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横断山的纵横沟谷还是康巴人喜欢迁徙和游走不辍的天性，使康巴人在博得勇武英名的同时，又以卓越的商业才能名震四方。

邦达昌，这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在西藏半个世纪的商界声威赫赫，而且对近代西藏政治影响颇深。

邦达三兄弟合影:中间邦达-阳佩，左边邦达-热嘎，右边邦达- 多吉。这是他们1947年在上海的一次团聚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在川滇藏三地交汇的芒康县，由于川藏、滇藏两条主要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加之受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辐射，还在19世纪末期，就已商贾云集，繁盛一时，从他们中产生了西藏的一代商业巨子：尼江。

 当时由尼江创办的“邦达昌”商号已小有名气，他手下的近千头骡马的商队在自己私人武装的护卫下，常年穿行在横断山的山谷小路中，载着藏地的羊毛、牛皮、麝香乃至黄金前往康定、雅安、中甸、丽江和大理，将汉地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入昌都、拉萨乃至尼泊尔、印度，并为他带来滚滚财富。此时的尼江身居芒康，日子过得富足而舒适，但他还不满足，他以康巴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深谋远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这一天，刚刚继位不久的13世达赖喇嘛正在布达拉宫的深墙内百无聊赖地望着宫外飘动的白云，年轻的心飞向远方。这时手下进来悄悄地报告：说是有一家康巴商人开的叫“邦达昌”的商号今天开业，据说邀请了许多达官贵人，场面非常热闹，还要表演藏戏，是不是……从此，正胸怀大志，力图有所作为的13世达赖喇嘛和热情爽朗、一掷千金的尼江建立了友谊，何况还有他的三个朝气勃勃、总带给人生机和活力的儿子呢。

 到1933年达赖喇嘛圆寂时，邦达昌已成为和察绒昌、桑堆昌三足鼎立的西藏三大著名商号。而且是有名的“红顶商人”，曾多次受达赖派遣完成许多非官方的使命。它是西藏政府在区内外羊毛贸易的唯一代理人，因而获利甚丰，商业活动遍及北京、上海、南京、重庆、西宁、成都、香港、印度加尔各达、噶伦堡等地。

在拉萨的康巴商人（图片来自网络）

 与邦达昌齐名或者更有影响的是尼江的三个儿子，俗称邦达三兄弟，他们对民国时期的西藏和康区政治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哥邦达养壁，继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进一步扩大了邦达昌的实力和影响，他曾任藏政府三品官，系西藏政府驻印度商务代理人，来往于印度与亚东、拉萨之间。1933年，13世达赖喇嘛圆寂，达赖的管家土登贡培当即受到新兴政治势力的逮捕，邦达养壁为其辩护，引起与噶厦政府的矛盾。由于消息误传到时在察雅的三弟邦达多吉处时误为长兄被捕，邦达多吉为声援其兄，在芒康起兵反叛藏政府，消息传到拉萨，藏政府立即派兵逮捕邦达养壁。还蒙在鼓里的邦达养壁起而拒捕，逃脱了追捕——后通过其巨大影响力促使噶厦收回了逮捕令。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才能，邦达养壁在西藏政界影响一直不衰，后来在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和谈的问题上，邦达养壁力主和中央和谈，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老二邦达饶嘎，年轻时曾到印度留学，会英语。在留学中，他接受了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在1935年和三弟在康区起兵反抗藏政府失败后，从芒康到印度，再至重庆，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9年，他与更敦群培、土登贡培等在印度噶伦堡建立“西藏革命党”，从事反对英国人侵略西藏和改革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活动，一度发展了数百党员。1946年，他们的活动被英印政府侦知后，被印度政府驱逐。1949年经上海返回芒康，曾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解放后，1951年10月任昌都地区宁静（后改芒康）宗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1954年前往印度。

 老三邦达多吉，曾被任命为驻察雅藏军代本，有英式马枪500多支，部下数百人。由于对噶厦在达赖圆寂后处理其管家土登贡培不满，加之传言长兄被捕，遂起兵反抗西藏地方政府。1934年，他率领察雅、芒康士兵四百余人，夜袭了驻守芒康藏军代本诺朗的兵营，杀死了几名守军，监禁了上盐井藏官，驻守的藏军代本因外出而免于被俘。后来受到藏军反攻的邦达多吉率领部下进入巴塘，投靠刘文辉的24军。当时噶厦政府曾与南京政府交涉，要求将邦达多吉交给藏军受审，南京政府未答应，但也未支持邦达多吉反攻藏占区。

 邦达多吉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康巴民族主义者，一直致力与“康人治康”活动。在他1934年起兵反藏时的宣传文告中，他就大量揭露藏政府对康巴人的奴役和统治，认为藏政府官员以轻蔑和鄙视的态度对待康巴人，呼吁康巴人团结起来，共同来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家园。

 1935年，他随革命党政府派遣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回到康区，任诺那的宣传和军事部长，组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通过排挤刘文辉的势力（在国民党支持下），宣扬“康人治康”、“康人自治”的主张，力图控制西康。后和诺那一道，在阻击红军时被红军俘虏，经红军的宣传、教育，邦达多吉在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中任财政部长。红军北上后，他又致力于商业的发展，恢复了邦达昌在康区的商业系统，1939年，他发起“正斗坝子”会议，参加者有芒康、盐井、得荣、巴塘、乡城五县的头人100多人，以共谋发展当地商业。1940年，在康定设立邦达昌分号，1941年前后，又凭借经济实力，发起组织“东藏自治同盟”，谋求“康人治康”，1946年，入股中茶公司1000万元，由商业向实业发展。康定解放后，邦达多吉被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随解放军返回昌都，任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为昌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邦达昌的辉煌虽然已成历史，但是康巴人的经商传统仍源远流长。直到今天，康巴人仍是西藏商界的主力军。特别是在举世闻名的拉萨八廓街上，康巴人一直是其灵魂和核心。由于他们网络众多，精于算计，有人甚至称他们为“西藏的犹太人”。

 今天的康巴商人，市场经济的大潮使他们更加如鱼得水，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小商小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走出国门，往来于世界各国，商业规模越来越大，经营方式众多。笔者就曾见过一些康巴商人，他们有的已到越南、缅甸承包森林、矿山的开发，腰缠万贯的康巴商人们如今囊中充盈，更加豪气冲天……

 我们祝愿康巴大地产生更多的“邦达昌”，祝愿康巴商人的足迹走向更远的地方。

 当然，经商才能只是康巴人众多才能中的一种。在今天，康巴人的成就已展现在众多的领域，他们正在各个舞台上焕发着他们祖先的强悍精神和群体魅力：

 藏族人中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格勒，他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众多著作和活跃的国际藏学交流活动，为藏族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班禅画师的尼玛泽仁，其关于藏文化题材的创作成就卓著，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艺术成就一样在国外颇具影响；

 作为西藏作协主席的扎西达娃，他的文学创作为近年的西藏热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

 还有开创藏族一代音乐文化的作曲家美朗多吉；我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登山队员潘多；女诗人唯色；作为意大利西藏基金会负责人的朗卡洛布，他在为家乡发展筹集资金方面和他对藏文化的传播一样热心，且颇具成效；为重修后的布达拉宫捐献大量文物的商人邓巴达吉等。

 他们除了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康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