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佳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6日 11版)

【中华文明探源】 

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基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新时代的中国学者探索中华文明与前人气象自有不同,有着新格局与新使命:以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家底儿”,在全球化时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接下来,“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迫在眉睫。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中,以文学、文献学、神话学为主导的人文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置入文明探源与中国性之争,人文研究视角有着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中国性之争:文明起源、连续性和大一统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深刻揭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根基和要核,深刻阐释中国性,不仅历来是中国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而且始终受国外学界关注,引发出各种争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华文明起源与文明标志问题。距今9000多年,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流域的耶利哥(Jericho);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开始冶金实践。距今6000多年,环黑海地区的瓦尔纳出现大量黄金首饰。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是距今55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距今4000余年,已知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在两河流域诞生,距今3000余年有了最早的成熟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考古学表明,中国最早的城市是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距今6000多年;新疆古墓沟文化遗址表明大约4000年前中国进入青铜时代;标志冶金技术成熟的盘龙城和郑州商城青铜器,距今3600年;中国最早的书写系统甲骨文距今3200多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突破上述“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桎梏,根据中国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华文明的特性不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最先最早,而在于其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是在不断的文明交流与文化冲突中始终保持核心元素、历时最长的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在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之后,我们仍然要探索:什么样的基础内核催生中华文明发生,如何发展,朝向何处;支配发展之路的中国性特质有哪些?这些重大问题需要有人文学科的协同合作。

第二,连续性与大一统问题。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观念与连续性特征,在国内学界几乎是共识,但是,受不同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影响,在西方学界一直有争议。比如针对中华文明探源,西方有一批学者认为“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甚至是误导。”(刘星《缺席的对话》)部分活跃的汉学家,例如艾兰、杜朴、贝格利、罗泰、吉迪等都对夏朝实存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主张将文献记述与史实相区别。罗泰批评把“中国性”上溯到新石器时期找渊源的做法,认为用零散的证据来论证早期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和单一性值得商榷。史嘉柏认为:“‘中国’这个词就是现在的中国,把它套在太早的时期上就是错误的。”陆威仪认为,“中国”是在秦汉以后,随着帝国的地理、军事和文化扩张才逐渐形成。薛爱华甚至认为,中华大一统是“想象”和“虚构”之物,更非中国历史的常态。除了对文明探源,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思维、早期文献的生成及特征也多有争论。前者以法国汉学界为代表,后者以柯马丁、鲍则岳与陆威仪、夏含夷的争论为代表。争论中的质疑派通过早期文化的口传特征和文本构建过程,解构圣人情怀和早期经典的价值同构。

无论是否刻意为之,这些汉学家质疑的是一个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何以能笼罩性阐释新石器时期的物质文化。其实质则是釜底抽薪,从中华文明根部否认商周以前的文化具有统一萌芽和统摄性因素,截断中华文明发展的信仰源头和内核萌芽,从学术效能上可视为对中国性的解构。顺此梳理,汉学界对蒙元史、新清史的争论也是典型表现,都呈现出“解构永恒的中国”(李零语)的诉求。正因如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面解答了第一个争议后,在多学科合作中直面争议,继续深耕中国性是必须推进的工作。

争议中的共识:基于文字记述与文化信仰的中国性

纵观各大古文明,从文明肇始至当下,只有中国的汉字一直传承使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蔚然壮观的文明现象,在事实上成为各派争论都必须认可的共识。

从国内学界争议看,即使对“中华文明未曾间断”持商榷态度的学者也承认: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说指向:“其一,族群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信仰得以保存、延续。(张绪山《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传统史学谬见举偶之一》,《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

从国际学界争议看,前文的否定派们,比如鲍则岳承认,在文本和文献意义上的“中国”具有“共同体”意义。陆威仪虽然极力否定大一统,但是也认为“中国的皇朝(包括其在艺术、宗教上的反映)均是根据文本中的想象王国缔造而成的。”艾兰则认为,无法证明夏的真实,从文献分析,夏是商神话衍化的结果,具有政治构建和文化信仰功能。汉学家们认可,中华文化的共同体精神是依靠《尧典》《禹贡》《洪范》《周礼》等经典文本而构筑:“这些形象正好因为是文本上的理想,所以才特别适合跨时跨地的传承,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脉络。”(史嘉柏《近十年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争论问题》)

