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乾阳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8日 11版)

如果按照传统天人关系的区分的话,柳宗元属于“天人相分”阵营的思想家,但其“相分”却有不彻底性。概而言之,其天人关系论是批判天人感应之“相分”与强调人与自然交融之“相合”的统一,而这也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本身的复杂性。

“天人不相预”:天人相分与对感应论的批判

经过汉儒的神学化改造之后,儒学中天人感应的观念愈发浓烈。在《贞符》一文中,柳宗元批判了“三代受命之符”的天人感应思想,试图切断天与人之间的神秘化关联。他回顾从人类诞生之日到尧舜禹汤的历史更迭,认为“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其后一直到隋朝,“妖淫嚚昏好怪”之徒的荒诞之论陡然蜂起,很多人受其愚弄,导致天下大乱,莫有救止。他还叙述了隋没唐兴以来的历史演进,用一正一反的事例再次说明统治者的德性才是政治合法性的保证。他得出结论说:“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对统治者而言,贞符并不可靠,只有施行仁政才能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可见,柳宗元将其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人的身上,转移到仁德之上,体现了重人不重天的思想倾向。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二者同声相应,互相推重,但在哲学思想特别是天人关系问题上,双方却针锋相对,还曾进行过一些论争。柳宗元作《天说》一文,直击韩愈“天能施行赏罚”的错误观点。他说:“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天地、元气、阴阳如同瓜果、毒疮、草木一般平常,都是自然存在的物质,只是体积更为庞大而已,它们没有意志,是不能赏功罚祸的。柳宗元没有否认人类行为会对自然界产生功过是非,但功过是非的根源不在于对天的祈求和敬畏等功利性的考量,而是出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在他看来,人类的福祸都是自我作为的结果,希望得到上天的赏罚是荒谬的,向天呼喊、抱怨,希望它对人类施以怜悯和仁爱,则更为荒谬。这种强调事在人为的积极进取精神,无疑是儒家刚健有为思想的展现。

此外,在《非国语》中,柳宗元更是集中阐发了其对天人感应论的厌恶态度。《非国语》共67篇,少则几十字,多则一两百字,主要内容就是对《国语》中存在的神权迷信及维护贵族特权等内容加以批判。可以说,《非国语》里短小精悍的片段犹如一颗颗小型炸弹,它们被一次次地投向天人感应的虚妄论断。当然有破就有立,在批判天人感应论的同时,柳宗元还极力倡导“大中之道”,也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非国语》的写作本身就是为了阐发“大中”之道,例如,《宰周公》一篇强调仅仅依赖强力而不求之于仁义,此非治国之道,还说大国参加会盟要看会盟是否合乎道义;《获晋候》一篇阐发了通过立仁义、行至公来成就霸业的思想;在《赵宣子》篇里,他批判了赵宣子草菅人命的做法,倡导了爱护生命的“君子之道”;在《围鼓》中,他阐明了以德制利的思想;在《嗜芰》中,他强调礼是从属于仁义的,不能以礼害仁……总之,柳宗元试图批判以《国语》为代表的“好怪而妄言”来重树儒家大中至正之道,挺立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为此他甚至直言对可能招致的攻击和诟病毫不畏惧,这体现了一位儒家士大夫的救世情怀和担当精神。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天人合一与内心慰藉

柳宗元天人相分的思想倾向不等于他要完全切断天人之间的关联,因为很多时候他要通过寄情于山水的方式,“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在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中获得心灵的暂时安顿。这种“天人合一”的形态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因为它既不同于“天道——性命”的哲学路径,也不同于天人感应的神学建构,而是一种将山林、田野看作是放松身心的处所,在自然的声音、色彩、样态之中寻找心灵的安顿之处,最终在个人与自然的交融之中获得独特体验的状态。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他与三五好友一起披荆斩棘,登到绝顶,从山顶俯瞰,众多美景尽收眼底。大自然的辽阔美景与人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柳宗元顿觉心胸开阔,好像心底间装进了整个天地一般。这种“天人合一”的体验是审美的,是充满个性化的,是自得其乐的,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此后他游兴大发,不断地去探索被流放之地的隐秘角落,在与山林景物、泉水潭泽的亲密接触中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钴鉧潭,他感受到的是天之高、气之迥的高旷幽远之美,是水势峻急、流沫成轮的雄壮澎湃之美,是摆脱官家之事、择一山野栖居的洒脱闲适之美。在钴鉧潭西的小丘,奇石偃蹇,竹木嘉美,山高云浮,溪流鸟游,他与三五好友枕席而卧,眼耳心神都与自然万物交融在一起。这是天与人之间的共谋,是人处天地大美之间的自我陶醉,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神秘体验。但他并没有完全沉浸于这种体验之中,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他无法彻底释怀,在流连美景之余,他不禁感叹如此美妙的小丘竟被弃之荒野,这不正像是他个人的遭际?其实,“永州八记”中或多或少都有如此慨叹。

