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爸爸叶飞和阮英平

阮朝阳

1999年4月18日清晨6点,小楠姐姐告诉我:爸爸没血压了。我急匆匆赶到301医院。只见爸爸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脏监测仪显示,他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望着爸爸那安详的面容,我心头竟升起一种奇异的希望:爸爸一生中几次大难不死,这一次,他还会闯过来……

叶飞生日时的家人合影,右为阮朝阳

可是,中午12点整,爸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似乎听见姐姐和妹妹的哭声,但又感觉,爸爸只是睡熟了。

中央军委有位首长第一个来到病房,他盯着爸爸看了约10秒钟,然后,默默地向爸爸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就在这一刹那,我知道亲爱的爸爸真的去了,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我用双手捂住脸,任泪水恣意流淌。

多少往事涌上我的心头啊!我不是叶家的亲骨肉,但是,37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叶家的大门,我就成了他们家中的一员,成了叶飞爸爸和王于畊妈妈的一个儿子。

我的父亲阮英平是闽东人,叶飞爸爸是闽南人,他们相识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时期。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全国苏区损失了99%。我的两位父亲,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带领当地同志坚持游击战争,很快又打出了一个闽东苏区。当时,大家都叫叶飞爸爸“一班首长”,叫我父亲“二班首长”。

1937年12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闽东部队被编为三支队六团。1938年2月14日,我的两位父亲叶飞团长、阮英平副团长,率全团1300余人下山,开始了抗日的征程。

1947年4月,为迎接大部队南下,我的父亲阮英平(时任一纵一师政委)被单独派回福建,任闽浙赣边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特委书记。在闽东,他很快组织起队伍,一连打下七八个乡公所,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遭到民团“围剿”。1948年3月,他到福州汇报工作,途中被民团打散,连警卫员也与他走失。他只身一人在一户人家过夜,不料第二天竟惨遭毒手。

关于我的两位爸爸的故事,我是从史料中、从叔叔阿姨们的交谈中、从爸爸妈妈的零星话语中逐渐了解到的。1962年1月,当我的亲生母亲告诉我叶飞爸爸要接我去福州读书,并第一次告诉我、我的生父叫阮英平时,我曾整整一夜没有入眠。

我到福州后,和叶家的孩子一样,在福州一中上学。进了学校我才知道,一中是全省最好的红旗学校。

王于畊妈妈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为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不断为国家输送优秀人才,她想方设法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改善办学条件,为工作操碎了心。每到夏季,她总有一两次被人用担架抬回家——她是为操劳全省高考累病的呀。

妈妈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当时,福建省的教育水平闻名全国,高考成绩列全国各省(区、市)榜首。而我们这代人,恰是那时的受益者。

开国上将叶飞

叶飞爸爸在家里不太说笑,大多数时间都是开会、工作、找人谈话,或下去搞调查研究,稍有空隙就手不释卷。偶尔在院子里散步,也总是思绪万千,我们这些孩子都有些“怕”他。

家里有一个奶奶,爸爸5岁从菲律宾回国后,由奶奶抚养长大。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就一直跟爸爸一起生活。奶奶总穿着一身黑衣裤,屋里长年挂一顶蚊帐,看上去黑咕隆咚的。我每天放学回家,总看见她坐在门边,嘴里自言自语,讲着我一点儿都听不懂的话。

但爸爸非常孝敬奶奶。下班回家,总要和奶奶说好一阵子闽南话,才回去休息。爸爸只要出差,奶奶就望着太阳坐在门口,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口中喃喃絮语,大概是祈祷他的儿子平安吧。

1963年,奶奶病重住院,一直不见好转,不幸去世了。记得那天吃晚饭时,全家人围坐在大桌边,孩子们吃着吃着就议论开奶奶去世了要不要戴黑纱。有的说戴黑纱太难看就别戴啦。大家有说有笑谁也没当回事。

突然,“砰”的一声,爸爸狠狠地一拍桌子,一桌的碗筷盘盏跳得老高,把我们吓一大跳。只听爸爸吼道:“你们懂什么!国民党就是骂我们共产党不要祖宗!”妈妈急忙劝爸爸息怒,爸爸一甩手,愤愤地说:“全都给我戴上黑纱!”