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通史——《剑桥中国史》首卷《中国上古史》也如此,即不承认夏朝,但是承认文化信仰意义上的中国有独特性,认为中华文献记述呈现出了“求统一的内涵”。因此,《中国上古史》卷《导言》的章节题目就叫《中国之理想化的过去》。撰写者们认为:“按照这种理想化了的古史观(指周代文献记述的三代盛世),自上古时代以及其后的两千余年的王朝历史,一直都有一个求统一的内涵。”该章作者梳理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曾出现统一国家的萌芽:“这些萌芽至少会显现在包括政权及其所需要的宗教信仰、礼仪和思想等诸方面。这些萌芽发展了以后,社会阶级和有效的政治机构出现了,它们吸收了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一个知识分子领导阶级也随之而产生。这个普遍受人尊敬的领导阶级是以他们的文学知识,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特权发展出来的。和其他文明相比,这些萌芽中,有一些方面肯定是有其独特性的,从春秋时代开始就产生,可世界上其他地区从未见到的一种持续的、统一的文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C.)

这些论述无疑承认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统一性源于史前的信仰和仪式萌芽,通过汉字记述,表现在文献记载与思想理念中。虽然汉学家们的诸多观点不乏偏执与极端,他们的共识也一再提示国人:在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成果之后,尚需深耕从史前到当代、器物到文字,从文献经典到精神理念、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明,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国性内涵。

回归文化大传统,从人文学科深耕中国性

围绕文明起源研究,国内还是最倚重考古学和历史学,前者尤甚,其余学科介入不足。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出相对文字出现的3000余年小传统,涵盖文明起源期在内的史前文化构成更深远悠久的文化大传统,中国性的所有特征在大传统中都能找到萌芽和发展线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曾系统分析了中国文字以及思维的特色,以对应西方的神学体系。他认为具有占卜功能和神权意义的甲骨文,是中华史前物象观念和文化信仰顺势发展的结果。庞朴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思维结构与汉字的使用有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诸如“立象尽意”“铸鼎象物”“文以载道”等观念都是中华文明取象思维的表现方式,其天人合一的丰富内涵对现代性文明有巨大的启示意义。换言之,滋生中国文字出现的深厚史前传统及其文字背后的信仰、礼制和观念特性造就了持续、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国文明表现为最浓厚的‘信仰—仪式’统一体和稳定共同体特色,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杜维明《试论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而西方文明的发生是突破性的。因此社会科学中照搬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针对中国性之争,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虽然奠定和夯实了研究基础,但是,当下盛行的考古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不足以完全回答信仰与观念问题,不足以挖掘中华文明延续性和大一统特征之全然面貌。

从学术范式和人文理论构建来看,在现当代学界,最常见的中华思想史研究惯于套用西学古典进化论的“神话→历史”“信仰→理性”“宗教→理性化”“神圣→世俗”的演进过程,用现代性工具理性观来规避中国王制中的“神—人”关系和礼乐文化渊源。这类西学而来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解释不了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独特性。其实,已经有考古学者谈到应结合神话学、文献学构建探源新理论:“‘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朱乃诚《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成果与展望》)著名考古学家沙雷尔曾论述,“以前的考古学界一直不重视意识形态,认为这是考古学研究力不能及的……人类社会借助意识形态确立关于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形成了关于宇宙的秩序,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观念,确立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周围万事万物的关系。意识形态是用象征符号来表达的,分析抽象的实物象征和写实的实物象征。”(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发现我们的过去:考古学》)这些论述都突显出考古学结合人文研究势在必行。

若要勾勒从史前到当下的象征符号,研究有关文明价值、文化观念、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中国文化内核问题,是无法简单用传统注疏考证(经学)或纯物质文化(考古学)、田野调查(人类学)以及针对成熟宗教信仰(宗教学)的研究范式来推进的。围绕物质、文献与文本精神的综合探索需要以人文学科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这方面,文学领域的交叉学科——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派已经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了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化大传统,利用史前物质文化实物来解读其隐含的观念信息,考察中华文明的观念因子、器物的文化意义和“道—器”之间的思想生成。这些实践仅是开端,探索中国性仍存有大量深耕空间,尤其需要关注被前人所忽略的文明信仰与观念驱动问题,尽早弥补国内外研究空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共性和特性与后世文献、文学精神、文化观念等进行全面衔接。同时,中国文学研究也需要借之全面反思国际汉学界对早期文献研究的利弊得失,构建文明探源与中华文艺、中华文化互补共生的多学科交叉新模式。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需要“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亟须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从人文学科路径深耕中国性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和研究使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化战略意义。

(作者:谭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