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充满内忧外患、饱受战乱与凌辱的历史。尽管清末通过赵尔丰的新政，使康区出现回光返照般的光明景象，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激变，使这一地区很快又陷入动乱之中。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使全国14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朝几个月内便土崩瓦解，国内陷入一片混乱。在“中华民国”名义下革命党和保皇派纷争不已，群雄并起的各地军阀，以不同的西方国家为后台，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和割据。在中原动荡、前途不明、人心思归的情况下，驻藏军队军心动摇，丧失斗志，群龙无首，相继哗变。此时，流亡印度的13世达赖喇嘛返回，在英国的支持下，赶走了驻藏军队。

西藏的反叛蔓延到康区。由于赵尔丰被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而互不自救，使大部分地区失守。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从保护势力范围的目的出发，终于出军。滇军从滇西北进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则亲自率军出征。两路皆战事顺利，连战连胜，康区不久解围。两路军队拟乘胜进军拉萨，解救拉萨守军。但袁世凯为求得英国的承认，在英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阻止了川滇进军。

四川都督尹昌衡（图片来自网络）

1904年，因西姆拉会议破产，英人变换手法，改对西藏土地的鲸吞为蚕食政策，暗中接济西藏当局步枪5000支，子弹5百万发，并在印度秘密为西藏培养中下级军官，毕业返藏，组建武装。当时云南护国军正和四川军阀发生内战，而指挥川军所向披靡的四川都督尹昌衡在权利斗争中被袁世凯关进了监狱，新起的四川各路军阀则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连省会成都都成了他们的巷战战场。英人于是怂恿达赖集团趁机在康区发动进攻。

1917年9月，川军驻类乌齐的部队逮捕了两名越界藏兵予以处死，藏军借机大举进攻，围困昌都，守将彭日升屡屡求援，民国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陈暇龄因与彭素有矛盾，竟见死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被藏军俘虏，后死在拉萨。藏军分从南北两路进攻，不但将赵尔丰设置在金沙江西岸的13个县全部攻占，还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德格、邓科、石渠、白玉等县。随后英国人以“调停”身份从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国承认藏军胜利后的汉藏边界。

西藏昌都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自民国元年尹昌衡西征起至1928年刘文辉接管西康的16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康区政局动荡不安，虽7易其主，但丧师失地，致使生灵涂炭。

西康建省之议，始于清末傅嵩林，当时接替赵尔丰的傅作为川滇边务大臣奏请建立西康行省，1911年，虽然清政府批准在边军控制的地方设立西康省，但由于清王朝随即崩溃，并未实际实施。

民国成立时，西康与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行政区，同例改为川边特别区，县、厅、州、治等悉改为县，共设县33个，后加九龙为34县。1914年，边藏交兵，失太昭（江达）、嘉黎、硕督（硕般多）、科麦（桑昂）、察隅（杂隅）五县。1917年，川藏交战，西康土地丧失大半，仅有康定、泸定、九龙、雅江、理化、巴安、盐井、德荣、定乡、稻城、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15县。后大白事件引起纠纷，又失去甘孜、瞻化（新龙）两县。至刘文辉接管西康后，开始励精图治，西康政局开始稳定下来。通过组织反击，除收复甘孜、瞻化两县外，还收回民国7年丧失之德格、白玉、邓科、石渠等地，至停战后计有15县，大体以金沙江为界，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解放。此外盐井县在民国22年巴安与藏兵交战时，由贡嘎喇嘛出而据守，与藏军分享盐税。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武装政变，成立南京国民党政府，1928年，在康区设立川康边防指挥部，任命此时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已控制康区的刘文辉为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同年9月，决定西康与绥远、察哈尔、宁夏三个特区均改为省，但考虑到当时西康土地汉方能管辖的仅11 县半，刘文辉于是计划先建康定西康政务委员会，建省分年实行。1928年民国政府虽重新研究，但未实施。

