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局的每况愈下，蒋介石开始将他的军事、政治重心逐渐转向四川，妄图在“天府之国”四川进行国共决战。为此，他特别在重庆设立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让张群做这个公署的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同时， 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挂了个副长官的名。行政院院长由阎锡山继任。

张群（图片来自网络）

 阎锡山上任伊始，首先想到他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结拜兄弟尹昌衡。曾经在辛亥革命中计斩清末最后一个都督、有“四川屠户” 之称的赵尔丰的尹昌衡，年仅 27 岁就当上了四川省军政府都督，风云际会。过后，因为西藏高层在英帝国的支持怂恿下叛乱，尹昌衡主动请缨平叛，连连告捷，这就触犯了英帝国的利益。而这时，从孙中山手上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想当皇帝。想当皇帝就要得到列强如英、美、日这些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袁世凯这就用计将他最不信任的三个都督哄骗进京软禁。三个都督是四川的尹昌衡、云南的蔡锷、湖北的黎元洪。

阎锡山（图片来自网络）

 在北京，半是出于性格，半是出于计谋，黎元洪假装老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骗过了袁世凯对他的注意，以致以后当过几天短命的民国大总统。蔡锷也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不过要高尹昌衡三期。他二人

 性格有些相似，有风流倜傥的一面，另外也有向袁世凯示威的意思。人们都知道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因为在小凤仙的帮助下，蔡锷潜回云南举起了反袁大旗，一时天下闻名。而同样在八大胡同与良玉楼喜结良缘的尹昌衡却没有那样幸运了，他被袁世凯以莫须有的罪名丢监。虽然以后民国几度变换大王旗，但无论是段祺瑞执政，还是徐世昌等，都不肯放尹昌衡回川。因为他们知道四川特殊的重要性和尹昌衡在四川的声望。放尹昌衡回川，犹如放虎归山。最后还是在阎锡山的帮助下，尹昌衡才潜离京师回到了四川。然而，当他千辛万苦回到四川后，他的后辈，已经执掌了川政的刘湘、但懋辛对他的回来却是心存顾忌，逼他发表弃政的《归隐宣言》，不然就不准他回川。万般无奈，他只好在报端发表了《归隐宣言》，不久，孙中山因国事操劳过度，在北京溘然去世。孙中山是尹昌衡心中唯一的一盏政治明灯。明灯既已熄灭，就此以后他心灰意冷，在家隐居。虽说是隐居， 但他是成都极有影响的五老七贤的头，尚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为了维持门面，阎锡山准备请尹昌衡出山，担当一个相当的职务。为此，他专门派中将参议侯亭松做他的特派代表，由南京去了成都。

尹昌衡（图片来自网络）

 成都忠烈祠街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条模范街，不宽的街面由斑驳的青石板铺就，街道两边大都是一楼一底板壁粉墙黑瓦的茶馆、酒楼、旅舍和小商号一字铺开，鳞次栉比。整条街道古色古香，这里那里点缀着花树柳荫。微风过时，各色店招轻摇。走进了这条街，好像走进了明清时代。

 长街中段的“尹府”极有气派，它占地 18 亩，高墙深院，青砖拱壁。从两扇开着的红漆大门望去，四进的大院里古柏森森，亭台楼阁，花木扶疏，鱼池假山，极有沟壑，俨然是清朝年间的一座王府。府第门前挂有两个门牌号：76 和 78 号。这 76 号原是清廷湖北提督向荣在成都开设的当铺， 辛亥年间，成都兵变时，当铺被烧坏了一些，一直想卖而未卖脱。民国十九年（1920）尹昌衡在阎锡山帮助下回家后，在成都执政的旧属刘成勋， 将尹昌衡当川边经略使时应得而未得的薪酬 14 万大洋全数补给了他，尹昌衡将这笔大钱全部交给了善于理家的老母安排。精明的尹母趁机廉价买下隔壁向荣这幢深宅大院，与原先住的 78 号打通连为一气重新修过。这样，占地 18 亩的尹宅立时生辉，雄踞模范街上。加之当年尹昌衡率军西征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笔赐了他一块匾，这匾长 2 米、宽 1 米，匾上镌刻着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庆洽椿萱”四个镏金大字。匾的四周木框上镶以凸起的花草图案，这就让整个匾额显得十分富丽堂皇。尹母让人挂在门楣当中， 这就让没有去过北京、没有看到过京都王府显赫的读书人经过这里时，没来由地想起在《红楼梦》中的大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