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因为没有开大灯，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办公桌上开着一盏台灯，一缕乳白色的灯光，经绿色灯罩一罩，倾泻出来，端端照在当中的一封信上。而灯光之外，摆在办公桌上的一架载波电话、文房四宝以及垒得小山似的公文、卷宗，全都瑟缩在夜幕中。

  田德明安慰着丈夫，给他倒了杯茶，轻言细语地说：“晋康，你不要愁，船到桥头自然直，自古没有过不去的河。”说时，她上前拈起那封将丈夫愁成了这副样子的信，细细看去。

 信封是长方形的，比一般的信封大，当中框一个长条形的红色竖格。红色竖格左面，标有“中华民国总统府缄”字样，当中是一行又瘦又硬的毛笔字：“邓省长锡侯启。”她抽开信笺来看，才发现这封信是蒋介石蒋委员长写给丈夫的亲笔信。信写得极简短，只一句：“晋康兄：请速来京，有要事相商。中正。” 蒋介石的字，一个个写得足有拇指大，在行行红色的竖格里显得很霸气。看得出来，蒋介石小时读私塾时是练过柳体的，而任何人，尤其是大人物，不管他最初练字时练的是什么体，是柳体、颜体，还是什么体，最终总要灌进他们自己的气质、个性。俗话一句：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这是一点不错的。蒋介石的字由柳体变成的“我体”“蒋体”，简直就像他的人一样，个个都写得瘦筋筋、硬邦邦，鹰爪似的。闻名中外的青城山上的“天师洞”三个字，也是蒋介石写的，这，中学毕业的她知道。

邓锡侯（图片来自网络）

 “哦！蒋委员长请你去南京？”她轻言细语地说。

 “哼！”邓锡侯苦笑了一下，“你不要看他老蒋说得这么好听，啥子请我去南京有事相商，他这是要我去当面兴师问罪！老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给他提供军粮，我办不到。日前，他派粮食部长俞飞鹏飞来成都催，还是没有，他这是恼羞成怒了！”

 “那怎么办呢？”田德明的情绪受到了丈夫影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也焦倒了。

 “去就去嘛！”邓锡侯把信收起来，又是苦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顺其自然。四川的情况就这个样子，我肯信他老蒋把我吞了不成，走，睡觉！”当天晚上，邓锡侯几乎彻夜不眠。他觉得，总是身着一袭玄色长袍、身姿笔挺的蒋介石蒋委员长，就躲在黑暗中的某个阴暗角落，沉着脸打量着他。他的思绪处于凝想中。

 抗战之前，在蒋介石与“四川王”刘湘长时间的明争暗斗中，他是坚定地站在刘湘一边的，坚决反对蒋介石把手伸进四川。抗战军兴，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军人！于是，他同刘湘一样，舍小我而就大我，主动请缨抗日。蒋介石准其所请，将四川几乎所有的将军及军队都调遣出川与日作战。殊不知他们是真心抗战，蒋介石却大行一石二鸟之计， 让装备极差而作战英勇的川军打头阵，去消耗军力；反过来，又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替他消灭川军这样的杂牌军。当时，出川的 20 多万川军被分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分别在山西和江浙南京外围作战。川军被蒋介石分割得五零四碎。到了南京的刘湘，虽被蒋介石安了一个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名称，却完全是空头司令，在南京坐冷板凳。而率部在山西作战、时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的他，发现上了蒋介石的当，曾带信给刘湘。信中，他愤懑地将出川的川军比喻为“没有娘的孩子”，要求刘湘奏准蒋介石，将所有川军部队调到一起作战，“要死都死在一起”！可是，蒋介石根本不理。最后，积劳成疾而又气愤攻心的刘湘死在武汉万国医院，年仅 48 岁。刘湘与其说是病死的，还不如说是被蒋介石气死的、逼死的。刘湘死后，蒋介石为了做样子给世人看，尤其是做给川军川人看，对刘湘却又是备极哀荣，升为陆军上将，在成都进行国葬，虚伪之至！

刘湘（中）、邓锡侯（左）、刘文辉（右）（图片来自网络）

  在山西前线，看透了蒋介石伎俩的他，一方面是对真心抗战的八路军的崇敬，另一方面是出于老乡情谊，他多次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有“战神”称誉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到自己的部队中，为营以上的军官讲解游击战，同时私下将一些武器弹药支援八路军。这就自然而然地犯了蒋介石的死忌。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向来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洪水猛兽，必欲早晚消灭之，哪怕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都没有把装备很好、负责包围延安的胡宗南的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大部队调离！他邓锡侯的所作所为，自然被在南京的蒋介石掌握。了得！于是蒋介石耍了个手段，将他调回川，集团军司令一职交由同时出川的原先他的副手孙震。老蒋美其名曰是对他的重视，让他回川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其实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将他弄回盆地中看管了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左）、朱德（中）、刘伯承（右）在延安（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来源：《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田闻一著），2019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