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宋元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等边疆地区实行以土司和羁縻为主的间接统治政策，对土地边界等也维持一种东方式的模糊状态，因此，直到20 世纪初，康区的辽阔土地上仍是一部分由土司、活佛执政，一部分由达赖管理，一部分则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到清末，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断入侵，特别是1904年英军对拉萨的占领和西藏上层在刺刀逼迫下签署的《拉萨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统治者和精英集团，也由此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等地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们认识到，如果再用以往那种方式统治西藏，则西藏不需多久就将彻底为西方人占领。所以，尽管晚清王朝那时已经衰落到接近崩溃的边缘，却以回光返照的猛力，对西藏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而又成效卓著的“新政”，在此新政中，赵尔丰、张荫堂等人以其文韬武略和远见卓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英军开进拉萨城，逼迫当时以甘丹赤巴为首的西藏僧俗官员和三大寺代表签订《拉萨条约》（图片来自网络）

1906年，曾任清政府外交官的张荫堂作为钦差大臣赴藏整顿藏务，他首先大刀阔斧地清除时弊，整肃吏治，惩处了一批官吏，包括前任驻藏大臣有泰。同时，宣传物竞天择的改革思想，主张对西藏改变管理方式，兴办实业，富民强兵。张在西藏的两年新政，为赵尔丰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和舆论环境。

张荫棠（前排左者），广东新会双水人，光绪举人，通过捐官当上内阁中书，他的哥哥就是戊戌变法幕后大功臣张荫桓（前排右者），和康有为、梁启超关系不错，戊戌变法失败后，张荫棠被撤职，赋闲多年。后来西藏被英国侵占，张荫棠被重新启用，派往西藏谈判，经过张荫棠据理力争，成功为清朝和西藏争取了权利（图片来自网络）

1904年，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赴昌都途中，奏准暂驻巴塘屯垦练兵，并限制喇嘛教的发展，筹划收复当时为土司割据的瞻对（今新龙），拓展巴塘垦务。由于该时期随着拉萨地方政府对北京离心倾向增加，加之外国传教士的胡作非为，康区也陷入多事状态，多次发生暴动，袭击清朝官员和外国传教士，烧毁天主教堂。1905年5月，巴塘丁零寺堪布及土司组织暴动，焚烧垦场，屠杀垦夫，凤全及其随从50余人及两个法国传教士全部遇害，造成震动一时的“巴塘事件”。

1905年发生在巴塘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戕事变，是康藏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事件。图为位于巴塘鹦哥嘴的“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石刻（图片来自网络）

同年夏天，清政府命四川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员赵尔丰率兵平乱。事件平定后，马维骐返川，赵尔丰被留善后，他将马所部五营改为巡防新军，后又招募新军三营，合称边军，成为赵以后“经边”的主力。

赵尔丰祖籍辽宁辽阳人，汉军正蓝旗人。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其兄尔震、尔撰、尔萃皆中进士，后为清廷高官。赵尔丰屡试不第，只得充任小吏，后为任山西、四川巡抚的锡良赏识，随锡良奔走各地，后步步高升。在四川为官时，他手段严酷，因毫不留情镇压哥老会暴乱，一次捕杀数千人，时人称之为“赵屠户”。

赵尔丰（图片来自网络）

赵尔丰在巴塘事件的高潮中走马上任，先攻克巴塘，处死巴塘正副土司，又进兵理塘镇压了当地土司和寺院的反抗，并对两地进行了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原中央政府加封保留下来的世袭的统治者——土司予以废除，改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调动的一般官吏，使其统治方式与内地一致。由于收效显著，广大藏族同胞拥护，赵再接再厉，乘旗开得胜之机，一鼓作气，将附近明正、甘孜、白利、林葱、东科、鱼科、俄洛色达、瞻堆、里塘、崇喜等三十余处土司的印信执照全部收缴。不许他们再向藏人征收地粮、牛马酥油，不许摊派劳役乌拉。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的德格土司为之震慑，也主动呈缴印信，交出了权力。

油画《改土归流》，曹刚 王方科 作，2017年，200×300cm（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改土归流触及了僧俗上层的根本利益，也引起了当地土司头人的疯狂反抗。赵尔丰通过多次恶战，将其一一平定。如地处康藏交界处的天堑乡城桑披寺，山是一座寺，寺是一座山，寺内碉堡珠连，坚墙环绕，寺后为高山，寺前周围悬崖峭壁，整个看上去，桑披寺像一只脚踩高处、俯视山下的狰狞鹞鹰。勾结当地土司、土匪，在西藏地方政府支持下（配备了先进的英国毛瑟枪），该寺在枭首铁棒喇嘛香普占中领导下进行叛乱。赵尔丰先后派里塘守备施文明和察雅守备李相福率军清剿，都兵败被俘，施、李二人被残酷地剥皮致死，并将尸体悬挂示众。

有康巴第一寺之称的桑披寺（图片来自网络）

有康巴第一寺之称的桑披寺（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稻城贡噶岭喇嘛也在噶厦政府的策动下点燃战火，致使动乱有波及整个康区、改土归流成果毁于一旦的危险。但该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边军经过半年的围困后，寺里竟还扔出几斤重的活鱼，以示取笑。后赵尔丰亲自到寺后之山踏勘，查出并切断了寺中水源，半月之后，寺中500余人口渴难忍，派人突围求救，边军冒充救兵，骗开城门，此时口渴难耐的僧兵只顾争相喝水，遂被边军一举剿灭。当时边军已近弹尽粮绝，在决战之前，有70余人开小差，虽然听说破寺后赶回参加了战斗，但仍被赵尔丰查出一一处死——可以看出赵尔丰治军的严谨和当时斗争的残酷！