此外,《愚溪诗序》更是柳宗元将天(自然)与人合而论之的代表。在此序中,他先写溪之“愚”——愚溪水位低下,不可以用来灌溉;流速迅疾,水中又多坻石,大船无法驶入;幽邃浅狭,蛟龙不屑到此,故不能兴云雨。总之,此溪无以利世,就像身处困境中的作者那样。紧接着柳宗元写自我之“愚”,说自己身逢有道之世,但违理悖事,报国无门,就像愚溪一样无用,简直是愚昧至极。就这样,作为自然景物的小溪就与个人连接在一起了,溪就是人的化身,人的遭际与感悟被寄托于溪水之上。当然,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以愚溪嘲讽愚人,而是从溪水和自我身上找到可贵之处,找到足以战胜困厄的精神力量。柳宗元在文章的最后笔锋一转,先说溪水虽然莫利于世,但可以很好地照鉴万物,它清莹透彻,声如金石,让人嬉笑眷慕,乐而忘返。紧接着,他又从愚溪回到自己身上,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这短短的几句话内涵非常丰富,有对命运的悲愤,有对才能的自信,有不为人知的寂寥,也有对重新被世人所知的企望。除此之外,那种“茫然而不违,皆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的状态正是作者对天人合一境界的真切感受,物我两忘,合二为一,超凡脱俗,融入虚寂,自然界给予这位失意的儒家文人的是心灵的安顿,是伤痛的抚慰,是精神的涤荡,是内在的超越。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天人关系与柳氏思想的矛盾

柳宗元一面对天人感应的论调激烈地进行批判,一面又试图在天人合一的体验中获得心灵的超脱,这体现了其思想上的矛盾之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矛盾,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混同。在抨击天人感应时,他必然要搬出自然之天作为投枪,例如他在《天说》说天地、元气、阴阳皆是自然之物,如同瓜果、草木一般,并非有意志的神明。自然之天不会知道和干预人事,也不会对人施以赏罚,人也就不必去谄媚它,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人类自己身上。另一方面,他有时又把自然人格化、神格化,把它当成亲密的知己,当作倾诉的对象。柳宗元曾说“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小石城山记》),在他欣赏了小石城山的美景之后,愈发觉得造物者是真实存在的,但他又不是非常地确定。其实从柳宗元对天人感应论展开激烈批判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得出他是否认造物者存在的,但是从他寄情山水聊以自慰的行动之中,我们又分明感受到其不自觉地将自然山水人格化,默认有一个主宰性的力量在与他对话。在无神与有神之间,柳宗元展现了其思想上的矛盾性,或者说,他的无神论具有不彻底性。其实,这个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并非多么巨大的缺陷,它反映了一位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经历的丰富和思维的复杂,反映了一位命途多舛的政治失意者在情与理的夹杂中努力找寻合适的位置。默认自然万物存有灵性只是无奈的选择,柳宗元不需要天地来赏善罚恶,不需要上天降下神异,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倾诉心声、寄托愁绪的对象而已,而这个对象于他而言只能是一方天地里的山水泽潭。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不能因为其为自然的神性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就认为他回到了天人感应的旧路。

其二,政治抱负与人生遭际的反差。在他对天人感应的批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豪迈和愤激之气,这是一种战斗者的姿态,是一种试图通过破除旧的迷信而迎来新的生机的布道者的风姿,是儒者胸怀家国天下、企求内圣外王的展现。但透过柳宗元留下的文字,我们又常常体味出他的无奈、痛苦、悲愤甚至绝望。纵有寄情山水聊以自慰,即便天人合一得以安宁,但这些都只是暂时、偶尔的解脱罢了,孤独、惆怅、哀怨、思乡之苦总会不断地冲击着他的心怀。天人合一的自然体验是被迫选择的,是有时间限度的,甚至是牵强附会的,所以一旦谪人兴味索然,一旦时光归于平淡,那山水潭溪就越发成为异己的力量了。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在柳宗元被贬永州将近十年之际,他写了一篇《囚山赋》,把周围连绵不断的山峰比作囚牢,而不再是自己寄兴抒怀、苦中作乐的所在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柳宗元本人的身体状况、性格特点、心理素质、家庭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的人生遭遇特别是政治生涯是失意的,而他的政治抱负并没有因为遭到贬谪而全然消退。一场政治变动使他从人生顶峰跌落,在几乎看不到希望或者希望顿时又将幻灭的残酷现实面前,政治抱负成为其心灵的一个支柱,而这种抱负越是浓烈,就越容易成为一切苦痛的内在源泉,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死结和循环面前,柳宗元天人相分的主张成为一种孤勇,天人合一的体验显得特别脆弱。这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同时也是很多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

总之,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柳宗元的思考呈现出了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同生共存的复杂性。前者通过批判天人感应论而突出人道的高贵,而人道的核心内容又是中正仁义的儒家正统价值;后者则通过体验人与自然的交互融合来为天道赋予了某种神性,从而填补了天人相分思想留下的情感空缺。我们不能因为其主张天人相分而否定柳氏的儒家立场,也不能因其保留天人合一的思维而忽略其天人相分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许正是在分合之间,一个人物的形象才得以鲜活,一个文人的经历才越发丰富,一个哲人的思考才显得厚重。

(作者:刘乾阳,系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