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长大成人,对爸爸有了更多的理解,在爸爸那严肃的外表下,其实深藏着一颗非常富于感情的心啊。他是那样爱祖国,爱人民,爱军队,他怎么会不深深地爱自己的母亲呢?

王于畊妈妈不但工作繁忙,还要操持家务,她的担子最重。多年来,她对我总是关爱有加,处处流露着母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

有一次,爸爸的生死之交,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挺伯伯请我们几个孩子去他家吃饭。席间,伯伯让我们用半两的大酒杯喝酒。他把我的酒杯斟得满满的,非要和我干杯。我从未喝过酒,不知深浅,拿起杯子一饮而尽。伯伯开心极了,说:“好小子!像你爸爸!”又给我斟一杯。我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又一饮而尽。伯伯一高兴,要我再喝一杯。

三杯酒下肚,我只觉得头昏脑胀满脸发烧,赶紧去上厕所,结果坐在马桶上昏睡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浑身散了架一般躺在家里。妈妈打了盆热水,亲自给我洗脸、洗手,又帮我脱衣服,脱鞋子,洗脚,最后给我盖好被子才关上门悄然离去。我不记得那一次自己睡了多久,但妈妈的慈爱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间,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热乎乎的。

有一阵,我们几个男孩对跳远发生了兴趣,就在屋外挖了坑,从山下(家住山上)挑来沙子填在坑里,建成一个简易沙坑练跳远。跳着跳着突发奇想:我们还可以练习撑竿跳高嘛!就真的自制了一个跳高架,又找来一根毛竹竿,练起撑杆跳高来。妈妈下班回来,就坐在石凳上,用欣赏的目光看我们表演。妈妈还支持我们打乒乓球、打排球。我偶尔做错了事、妈妈总是耐心和蔼地教导我,从未说过一句稍重一点的话。

1965年夏天,我高三毕业了。紧张的高考后,爸爸妈妈特意把我在北京的姐姐招来,让葛叔叔带我们回了一趟闽东老家,算是认祖归宗。

我的生父阮英平烈士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家乡。回到老家我才知道,我的生父阮英平在家乡一带威信很高,我们的村子已更名为“英平村”,当地专门为父亲建了一座“英平楼”。当我们到达时,全村男女老少都迎出来,将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久久不肯散去。许多人都认识父亲,都怀念艰苦的战争年代,一位老奶奶流着泪抚摸着我的脸说:“像啊,真像你爸爸。”

第一次来到父亲出生和革命的地方,第一次看见埋葬着父亲忠骨的山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无数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对父亲说:“爸爸,叶飞爸爸安排我和姐姐看您来了!新中国已经诞生,并且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我在叶飞爸爸家里生活、学习都很好。姐姐已经上大学了,我刚刚考完大学,我会更加发奋学习,告慰您的英灵。”

离开老家来到厦门,我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给王于畊妈妈打电话,询问我的高考成绩。妈妈在电话里非常高兴地说:“朝阳,祝贺你!考得不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又急问我到底考上了哪个学校,妈妈笑道:“就是你想去的哈军工嘛!”我一听,高兴得蹦起来。

读哈军工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一身东北戎装——棉军衣裤、皮军帽、大头鞋回到福州。一进门,没顾上擦擦满头的汗,就给爸爸妈妈立正,恭恭敬敬行了一个军礼。爸爸妈妈见状,笑得嘴都合不拢,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他们为我高兴,为我的亲生父母高兴,也为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而由衷地欣慰啊!

