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部的辽阔土地上，多少次刀光剑影，多少年兴衰成败，上演着一幕幕震撼人心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康巴人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民族形成史，一部西部开发和民族英雄史，还是一部汉藏交流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史。在那横断山脉的幽深峡谷，隐约传来茶马古道的阵阵驼铃，在那玛呢石堆和高大碉房上的猎猎风幡，述说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兴衰故事……

以新疆为中心的古代西域，不仅是亚洲的心脏，也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它不仅沟通亚洲的东部和西部，而且把亚欧两大洲沟通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把辽阔的亚欧大陆上的各个文明区连接起来，它就象从心脏里伸出的粗壮的大动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国家之间输送着文明的血液，传递着文化的因子。西域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占据这一战略要地，是控制整个亚欧大陆的关键，从这里可以向任何方向出兵作战。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国际纷争的风云际会之地，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东南方的暖流在这里相遇、激荡，在这里，农耕与游牧、民族与宗教、政治与军事、战争与和平相互交织，构成一幅班驳陆离、变幻多姿的历史画卷。１８７７年，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名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地理概念——“丝绸之路”，这个富有诗意的概念后来传遍了整个世界。

然而，李希霍芬并不知道，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蜿蜒于大西南的深山密林中，由于历史的久远，交通的阻隔，史料的稀少，这条古道的真实面目湮没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深川峡谷中多年而不为世人所知。它的历史不仅早于西北丝绸之路，而且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沟通了中国——印度这两个东方的古文明中心，促进了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缅甸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和世界古代的交通、商业、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条道路的开通，还为青藏高原与内地联系的建立和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情还得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说起。

在刘邦和项羽为争夺中原而楚汉相争之际，西北地区的匈奴冒顿单于乘机扩充势力，统一了西北诸部，并经常袭扰中原，与汉王朝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为击败匈奴，汉武帝派时为皇帝侍卫的张骞出使月氏，想联合据说被匈奴打败，国王头颅被匈奴王做酒器的月氏部落夹击匈奴。张骞在西域历尽艰辛，一度被俘为奴，甚至在当地娶妻生子，但这位军事家和超级间谍并未忘记肩负的使命，13年后，他终于返回汉地。历时13年的西域之行，使张骞对西域做了全面的考察和了解，也带回了对汉王朝十分重要的战略情报。

公元前122 年，张骞回到长安，在向汉武帝作“述职报告”时提到，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看见大夏商人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至该地的两种四川产品：一是邛竹杖，二是蜀布。这说明在西北丝绸之路开通以前，早就存在一条从四川出发，经印度至中亚的商道。张骞将自己走过的西域古道和他设想的“蜀—身毒国道”作了一番比较，认为西域古道一是险，二是有羌人、匈奴阻隔，很不安全，他推断西南这条路应是既快捷又安全的。但要探通这条道路，就必须经过我国西南地区，也就是当时所说的“西南夷”地区。

早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蹻从黔中征服了滇池附近的千里沃野，后来由于秦国灭了楚国，断了楚军的归路，庄便改变服装和习俗，自称滇王，建立了滇国。秦时曾开通五尺道，进一步沟通了蜀滇。但直到汉时，散布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也大，因之与内地的沟通也十分困难，官方联系较少，一些经济往来多在民间进行。

张骞提供的情报引起了雄才大略、历经文景之治后正意气风发、开疆拓土的汉武帝的兴趣，他于是指派张骞以蜀郡和犍为郡为据点，派遣使者分四路探察通往印度的古商道。四路使者一路到甘孜，一路到大理，一路力求经过西昌到大理，一路出阿坝，但均出师不利，纷纷被各处的艰险道路和少数民族所阻。当汉使到今滇北的小国夜郎国时，夜郎国王问汉使：“是汉朝大还是夜郎大？”，可见当时这一地区尚十分封闭，夜郎国王的问话成了后世“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由来。

但汉武帝并为因此泄气，他将中央王朝控制权推进到大夏的决心没有改变，以后每年又派出十多批使者，探询通往印度、大夏的道路。

当汉朝打败了匈奴，同西域的交通畅通后，汉武帝又继续经营西南地区。在此之前，汉武帝已派司马相如将汉朝势力推进到今川西南地区。那位曾因带着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私奔到成都以卖酒为生传为佳话、并以《子虚赋》等文章开一代汉赋之风而扬名后世的司马相如，除风流倜傥外，还是个文才武略兼备之人。公元前130年，他受派征伐西南，打通了到西昌的道路，并架桥筑路，设置十余县隶属蜀郡（郡治在今成都）管辖。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经略邛（西昌）、笮（今攀枝花）、昆明（今大理等地）”，以皇帝侍从的身份查办历次使节被阻于昆明的原因，并负责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和打通滇缅道。司马迁家学深厚，20岁后即遍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原各地，并作为侍卫官随汉武帝四处巡幸，有很广博的见识。此次他不负众望，为汉武帝带回了十分有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从公元前109年开始，汉朝便发巴蜀兵击灭云南诸部，汉兵直指洱海，扫除了滇王国的障碍，收复昆明族，设置叶榆县（辖今大理、邓川、剑川、鹤庆等地），渡过澜沧江，直打到哀牢山为止。在此期间，昆明族曾反叛，汉武帝特赦京师亡命之徒出征，和当地的许多部落进行了反复较量，一直到公元69年，东汉政权打败了哀牢人，建置了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一直为民间商人和少数部族垄断、秘而不宣的“西南丝绸之路”才显露于世，并在以后的历史岁月里，日益发挥出中外文化交通干线的作用。

话说为打通西南丝绸之路立下汗马功劳的司马迁，他在公元前108年出任太史令后，因李陵兵败后降匈奴，正直的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汉武帝一怒之下将其处以腐刑。司马迁在困厄之中发愤著书，完成不朽著作《史记》。由于司马迁有出使西南的经历，在《史记》中他记叙了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专章写下了《西南夷传》，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西南丝绸之路”亦称“蜀—身毒道”，其走向：

一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缅宁、西昌，到达会里境后折向西南行，由黎溪过金沙江，经攀枝花到云南丽江，最后到达大理地区；

另一线，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彭山、乐山、犍为而至宜宾，再沿秦“五尺道”（隋唐“石门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而达昆明地区，再由昆明到大理。两途至大理会合后，再沿滇缅公路，经保山、腾冲，循大盈江南行，经干崖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有水陆二途到印度：水路从八莫循依洛瓦底江航行出海，经海路到印度；从陆路自八莫出发，到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流经印度的名称）河谷再到印度平原。

在西南丝绸之路上，除了茶马互市外，还有蜀地的丝绸、巴蜀铁器的南播，琉璃和宝石传入中国，盐业交易以及广泛的文化交流。到东汉时，缅甸国王三次遣使前往洛阳进行交流。这条丝路也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另一途径。据说，我国东汉发明的造纸术也是经过这条道路传到南亚诸国的。特别是二战时期，中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的开通使这一交流达到了高峰。斑斑可考的史迹，无不显示秦汉以来这条古道贸易的繁荣和文化交流的频繁。

同时，西南丝绸之路也为开通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