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藏经中的香巴拉还是一个佛教徒心目中的神界的王国，那么，经过希尔顿的改造，香格里拉已成了现代世俗西方人的理想家园。

 香巴拉王国以“香格里拉”的名字出现在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 根本上说并非作者一时心血来潮、灵感突发的胡乱编造，而是根据香巴拉的美丽传说，对踏上理想净土的精心描绘。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后世的巨大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的世界，经过了工业革命，经历了电子化的发展，现在又进入了信息社会。人们称之为“后工业时代”。

工业文明的深刻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世界是以自然为本的，而工业文明则不然，它是以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出一个地球化学失衡的或重构的全新的物境。

 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成了新的木头，路灯充当了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解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又蚕食并瓦解着自然，把人们诱入一个技术为本的世界。人们走入大都市的高楼群落，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峡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为一个遥远的旧梦。随着物质世界的愈加发达，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相应地变得充实起来。两次世界大战，给现代人类精神和理想以沉重的打击，工业社会的弊端使人类正在丧失那些诚实、节俭和平静的美德，虚伪、贪婪、腐败和环境恶化正笼罩人们的心灵并戕害着人类的身体。

 正像下面这首流行歌曲唱到的那样：

 在重复中旋转，在孤独中变幻，

 这个世界就像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单调的老习惯，繁多的新观念，

 走在一起分不清伟大与平凡。

 越来越多的单行线，增长了时间，

 越来越多的见面礼，压缩了情感。

 看，高楼紧相连，挡着我们的视线，

 所以多了近视眼，

 我们创造的世界正无情地与我们，

 争夺同一个空间。

 沉默太冷淡，高谈太疲倦，

 世界正把我们改变……

 面对这种“盛世的焦虑”，有的人愤世嫉俗，消极避世，有的人却不断追求，渴望获得生活的真谛。于是，大多数的西方人踏上了一条寻求精神生活的旅程。

欧洲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据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次调查，58%的人需要精神方面的体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有过一次神圣的或宗教的经历，他们出于对现代世界物质主义的不满等原因，或是回归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宗教，或是在旧宗教里找寻新的含义，或是在本国文化之外寻找新的智慧，把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合成一种个人信仰。就这样，一股寻找精神之旅的旋风在欧美大陆刮起。

 尼采说：上帝死了。西方人已不能从他们信奉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中找到治病的良药，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转向了香巴拉和佛陀的西方人发现，佛陀的世界和基督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

西藏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对普通西方人来说，扑入眼中的首先是藏传佛教的神秘和离奇，令他们惊奇不已的是藏传佛教的仪式、喇嘛和活佛：你瞧，念咒声的回响，萦绕的长号铜锣声，静坐间到处挂满的多头多肢的神像；有超目力、通灵能力的喇嘛，他们不需睡觉，甚至不需吃饭；以莲花坐姿圆寂的高僧，几周后身姿不变，身体没有腐烂，却散发着香气……

 然而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表象的东西，吸引西方人拜倒在佛陀脚下的，更多的是它博大精深的智慧和为一切众生谋求幸福的伟大精神。意希喇嘛说：“藏传佛教有一些宝贵之处可以贡献给西方。西方人对心灵的功用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人类具有能够成就一些超越世事的潜力，能够透过自己的心灵，达到不可思议的快乐境界”。

 美国的莫阿卡宁则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审视着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出现，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道德和精神价值在充满物质主义和黩武精神的西方文明中极度堕落时，必然会产生它的抗衡力，即出现来自西藏的圣人。他们从世界屋脊降到西半球的河谷。藏传佛教喇嘛们所具有的深奥的智慧、博大的同情心、沉着从容的举止和文雅的谈吐，使西方人深深地为之折服。尤其是在沉默冥思中，他们以一种直接的、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向西方世界的“俗人”作出了证明。而更重要的，他们是觉悟之佛的活生生的象征，他们显现在我们之中，正是藏传佛教对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意义的贡献。”

唐卡中的藏传佛教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佛教与基督教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神、原罪和人的拯救这几个问题上。

 关于神，基督教强调上帝创造了人，创造了一切，而佛教根本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认为一切都是无始无终的。对基督教主张的原罪说，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能修得佛果，这就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对如何获得拯救问题，基督教认为只有时时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才能获得救世主的拯救，而佛教则教导人类应尽自己的能力自救自渡，认为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目标——超越时间，而成大觉，达到圆满觉悟的境地，从而真正消除人生的无常和痛苦的生死轮回。于是有人说，上帝只是一个牧人的上帝，他只会发号施令，把意志强加于人，基督教只给人一次机会，这一世表现得好便上天堂，不好便下地狱，基督教无视人的求知欲望等等。