1931年，西藏当局利用日本侵入中国之机，在英国的唆使下，以“大白事件”为导火线，发动了第二次对康区的大规模东侵。所谓“大白事件”，是由于甘孜县白利地方有一座小寺院叫亚拉寺，属白利土司的家庙。民国初年从大金寺的势力范围选中了一位活佛。该活佛依仗大金寺的势力，常常不将白利人民放在眼里，因袒护小偷与当地人发生纠葛后，该活佛竟然想将寺庙的差户一道带回大金寺。白利人民一怒之下焚烧了亚拉寺，这件事引起了自恃财产雄富、势力雄厚且有藏军支持的大金寺上层喇嘛的不满，于是纠集大队人马直捣白利村，和白利土司发生冲突。白利土司被打败，遂求救于国民党驻军。驻军出面调解不成，与大金寺发生冲突，藏军随即驰援大金寺，于是川藏重起战端。

在此期间，西康实力派首领格桑泽仁在1932年3月9日，在巴塘宣布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与统领“西康省防军”的诺那活佛共同提出“康人治康”的主张，并占领盐井、得荣等十余县，与刘文辉争夺康区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在国民党中央支持下制约刘文辉势力的一种行为），战败后经中央调解和平解决，格桑泽仁交出政权、军队离开了康区。

同年3月24日，藏军集中4000余人进攻青海玉树，7月，西宁援军到达打败藏军，藏军战败退到金沙江以西。刘文辉军队同时回师反攻，藏军不支，西藏当局被迫派人请求国民党政府调停，蒋介石考虑到为集中精力进行抗日，令青、康方面停止进攻，举行和谈。于是，经过近两年的时战时和，付出伤亡数千人、损失数百万元的代价，在退到金沙江以西后，藏军在英国策动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此后，为了集中精力抗战，建立稳定的后方，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康区的经营。1935年，在雅安建立建省委员会，刘文辉任委员长，委员会设在雅安。1936年，建省委员会移到康定，10月开始办公。1938年，中央改组建省委员会，并增加经费，11月，行政院决议，西康准予建省。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刘文辉任首任省主席，省会设在康定。考虑到原康区金沙江以西尚归西藏控制，又将雅属之雅安、芦山、天全、萦经、汉源、宝兴六县及金汤设治局；又宁属之越西、冕宁、西昌、会理、宁南、昭觉、盐源、盐边八县及宁东设治局划入西康省，加上原有的19县，共有33县二局。此格局一直维持至解放。

民国时期，为争夺康区控制权，甘军、川军、边军、滇军在该地区混战不已。先是川边军阀和西北军阀争夺玉树，1915年北洋政府定仍归甘肃，马鳞驻扎玉树结鼓镇为玉防支队司令，这一地区在马家军阀的统治下直到解放。西康地区，川边滇各系军阀经过多次争夺，后川系军阀刘文辉逐渐控制了局势。由于军阀们养兵自重的来源主要靠对统治地区的榨取剥削，因此加重了对康区人民的剥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川边镇守使陈遐龄采取勾结土司头人共同压榨人民的办法，使许多地方土司权利又得以恢复，并进行反攻倒算。为了增加税收，陈还在金沙江以东种植鸦片，毒害人民。这些行为，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玉树、果洛等地曾相继发生暴动，康南人民喊出“抗粮抗捐”、“驱逐汉官”的口号，并赶走了定乡、得荣的知事。这些都是造成民国时期康区山河破碎，并使建省计划不断推迟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当时统治者对该地区的重视不断增强，加之汉藏人民的长期交流和清末打下的基础，康区建省条件逐渐成熟。西康建省，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康区纳入正规的政治体制，对康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因内忧外患无暇他顾，使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做了许多分裂国家，制造内乱的事情，但仍保留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并对帝国主义势力有所警惕。如1930年，父亲为驻藏官员、母亲为藏族的22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刘曼卿曾受派经康区到拉萨，加强了和达赖政府的联系和沟通。1933年，13世达赖喇嘛圆寂，1934年，中央政府组成由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入藏致祭，并在拉萨建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立了电台，保持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刘曼卿（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