稻城贡嘎郎吉岭寺简称贡岭寺，意为“雪山胜利之洲”。该寺位于稻城县城至日瓦乡的路上，海拔3335米，寺前临赤土河，背靠阿西山，依山傍水，环境宜人（图片来自网络）

赵尔丰的改革受到清廷的支持。1907年4月，清廷委任赵尔丰为护理川督兼护理边务大臣，次年3月，又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并调其兄赵尔撰为四川总督，以为后方策应。

在此期间，赵尔丰东征西讨，名震康区。1907年1月，盐井喇嘛对赵尔丰禁贩私盐的政策不满，起而反叛，被赵军很快平息，并设盐井委员，征收盐税，以充军需。1910年，对地势险要，由具父系氏族特征的“帕措”组织统辖，互不统属，经常出外劫掠、为害一方的三岩地区进行征讨，历时半年平定，设官管辖。1911年，对地处深山老林，凭险据守，由土王统治，不服管辖，经常扰乱一方的波密地区，赵尔丰派部将凤山率兵2000人和驻藏大臣派出的兵马一道两面夹击，一举荡平了该地势力，设官而治。

西藏波密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赵尔丰为人富有谋略，吃苦耐劳，治事严明，赏罚分明，上得清廷赏识，下得僚属拥戴，更有四川人力物力的协助支持，7年之间，锐意经营，其征服和改流的地区约计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东到康定泸定，西边以过去自然分界的丹达山鲁贡拉岭为界。江卡、贡觉、桑昂、察隅、瞻对等地次第收回；内乌齐、硕般多、洛隆、边坝四部分亦用兵力收回。先后奏设康安、边北两道，康定、巴安、邓科三府，甘孜、白玉、德化三州，三坝、理化二厅，盐井、定乡、稻城、河口、石渠、同普六县，乍丫、昌都两理事官，德荣、江卡、贡觉、桑昂、杂隅、三岩、章谷、道坞、瞻对、泸定、硕般多十一设治员，共30余治所。

赵尔丰刚进藏时所上的“平康三策”，一策为改土归流；二策为“改康地为行省”；三策为“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借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经过努力，他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为第二个目标即康区建省奠定了基础。

赵尔丰除了改土归流、收复失地外，还大力推行新政。设县三十余，兴学百余所，设官以治，建立税制，兴办教育，修筑道路，建立驿站，确定乌拉制度，设置邮电，垦荒，开矿，振兴工商，改良农业，设立药局，大兴实业，卓有成效：

赵尔丰在巴塘官话学校的劝学活动（图片来自网络）

——农业方面，在行辕所在地巴塘创办了垦务局，指导当地人民因地制宜，学习养蚕、种桑、种水稻。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水稻、苹果、蔬菜等过去许多内地才有的农副产品，都在康区落下了根；

——交通方面，设公务局，分里程，设塘站，明定乌拉脚价。还特聘比利时工程师修建了河口钢桥，这就大大缩短了康藏与内地的距离。

——工矿卫生方面，创制革厂，设官药局，创办了一系列厂矿，开始了造纸、淘金等实业。

——重视教育，在巴塘设学务局，办了初等小学堂、官话学堂、高等小学堂。规定不论民族，所有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所有费用全免，学生的课本、制服等全由公家发给，成绩优异，不仅厚奖，而且家免赋税，故巴塘成为康藏现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人才辈出。

1908年，清政府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等于把主要的西藏事务都交给他管。正待赵尔丰准备大展宏图，乘胜进入西藏实施他的宏伟抱负之时，一方面，西藏上层对他触动其根本利益的改土归流之举怕得要死，恨之入骨，对赵尔丰进藏激烈反对，并派重兵前往拦截；另一方面，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为保住自己的权利，不断在清廷活动，策动反赵阴谋，使赵迟迟不能成行。此后，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四川的保路运动也危及清廷的统治。1911年赵尔丰奉旨出任四川总督，他夹在清廷与民军之间左右为难，因不愿背清，他一度向革命军交出权利，后乘乱想利用他的边军夺回政权，兵败被杀。

一代将星由此陨落！

矗立于今成都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图片来自网络）

赵尔丰尽管在征服各地时也杀了不少人，但对他的恩威并重，康区的普通百姓还是颇多信服的。他为人廉洁公正，有一次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他即以惩戒，并训导地方官：“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也”。他在辛亥革命时被起义民众所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后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见他平时为人之一斑。

赵尔丰在康区建树颇丰，其新政为藏区的第一次现代化输入，造福于民，对稳定和发展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影响。但是他在文化上的改革仍是传统的“以夏变夷”的强迫同化政策。比如他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都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留下来的。他在改变风俗方面，细到要求藏人改变以吐舌头表示尊敬的习惯，规定男女青年在藏袍里要穿裤子，甚至因为他认为藏族的天葬习俗不好，也要求改变等，体现了他身上的大民族主义和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