米兰大教堂（图片来自网络）

 而藏传佛教则认为，生命之境是外在的物态，更重要的是心态，也许，比放飞一只受伤的麻雀和栽几棵树更不容易的是人类的精神自救和自强，不断获取给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西方人曾嘲笑中国的语言，用“心”想而不是用脑想不符合解剖学常识，这当然不无道理。但真正燃烧着的情感和瞬间价值的彻悟，总是能激动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关涉到大脑之外的更多体位，关涉到整个生命。

 人类必须认识自我、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认识自己与同类的关系，承认自己的局限，也认识自己的潜能。通过理性和爱去领悟宇宙万物的相关，将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这是人类对自身提出的挑战，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对城市的拒绝，对社会与群体的疏离，甚至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放弃。隐居，独处，冥思，与自然对话，在蛙声与鸟鸣中获取欢愉，在晨雾和幕蔼里得到宁静。这是一种觉悟，一种升华，用心灵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看看什么是人生应教给我们，而我们却并未领悟到的，如若生命失去了灵魂与灵魂、灵魂与自然、灵魂与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精灵的对话，当生命结束的时刻，会不会对自己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而毫无觉察呢？——这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这是一种纯粹超然的精神之旅。

布达拉宫（图片来自网络）

 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更是一种思想造物。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传播，在17、18世纪就开始了，直到今天，和藏传佛教在西方的迅速传播一样，其研究也是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也正是由于各国研究者们的推进，藏传佛教开始慢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最早担当起这一使命的是基督的信使们，他们远涉重洋，历尽千辛万苦，翻越喜马拉雅山，登上雪域圣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传播基督的福音，拯救苦难的人们。为知己知彼，他们勇敢地啃起了藏传佛教的浩繁经典，并在它们的游记、报告中向西方展示了藏传佛教的神奇魅力：如安夺德、白乃心、西德西里、奥拉济奥神甫等，他们或对此嗤之以鼻，或为之大惑不解，向西方人描述着道听途说的、尔闻目睹的和他们心目中的藏传佛教。

 其中匈牙利人乔玛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和开山始祖之一。会五、六种语言的天才语言学家乔玛，由于他坚信匈牙利语和西藏边陲的一个游牧民族的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820年为了寻找其母语渊源，他踏上了前往青藏高原的旅程。在西藏的20多年间，他皓首穷经，写出了《藏英辞典初稿》《藏语语法》和《对甘珠尔的分析和丹珠尔内容要略》等弘弘巨著。

匈牙利人乔玛（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以后用毕生精力从事藏学研究的还有8次赴西藏考察的意大利学者图齐等，图齐1933年创建了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从1950年起主持编辑《罗马东方丛书》，在该丛书已出的60种书籍中，有关藏学的就达34中。

意大利学者图齐（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80年代，藏学在西方已成为和敦煌学、蒙古学并驾齐驱的“显学”。仅美国就有数十所高校设置有藏学的研究机构和课程。

 和西方研究藏学的学者同时的，是一批西藏喇嘛和学者对藏传佛教的传播。他们通过设立坐禅中心、建立寺院、创建学院、出版社等形式，向西方大众传播和普及藏族文化，使藏传佛教在西方广为人知。80年代初，有关传播机构在西方才100多处，80年代末，仅法国就有坐禅中心40多个，信徒10000多人；美国1988年有英语佛学教学中心429个，几年时间就达到1000多个。

青海塔尔寺冬日美景（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我们从中也看到非理性的和政治的因素，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分析的：西方人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使得人们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

于是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希望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全球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的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而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一个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根据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的反复宣传，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实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一些民众常采取与政府不同并表现出过激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再加上一些西方政客为拉选票，或利用这一“后现代情绪”造成的所谓“西藏问题”大打制约中国的政治牌，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因。

西藏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常识告诉我们，虚构的艺术形象不等于现实。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然而文学艺术追索其源又离不开现实生活，任何虚构的小说，都不可能凭空臆造，在生活中自有它的原型。根据《消失的地平线》的启迪，人们在为香格里拉这个世外桃源的宁静祥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倾倒时，本着去世外桃源寻求美好的生活和环境、去香格里拉陶冶情操和感悟藏区独特文化魅力的目标，纷纷踏足在西藏、尼泊尔、印度等地，掀起了经久不衰的寻找香格里拉热。

