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水资源的南北失衡及其影响还主要是潜在的危险和需要长远努力才能解决的话，中国东西部的贫富差异则已造成现实的威胁并需要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而且二者的联系又极为紧密，如南北失衡是导致东西差异的重要原因，而西部开发方式的不当则将直接影响南北失衡问题的解决。

 按照我国“七五”规划中的划分，中国按地缘特征和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三个区域：

 ——东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省（区、市），面积占全国11%，人口占42%；

 ——中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9省（区），面积占33%，人口占35%；

 ——西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十省（区、市），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6%；人口2.85亿人，占全国23%。

 我国辽阔的西部地区蕴涵着丰富的资源：草原面积占全国的56%，森林面积占36%，未开发的土地达8亿亩，而人口仅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在矿产资源方面，全国已发现的160种矿产中，在西部均有发现，其中钛、铜、汞、铅、锌等30多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一，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西部，煤储量占全国近40%，此外，全国40余处重点风景区的五分之二以上、全国旅游风景点的的二分之一以上在西部地区。

 其资源状况仅取几例：

 内蒙古：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山西；稀土储量占全国80%，是世界其他各国储量总和的四倍，全国最好的草原、最大的牧区均在这里。

 青海：已探明的矿藏资源达60多种，其中储量达到大型或中型规模的矿产地就有50多种。

 西藏：硼砂、硌矿居全国第一，铜矿居全国第二，水力资源居全国之首。

 贵州：汞储量居全国第一，磷矿居第三，钻石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河网分布均匀，密度大，水量丰。

 宁夏：白银、铜、金等矿产丰富，河套平原宜于农牧业发展。

 陕西：煤、天然气储量名列全国前茅，宜于开发；关中平原土地肥沃，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四川：铁矿储量占全国的16%，钒钛等稀有矿产主要集中在四川…… 

 然而，直到今天，西部人民仍然是“端着金饭碗勉强吃饱”，相对于东部来说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在1978年前的建国30年里，国家较为注意东西发展平衡问题，并用行政手段进行了调控，使得东西差异不大。1978年，东西部的职工年人均收入差距仅在200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不相上下。

 上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的156项援建项目和国内配套项目中，有相当数量配置在西部，60—7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进一步加强了西部的工业基础。与此时期，国家在三线地区（川、黔、滇、陕、甘、青等省，晋、冀、豫、鄂、湘五省的西部及粤北、桂西北地区）共投入资金2000多亿元，建设了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2000多个，形成了45个专业生产基地和类似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和贵州六盘水这样的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钢铁生产能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有色金属采练能力占全国大部分，电子工业企业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

 1979年以来，随着我国沿海开放政策的实施，东部地区经济得以超常规发展。在1979—1995年的17年间，东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2.8%和8.7%。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而西部地区仅占15%。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而西部地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外，其余地区均未超过4500元。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近三倍。此外，我国3000多万尚未实现温饱的人口中，西部就占90%以上。 

 西部发展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地缘因素。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以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为条件的。在近代，天津、上海和广州因傍临大海，地势平阔，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工业最先发端，文化也兴盛一时，成为东方闻名的大都会。而西部深处内陆的高山大漠，丘陵河谷，不仅离沿海较远，而且交通建设殊为不易，加之地广人稀，市场狭小，投资成本大，回报低，不易吸引发展资金。如1998年，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87%分布在东部地区，只有10%在中部，3%在西部地区。

——政策因素。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在政策上和投资上都给予沿海以较大倾斜，使得东部地区快速发展。

 资料显示，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贷款投资方面，自80年代至今的投资总量中，有60%以上是东部地区完成的，西部不足20%。以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全国人均1607元，东部地区为2835元，西部地区仅为770元。按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看，国家投资东部是西部的3.8倍；集体投资是9.27倍；个体经济投资是3.74倍；外资投资是18.9倍！此外，由于东部所需原材料95%要直接或间接从西部购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采取低价调拨方式长期、大量从西部调运原材料，仅此一项，西部就为东部的经济增长贡献了数百亿元。