1966年夏,急风暴雨般的“文革”10年内乱突然降临了。

秋天,我回到福州,看到爸爸妈妈已被说成是“走资派”“黑线人物”,怎么也想不通。一天晚上,爸爸被迫去参加一个几千人的批斗会。那时的批斗会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但我们这些孩子在会场外已急得不得了。我正好穿着学校的军装,情急之下,就以一个军人身份冲进会场,挤到爸爸身边。

会场上一片混乱。“打倒”的口号声不断,发言的人也不断。我紧挨着爸爸坐下。很快,有不少人写条子递到我手上。我一看,上面写着:“叶书记,我们信任您”“叶书记是好干部”……我心中暗喜,忙将条子递到爸爸手中。爸爸接到条子,这才回过头来发现了我。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那是信任的目光,宽慰的目光啊!我们之间什么也不能说,可一切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那时,王于畊妈妈也三天两头被拉去开“批斗会”。妈妈再三叮咛我们不要去批斗会场,不要惹事。可我忍不住,每次总是打听到地点后悄悄溜进去,钻到第一排看妈妈。“造反派”抓住妈妈的头发往后拽,抓住她的胳膊用力要她跪下。可妈妈就是不跪,几次都稳稳地站住了。我为妈妈的尊严感动!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自豪!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从后面踢妈妈的腿,妈妈的腿就这样被踢坏了。我真想冲上台去救下我可怜的妈妈!可是,我却不能……

1967年“一月风暴”前后,我和两个同学骑自行车回闽东老家串联。就在快回到福州时,我突然看到一张大字报,竟是爸爸妈妈被押在车上游斗的照片!我急懵了,骑上车就飞速赶路,我要赶快到家,找到他们!下坡时,我竟忘了刹车,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突然,前面一个急转弯,车倒了!我整个人飞了出去,手脸在地上重重拖过,脸上嘴上全是血,昏沉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待后面的同学赶到,为我简单包扎后,一行人才慢慢下山。在城郊,我们找到一个医院,在那里,我缝了四针,头上手上都用纱布包起来。

回到省委宿舍大院,家已被抄。造反派正在搞什么“抄家展览”。我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角落的小平房里找到了妈妈。

妈妈躺着,她已经站不起来了。看到我头上手上缠满纱布,忙坐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久久地凝视着妈妈,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掉,好不容易讲清了原委,妈妈急切地说:“这地方,你一天也不能待。你赶紧走!赶快离开福州!”我不想离开,就说伤口还要四五天才能拆线,妈妈想了想,让我到罗维道叔叔家住几天,拆了线就走。

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找来一辆三轮车,在细雨霏霏中离开了妈妈。

我把妈妈一人留在了那里。妈妈,但愿你能平安地坚持下去!

离开福州,我回到了哈军工。一天,突然接到小毛姐姐的电话,要我赶紧到北京去。我一阵紧张,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是好事,来了就知道了。

我匆匆赶到北京。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在京西宾馆见到了爸爸!原来是周总理和陈老总安排,将爸爸安全接到北京了!我们围坐在爸爸身边,真是百感交集!爸爸向我们简述了在福建的经历,告诉我们是皮定均叔叔用汽车带着他,一路上转来转去,不知转了多久,才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将他送上飞机的。

