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晔

人生过了半程，才关注起大暑这个节气。

旧年四季周延，却几乎不曾留意过，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节。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每年时候一到，自然感觉热，知道热，应对热。这热，却不过是一道容易忽略的背景，未及萦怀，就淹没在时光的流转中。

幼年的冰棒与蒲扇自不必说，至今我仍记得那甜蜜与清凉。少年的侠客梦最能消磨酷暑，满园飞奔的身影不晓得撞散了多少萤火与亲邻戏谑的目光。二十来岁时颇为拮据，朋友拖来一台破旧的窗式空调机，热烈的轰鸣更是多涌出几分热浪。而立之后是漫长的闭目飞行，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网络、空调、银行账号让整个世界瘦成了最单调的模样。

幼时不知巧与拙，少年不识愁滋味，青春时耽于情爱与安身，到了中年又周旋于立命、子息与亲老之间，竟是未给自己剩下半分自在的张望。

现在想来，大暑曾经无数次包围过我、碰撞过我，比如那些隽永的诗词与文句，但仿若夏天向晚温热的风，吹便吹过，不待过耳，就潽进周遭介于耐烦与不耐烦之间的恹恹空气里。

文人最尴尬的事不过如此，四十年前曾浏览，此句旧识如初见。早年一读而过的诗，而今才坐得下来细细品味。

都说“唐诗宋词元曲”，写大暑，唐代诗人却乏善可陈。仅白居易有一首大略相近的《消暑》，写得清空明净：“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倒是宋代诗人写大暑，最多、最好、最动人。“直谏他人不敢言”的北宋状元、诗人彭汝砺写过两首“大暑”，深感“赤日暴形骸，毛发几焦秃”，“水风鼓炎热，如坐蒸炊上”，但他依然甘于“驱车冒炎酷”，只因“义命有固然，勤劳不为辱”。他的一生，“行矣难少留，白云在吾望”。

羸弱、犹疑而最终极致刚烈的南宋，更是有不少诗人，笔指天道、世情与人心。

南宋诗人曾几写过大暑：“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李漫浮沉。”抒情遣兴，闲雅清淡，瓜李在沁凉中的浮浮沉沉，隐喻着古代淡泊文人不甘寂寞的一生。在曾几的学生、壮怀激烈的爱国诗人陆游眼中，大暑的天气极为酷烈，“赫日炎威岂易摧，火云压屋正崔嵬”，但再高的温度也挡不住陆游对沦陷故土的向往，他曾留遗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时望河朔，“细思残暑能多少，夜夜常占斗柄回”。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的尤袤则写出了别样的滋味：“清风不肯来，烈日不肯暮。”两个“不肯”，道尽了这位有梦者“一官走王事，三伏在道途”的坚韧与矛盾。

清代，诗道没落，文人难堪。对于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前后，热死泥鳅”等叫人沮丧的现实主义描摹；到文人那里，就只能努力追求“闲情偶寄”，然而一点点艰辛与困厄，就让他们的文句里充满了灰败与绝望。文学家、戏剧家李渔是如皋人，才华横溢，多姿多彩，可惜生于没落的明末、暴虐的清初，只能勠力求生，在凡俗日常间践行东方美学。在他的生活中，“一岁难过之关，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他是如此认同这样一句俗语：“过得七月半，便是铁罗汉。”于他而言，“九夏则神耗气索，力难支体”，只能追欢逐乐，“如其不乐，则劳神役形，如火益热，是与性命为仇矣。”他追求美好，内心却如残荷。

再美的残荷，也少了生气。李渔“难过”的体验与情感，自然不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名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也不如他的另一句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哪怕是凡俗的感受，杨万里也比惯于哀叹的李渔更为高远，“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个热得睡不着的人，把自己打开，走进明月的怀中。

四十年后读大暑，此刻，不由想起自己几年前的一首《大暑》，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就算着了火，仓皇的心也要保持平衡”。

正如此诗，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不堪、仓皇与离乱，但从来都不应失去坚持、平衡与想象。

苦夏尤需坚守，人生莫待秋凉。汗一颗一颗，是润泽的珍珠，璀璨前行的背影；不要是那苦涩的沙子，在踟蹰与停滞中，硌得你心疼。

大暑，正宜前行，白云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