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信仰

《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李 致

受采臣叔的鼓励和督促,我编写了这本书。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后记。其实我的意图,一看书就明白,用不着再作说明。还是写一些与巴老有关的事。

我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出生的时候,巴老刚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1941年和1942年,巴老两次回成都,我正上小学,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13年后即1955年, 我在重庆看见巴老,才与他建立联系。我是巴老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以上。

对巴老更深一层的理解,则是在“十年浩劫”之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正是在这前后,李致走进了巴金的心灵——对“四人帮”的憎恨,使两代人的心如此节拍与共,和谐相生。”在黑暗的日子里期盼光明,那历程是多么痛苦和漫长呵!“四人帮”垮台,我们欢欣若狂。巴老在给我的信上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我则骑着自行车把巴老重新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送给他在成都的亲友阅读。以后,四川不仅出版了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而且出版了包括《随想录》在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所写的全部著作《讲真话的书》。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部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提笔,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版了巴老的传记和评传。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吐。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我说我对巴老许多主张的信仰,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巴老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虐疟,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我因所谓“胡风问题”受审查,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向任白戈打听我的情况。我不断向他要书,他有求必应。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几年,我们每年要见两三次面,无所不谈。白天在客厅谈,散步时也谈,总是互相抢着说话。晚上在书房谈,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妈来提醒几次才结束。这些谈话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一一列举。记得1985年4月一个下午,我和巴老一起散步。他对我说:“我要言行一致,把各种事情处理好。特别要做到:一不自私,二不爱钱。我不希求什么,我的许多东西以后都要捐献出来。”巴老很少称赞我,更多的是提醒,有时也批评。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说:“我正在给你打分。”但没有说他给我打了多少分。有段时期我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感到苦闷和困惑,他说:“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也得依赖好人才能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之分。”现在想起来这些话,我仍激动不已。巴老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但他为我做得很多,我为他却做得很少。我说过我欠了巴老很多债,将认真反思和努力清偿。

巴老曾对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是王仰晨(即树基),一是我。本书编选巴老给我的信并非全部信件。“文革”中“造反派”拿走近五十封信,石沉大海。有些信涉及到某些单位和人,没有选录。已选编的信,除一两封外,都编入《巴金全集·书信篇(中)》。只是《书信篇》发行量不大,很多读者没有看见。

目前非畅销书的出版很困难。我是一个老出版工作者,深知其中的原因。为此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能出版我这本书。

1998年6月28日

作者简介

李致,1929年生,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情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改革开放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先后兼任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省政协第六届秘书长。连任三届四川省文联主席。从事写作“往事随笔”,出版五卷六本《李致文存》。现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

来源: 五块石头视界

作者:李 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