一家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也更加思念仍在福建受难的妈妈。

几个月后,我再次返回福州。此时,省委宿舍大院已人去楼空。我们家已被搬到一处破烂不堪的小平房里。家里只有小宇、小奇兄弟俩,妈妈到闽北干校去了。

我挂念妈妈,无论如何要看看她。我问清了地址,坐上火车,又乘汽车到了建阳一个山沟里。

这就是妈妈所在的干校。远远望去,有一排简易平房,门口有士兵站岗。我好说歹说,士兵总算放我进去了。

我终于在一个楼梯肚子里找到了妈妈!我怎么也想不到,两年不见,妈妈竟苍老得这样厉害!腰也弯了,腿也不好使唤了,头发也白了许多。妈妈其实还不到50岁呢!冷不丁见到我,她又惊又喜压低嗓门问:“你怎么来的?家里怎么样?”看见妈妈住在一个小得站不直的地方,睡在铺了一点稻草的水泥地上,我难受极了。妈妈苦涩地摇摇头,告诉我,她每天的工作是打扫饭堂、烧开水。她说她这就要去干活了。我不想让她干活。可她挣扎着出门去。我只好找来一把扫帚,扶着她来到饭堂。她拿个小扫帚,我拿个大扫帚,三下五除二把地扫完了。我们又到外面烧锅炉,我扶妈妈坐下,自己找来几根木头往锅炉里一塞,点上火,居然就烧着了。妈妈一句话不说,苦笑着看我做完这一切。第二天,有个军代表看到我帮妈妈干活,非要我赶快离开。妈妈无奈,嘱咐了几句让我离开干校。我多想再陪妈妈几天啊。可是,我只能离去。谁知这一别就是好几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局有了变化,我总算和家里联系上了。1973年春天,我来到北京,终于见到了阔别四五年的妈妈。看到妈妈的身体被折磨得十分虚弱,我难过极了。但想到妈妈总算平安地活着,又暗暗庆幸。我们互相叙述着别后的许多事情,真是恍若隔世啊。

一天,妈妈问我:“朝阳,你有朋友了吗?”我说没有,妈妈听后,把小楠、小毛、小宇召集在一起,说:“来,我们给朝阳想想办法,看找哪一个合适。”妈妈问:“凌奔阿姨家的妹妹怎么样?”他们几个议论了一番,说:“妹妹好。就让妹妹跟朝阳。”妈妈听了,拿出凌奔阿姨和钟小妹的照片,指着钟小妹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点点头。妈妈笑了,开始筹划我和钟小妹见面。

我和钟小妹认识不久,爸爸也解除“监护”和家人团聚了。见到我,没聊几句就问我的“个人问题”,妈妈忙告诉他我正在和钟小妹交往,爸爸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并专门把我一个人叫到屋子里,很严肃地同我谈了一次话。

在爸爸妈妈关怀下,我和钟小妹结婚了。几年后,我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孩子,总让我带孩子回家。

我在海军机关待过一段,对爸爸在海军的工作有一些亲身感受。

爸爸任海军司令员的短短几年间,跑遍了海军3个舰队和大部分基地。他研究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大胆提出建设海上机动编队的设想。提出加强海军装备、成立海军第二司令部,专门筹划海军武器装备建设。在深入了解海军的历史和现状后,他又提出改革海军指挥体系和供应保障体系的思路,认为海军可由海军、舰队、基地、部队四级体制,改为海军、舰队、部队三级体制;而海军的供应体制,则可由原来的四级体制改为海军、基地、部队三级。

那时的爸爸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海军建设上,以至于在外地视察部队时突发严重心脏病,幸而抢救及时,才挽救了生命。

由于客观环境限制,爸爸的上述改革思路未能在任期内实现,但却为后来的海军改革奠定了基础。一直到晚年退居二线,爸爸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海军建设情况,而且总是兴致很高地一听就是一个小时。后来,我调到总装备部工作,爸爸看到我,总要我多下部队,了解第一手材料,他还总喜欢问装备情况。他对外国先进装备很感兴趣,听到我们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更是非常高兴。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朝阳,你最近又到哪里去啦!”直到他1999年春节最后一次在301住院,手术前我去看他,他还问:“你到哪里去啦!”

……夜深了。回首往事,爸爸妈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记得1993年,妈妈在病榻上曾对我说,等病好了,她还要写阮英平,写王必成,写叶飞。但妈妈的病没能治好,不久就离开了我们。现在,爸爸又去了,想到爸爸妈妈多年来对我的养育和教诲,禁不住泪如泉涌。多少次,我和妻子一起回忆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多少次,我对两个儿子讲述他们的爷爷奶奶辉煌而艰难的战斗历程,要他们记住他们的亲爷爷是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要他们记住他们的叶飞爷爷和王于畊奶奶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奋斗了一生。

中国长城学会老兵方阵纪念邮简平台为开国上将叶飞专门制作的纪念邮简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你们的品格和功绩,将永驻我和孩子们心间!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阮朝阳(1947年1月生,福建省福安人。阮英平烈士之子,钟期光上将女婿,叶飞上将养子。少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