》《子羔》《孔子诗论》抄录在一件写本上,用一个统一的题目“子羔”,除了都是记载孔子的有关言论外,还表明这三篇都传自子羔。

《诗论》论《诗》的次序与汉代以来的“四家诗”不同:《诗论》为《颂》《大雅》《小雅》《邦风》,而四家诗是《国风》《小雅》《大雅》《颂》。四家诗是子夏一派的传承,而子夏一派之所以传播力度最强,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孔子死后,子夏居魏国的西河之地教授生徒,魏国王侯大臣多从其学,魏文侯就是他的学生。《汉志·六艺略》“诗类”只著录了鲁、齐、韩、毛四家之学。学者已经注意到,出土的阜阳竹简《诗》、尹湾汉简引《诗》、海昏侯墓出土《诗》简,都不属于四家诗任何一家,说明当时流传的《诗》种不止一家,未入官学者就不能载之于史书。子羔所传《诗论》在战国时已不为学人所传,至汉则湮灭不闻。孔子讲学数十年,《诗》是他反复讲授的内容,弟子入学时间有先后,传授有差别,子羔之《诗》和子夏之《诗》都来自孔子,《诗论》是孔子早年的《诗》学观,其传诗的次序和对诗义的阐述有较大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

竹书《子羔》为“子部”典籍的原始形态

我们现在所见先秦诸子,大多编成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群书之时,成于先秦的不多。战国至汉初,“单篇”和“成书”之间的界限区分并不严格。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前言说:“书之异于篇者,以独立单行为原则,篇之具有书的条件,实已无异于书。”子书为私家之著述,以交流运用为目的,故一般篇幅短小。出土简牍证明,官书有一百甚至二百多支简为一件写本者,而私人流通的一件写本,多数在六十支简以下。先秦子书,每篇以三千字左右为多;如果字数多了,就分为数篇,如果字数太少,就合数篇为一件写本。《老子》为早期子书,今传本分上下篇(编),则初期抄在两件写本上,上下篇各2500字左右。《荀子》中一些篇章,如《修身》《非相》《王制》等,一篇之中有诸多小标题,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文中有标题例”一节,专说其事。这些小标题说明,本篇是由诸多短章合并而成。它们本来是书写在“牍”上,后来整理成简册,写本扩大了,就把数篇“牍”上的短文按内容移录到一件写本上,成为一篇文章。《汉志》中作为文献单位名词的“编”“卷”“篇”,学者虽尽力分别其意,实际上很难区分。编连成一件写本名“编”,把这件写本卷起来方便使用名“卷”,“编”和“篇”都从“扁”得其音,意思也相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的河边得到神秘老人送一“编”书,裴骃《史记集解》:“编,一本作篇。”沈约《晋书》记载出土的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可见“一编”“一篇”“一卷”在这里是内涵一样的。要说明的是,自具首尾、意思完整的一段文本叫“篇”,编连成的一件写本也叫“篇”,一件写本(一编、一卷)上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以抄数篇文章。战国到汉初的著述多单篇流传,也就是以一件写本的形式流传。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子羔》这件写本包括了三篇文章,可以算作一编书,以传授者子羔为书名,正是早期著述命题方式。战国书籍以人名命名方式比较普遍,但学者能见到真本,则《子羔》可谓典型。《子羔》三篇现存1570多字。按照现存每支简抄录55字算,整个写本约有2700字。战国时期私家所用一件写本大致2000字至3000字,则《子羔》仅散佚了少部分内容。因此,竹书《子羔》为“子部”典籍的原始形态。

(作者:伏俊琏,系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