 ——观念因素。由于西部国有企业较为集中，干部职工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的熏陶下观念趋于保守，在姓社姓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上长期争论、徘徊，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加之国家对贫困地区长期输血的“扶贫”政策，造成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如商品意识上，据1996年对昌都县妥坝乡十户牧民家庭的调查，十户人共有267头牛，148只羊，当年宰杀自食25头牛、30只羊，出售牛3头；牛羊皮自用32张，出售16张；牛羊毛自用204斤，出售1斤，可见其自给自足的程度！

 在西部，能否争取到贫困县的帽子往往是当地领导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某县有个贫困村，50来户人家30多年靠救济粮生活，当县里派人商量致富问题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赚了钱粮，救济还给不给？近几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东部职工往往能平静地对待失业，用努力学习、转换角色、提高素质来迎接新的挑战；而西部的企业一宣布破产，工人则多等着政府安排，他们的名言是：反正共产党不能饿死人！

 ——人才因素。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由于历史的原因，教育文化均较为落后。加之近年来由于东西差距造成的马太效应，许多内地人才大量流失，“孔雀、麻雀东南飞”，许多沿海新兴城市如深圳、三亚等的居民主体主要为内地流入。这也是造成西部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宗教因素。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受宗教影响较深，其中尤以西北的伊斯兰教和藏区的藏传佛教影响为大。宗教尽管使历史文化显得丰富多彩，但与现代经济和文明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矛盾。

 从藏传佛教对经济的消极影响看：

 一是寺庙为农牧民生产规定了种种禁忌，其中虽然有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因素，但这种保护并非自觉，也不一定科学。如不准开种神山和放生地；不准开挖矿藏和伐木；不准除虫、打猎、捕鱼，以免杀生；不准兴修水利、引水灌溉，以免淹死虫蚁；庄稼遇有灾害，不是积极采取防灾措施，而是请喇嘛念经求雨或驱虫；收割时间由喇嘛打卦决定，而不是根据农时需要。这些往往使得富余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和利用，现有的土地不施肥、不灌溉，耕作粗放，使得原本低下的生产力更加衰败不堪。

 二是佛教在藏区的盛行，致使大批青壮年出家为僧，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据戈德斯坦计算，18世纪的西藏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13%，也就是大约26%的男子出家为僧。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1947年对德格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占的比例更高。德格地区共有人口11172人，僧侣占到33. 25%，除去僧侣，剩下的人口中男性仅为2963人，女性5428人。因此，西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世界之最（同样是佛教占支配地位的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

 由此对西藏人口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从13世纪80年代的56万（吐蕃时400多万），到18世纪30年代的94万，450余年仅增长38万人。而从18世纪80年代的94万，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的105万，210余年仅增长11万人，几乎陷于停滞状态。至今康区许多地方出家僧侣仍占男子的5—20%。

 三是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导致藏民重幻想，轻现实，对生产和生活往往持消极态度。在生产上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思想严重。加之宗教也使得百姓迷信，不重视医药卫生，使得婴儿出生率低，死亡率高，教规限制僧众参加劳动；牲畜放生率高，有的地方超过12%，使得生产生活处于敷衍状态，造成几个世纪来，藏区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

 四是藏区农民宗教负担过重。散布各处的寺院每年都要定期进行宗教活动，教区信徒都要负担一定的费用；此外藏民凡有婚丧、疾病、播种、开工、出行等生产生活活动无不延请喇嘛念经，并为此付出大量酬劳；各寺庙的活佛坐床、圆寂和出外学经等，百姓都要送礼。以上宗教负担一般要占农牧民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有人在昌都作过调查，1998年，僧尼每人年消费3000元，其中20%为劳动所得，社会布施和家庭供给各占40%，仅后两项，全西藏自治区僧侣就无偿占有社会财富一亿多元。此外，许多藏民还要受寺庙高利贷的盘剥，据50年代民改前甘孜州调查，负债农户占总农户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80%的债权为寺庙或上层喇嘛所有，利息高达25%—70 %。这也是造成农牧民贫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