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爱菊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03日 11版)

【青年学者论坛】

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并非凭空产生,其渊源有自。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官学下移是推进先秦儒家君子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学界对官学、私学关系下的君子观念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实则二者紧密相关,私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官学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君子”是联结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里所谓官学,是指周朝官方之学,周王朝以法律形式颁布的教育制度,官学受教育的对象主体是贵族子弟,也包含平民百姓。在周制的各级行政单位上,都设有教育机构,如州、党的庠、序。官学主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授内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官学的教授内容与孔子开创的私学之教并非没有关联,孔子曾教诲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及传授七十子之徒“礼乐之教”,都说明私学和官学的共通性。官学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选士”,即选拔人才:“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周礼·乡大夫》)“选士”制度三年一期,其测试内容是“德行”“道艺”,目的是“兴贤者、能者”。乡大夫主持“选士”的选拔程序,将选拔结果“书于王”,“选士”制度促进了人才培养,为周王朝的行政体系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兴贤”“兴能”的良好风气。但官学随着周室的东迁而逐渐没落,春秋时期官学已经严重失能,《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颁布律令以兴“选士”:“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乡长之职本为选贤举能,无需以律法形式明令禁止其“蔽明”之举,可见春秋时代官学“选士”之制已呈衰败之势。

至孔子时代,官学失能现象愈演愈烈,孔子曾说“学在四夷”,感叹官学的没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见官学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局势,私学的兴起延续了官学职能,先秦儒家君子观念正是在这一局势下,经由孔子的大力推动得以发展。孔子大力提倡私学,培养了大量文质彬彬的贤人君子。孔子主张君子“文”“质”兼备,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君子文化。不过,应该注意到,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有关“君子”的培养理念,与周代的官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首先,从培养目的上看,官学追求的“德行”“道艺”与孔子提倡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相一致。官学本身是“兴贤”之举,是为了选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员,所以对德行和道艺有明确要求,这从传授者必须是“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的师资要求上就能看到:“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白虎通·庠序之学》)重“道艺、孝悌、仁义”在官学失能后并没有彻底消失,儒家将其延续下来并使之成为自身学说的核心。《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对德行的重视毋庸置疑,对“道艺”的重视在孔门七十二子行迹中皆有体现,试以四科之一“言语:子贡”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田常在齐国作乱,欲加兵鲁国以转移国内矛盾,孔子听闻鲁国有难,令弟子游说各国诸侯以靖国难。子贡一出,鲁存而齐败,汉人极为赞赏子贡之才:“有颜冉之资,臧武之智,子贡之辩,卞庄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鲜。”(《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以从“德行”“道艺”来看,孔门培养的学生,和官学教育目标相一致,既有“德”又有“艺”。后世往往将“君子”视为抽象的道德概念,实则与先秦儒家理念不甚相符。

其次,从教学内容上,官学主张“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相一致。孔子对《诗》《礼》的重视,于孔鲤承庭之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可见一斑。《诗》学《礼》学在孔子时代仍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政治活动中的宴会饮酒、朝聘祭祀、诸侯盟会无不渗透着《诗》《礼》精神,所以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孟釐子曾嘱咐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这是因为孟釐子曾因不懂外交礼节而使鲁国形象受损,《左传·昭公七年》云:“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鲁昭公与郑简公、楚共王三国君主相见,孟僖子(即孟釐子)不能相仪,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因而孟釐子死前嘱咐其子向孔子学礼。孔子的《诗》教《礼》教在当时社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与周制在当时社会仍然施行有关。孔子教育理念中“文质彬彬”之君子是集仁、知、勇三达德于一体的贤能之士。

再次,从官学的“兴贤”职能来看,官学通过三年一期的“大比”之制,选贤举能使俊杰之士进入行政系统,为国家治理提供人才保证。官学下移后,士人的入仕往往借助师长的荐举得以完成,在孔门内如孔子“使漆雕开仕”(《论语·公冶长》)、子路“使子羔为费宰”(《论语·先进》)等等。这些通过师长举荐的士人,需要得到来自师长对其“德行”与“道艺”的肯定。季康子曾向孔子询问弟子可否入仕:“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季康子征求孔子的意见,一方面是为了物色家臣,一方面在试探孔子对弟子入仕的态度。由孔子回答可见,其所着意培养的君子,并非只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典范,也是能安邦治国的贤能之才。战国时代儒家对弟子“德行”“道艺”要求更加严苛,要求弟子“言必称师”“不悖师说”,否则绝无入仕之可能,“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

总之,周制官学注重“德行”“道艺”的培养,在周室衰微、官学下移后,这一理念并没有消失,孔子开创的私学继承了官学的核心理念。先秦儒家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并非一味凸显作为道德楷模、人格典范的君子,而是集“德行”与“道艺”于一体的贤能之士。

(作者:马爱菊,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