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中的“牦牛种”于春秋战国时期沿着西部游牧走廊南下之后，在康区一带形成了许多部落。最初他们仍过着“随畜迁徙，无君长，无聚邑”的游牧生活。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畜牧也较为发达，他们饲养的无角牦牛，肉重千斤。并开始和内地农耕民族有了商品交换，在这种交换的过程中，部落首领开始积聚财富，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开始了，于是这些羌人部落慢慢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一些部落联盟或邦国。这些游牧部落由于以从事放牧牦牛为主，加之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横断山区，与内地交流较少，因此，汉代史书从中原中心出发，统称这一地域为“牦牛缴外”，即边地牦牛部落之意。

 在汉武帝统一西南各少数民族之前，居住在今康区一带的“牦牛种”部落的情况很少为外界所知。汉代益州刺史梁国朱辅称为“自汶山（今四川茂汶）以西，前世所不至”。

 汉武帝时，汉朝势力进入极盛时期，于是开始向西南地区用兵，公元前111年，汉朝消灭“南粤”后，进军西南，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先后请归附汉，汉朝很快占领我国西南的许多地方，其中也包括游牧走廊的一部分，并先后设郡治理。公元前135年，汉朝在沈黎郡（制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下设立牦牛县，辖东部康区的泸定、康定等地。公元前97年，由于汉武帝实行武力征服政策，引起徼外诸部的反抗，脱离了沈黎郡，迫使汉朝废除沈黎郡，重新设置两部都尉，以雅安、汉源一线，将汉羌两族分开治理，今甘孜州的部分地区纳入汉朝管理，这是康区第一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经过汉武帝对西南的经略和康区诸部内部经济的发展，康区居民和汉族居民之间的来往逐渐密切。康地的牦牛、黄金和汉地的茶叶、瓷器、棉布、丝绸、谷物等交换不断增加。诸部落与汉朝官方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据文献记载，白狼、般木、唐苁等部落至汉武帝以后，就遣使贡献方物和请求内附，公元71年，他们派人向汉朝表示“举种奉贡”。为纪念此事，居于今巴塘、理塘一带的白狼国（白狼可能是“巴”、“理”塘的合音）国王作词奉献《白狼歌》，歌词如下：

其一，《远夷乐德歌》：“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赠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炙”。

其二，《远夷慕德歌》：“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时适，部人多有。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

其三，《远夷怀德歌》：“荒服之外，土地交角。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峡。高山歧峻，缘岩攀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

既然是给皇帝的献词，其中溢美之词自然难免。但我们从中仍可了解到当时该部落生产生活、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及其白狼王对汉王朝的崇敬仰慕之情。对此，当时的汉明帝也十分重视，专门令史官录下此歌。《白狼歌》词的原音和译文，成为后世研究西南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重要依据。近几年，语言学家发现该文字属藏缅语系，并与彝语、藏语有亲缘关系。为西部游牧走廊各民族属于同一族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汉代“牦牛徼外”走出深山，揭开了西部走廊与中原大地关系史的新篇章。以后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经过泸定等地，与走廊内的诸部之间建立了友好联系，康定原来名字“打箭炉”的由来说明了诸葛亮时期蜀国对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同时，西南丝绸之路的蜿蜒小道已开始渗入这一地区。隋唐时期，吐蕃东进以前，苏毗等邦国已开始和内地做起了生意，唐朝还在今阿坝一带设置了100多个羁縻州，政治关系开始建立。唐以后的茶马互市使两地的联系更加紧密，直到元代康区纳入祖国的版图。

从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逐步强大与边疆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如江河汇流般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