稻城亚丁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1957年，印度国家旅游局就向外界公开宣布，位于印度一侧的喀什米尔喜马拉雅冰峰下的巴尔蒂斯镇为香格里拉。印度旅游部门同时对该镇进行了大量投资，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在30多年中，为印度创汇7亿多美元。

 1992年，尼泊尔旅游部门宣布，该国的边陲小镇木斯塘即为香格里拉的原型，借此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和旅游者……

 然而，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往往大失所望，因为这里的自然景观、自然面貌和地理面貌和小说中所描写的大相径庭！

尼泊尔木斯塘（图片来自网络）

 1997年9月4日，云南省宣布香格里拉在迪庆。

 因为迪庆有着《消失的地平线》中描写的一切人文自然景观：雄伟奇崛的壮丽峡谷，金字塔般熠熠生辉的雪峰，明亮如镜、气象万千的高原湖泊，碧如绒毯、辽阔无垠的高山草甸，金碧辉煌、种类繁多的喇嘛寺庙，安静质朴、历史悠久的古道老城，还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和平共处，无不显示出远在东方雪峰下的一个永恒、和平、宁静的香格里拉理想王国的神圣魅力。

云南迪庆（图片来自网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世人纷纷涌入迪庆的香格里拉时，云南怒江州经过考证，认为香格里拉是怒江州贡山县的丙中洛，它地处滇藏交界的怒江大峡谷深处，境内层峰叠嶂，江河纵横，大小雪峰绵延盘亘，四周是一片冰清玉洁的冰雪世界。“卡哇卡拉”峰海拔5128米，直插云霄，呈圆锥形金字塔状，银光闪闪，神圣平和，被列为藏区十大神山之一，山高谷低，纵横幽深。其最著名的景观为怒江第一弯——千里怒江从雪域高原拾阶跌宕而下，流经丙中洛的王箐大绝壁，由于大绝壁的阻挡，猛然西拐，又被丹拉大山的陡坡挡回，在崇山峻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大转弯。江弯的两岸树木葱茏，桃花竞开，风光绮丽，景色诱人。丙中洛境内居住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藏族、白族等民族，所以现在仍然有典型的喇嘛寺庙、别具一格的基督教堂、道观等人文景点，这些景观也与希尔顿小说所描绘的香格里拉一致。

贡山县丙中洛（图片来自网络）

 最近，专家们在丽江也找到了证据：被西方学者誉为“纳西学之父”的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人类学家、探险家的约瑟夫·洛克博士，旅居丽江长达27年之久，以毕生精力研究纳西族的文化和丽江的文化地理和动植物，写成了《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在该书中，他认为丽江比起其它地方更象“蓝月山谷”——这里有着蓝蓝的湖泊，宽阔的草甸和喇嘛庙。这里的雄古村被人认为是香格里拉的原型：林中农舍参差有致，有葱茏的翠竹，成片的桃李，一派田园景色。在该村还发现清光绪年间刻的石碑，上面的“香各（格）里拉”的字迹仍十分清晰。境内的玉龙雪山，巍峨蜿蜒的雪峰如玉龙游动，绵亘35公里，积雪终年不化，雪山中的峡谷、湖泊、草甸，无不流露着小说中香格里拉的神韵。

丽江风光（图片来源：太平洋摄影博客）

 正在各地争炒香格里拉的归宿时，四川稻城县也爆出新闻，有专家发现，这里与小说中香格里拉有十分一致的人文地理景观。这里的雪峰、峡谷、草甸、湖泊、寺庙以及恬静的村庄，以及稻城境内的小贡噶雪山，被称作“雪域神峰”，山势挺拔，直插蓝天。其主峰为“仙乃日”，即观音菩萨之意，海拔6032米，为四川境内第五高峰；南峰为“央迈勇”，意为文殊菩萨，海拔5958米；东峰为“夏诺多吉”，意为金刚菩萨，海拔5978米。据称以上山名都是五世达赖所封。三座神峰冰雪皑皑，一尘不染，恬静明阔，摄人心魄，峰顶交错着条条冰川，峰腰长着茂密的森林，峰脚铺垫着肥美的草甸。在雪峰之间，还有一个闪耀着七彩光韵、色泽变幻无穷的美丽湖泊，清澈剔透如一块碧黛的翡翠，又象天空中一弯月芽儿镶嵌在雪峰之间。旖旎的湖光山色，令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村落里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和平相处，也如香格里拉圣地一般。

稻城亚丁仙乃日（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寻找康巴》（王怀林著），2010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