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权

《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08日 15版)

丁玲与母亲余曼贞

1948年作家书屋版《母亲》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母亲》

1923年,丁玲在常德。

余曼贞

1911年,余曼贞(右一)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中国妇女革命先驱向警予(左三)等同班好友合影。

丁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在“五四”时代,丁玲以书写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一举成名。值得注意的是,她一直敏锐捕捉社会风云激荡,时刻关注女性的独立自主,将之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视野中。今年逢其120周年诞辰,又值三八妇女节之际,再读丁玲文学作品,特别是她以自己母亲余曼贞为原型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回望母女二人前后相继的人生道路,可为当下提供启发和借鉴。

1936年,丁玲逃离国民党的囚禁,经长途跋涉来到陕北保安,是第一个抵达中共中央苏区的知名作家,因此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为之写下《临江仙》词,其中“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句尤为脍炙人口。所谓“文小姐”不仅以文学为业,而且出身书香世家。丁玲常说自己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实际上她的祖辈以及至亲的父舅叔伯都走读书取仕之路,属于传统士绅阶层。丁玲为人为文始终无法脱离早年耳濡目染的家族文化氛围。

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湖南地方上的望族。她的父亲蒋保黔早逝,母亲余曼贞不顾世俗眼光奋起求学,演绎了一部人生传奇。丁玲对母亲不吝赞美:“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勤奋、努力、能吃苦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便以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母亲为原型,女主人公“曼贞”更是直接与丁母同名。这部小说将时代、社会之变融入心灵史,既讲述女性成长故事,也呈现士绅文化没落及转型的历史。出身传统士绅阶层却另觅新路的丁玲及母亲余曼贞,以真实经历补充、拓展小说的想象世界,让文学与现实之间形成有意味的对照。《母亲》的文本内外,有勇猛的反叛,有沉郁中的游移,有情不自禁的回首凝眸,有积极深刻的内省反思……积淀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女性经验,铸成气势恢宏的家国史诗。

世家大族的“繁华梦”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临澧县。她在成年后,受“五四运动”的“废姓”风潮影响改名易姓。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常德闻名的大家族。丁母余曼贞晚年写回忆录(《丁母回忆录》收入《丁玲全集》),把自己在余家成长以及嫁入蒋家的前几年岁月称为“繁华梦”,既可见美好惬意,也可见美好易逝、终究梦醒。

丁玲父亲蒋保黔所在的“安福蒋家”(临澧旧称“安福”)源远流长,尤其令人瞩目。明朝初年,蒋家先祖蒋官一因平定苗疆立功,安家于湘黔交界处,此后子孙繁衍。据丁玲说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

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道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蒋家富甲一方因为广有田产房屋商铺等,但更重要的是众多子弟读书应试、官宦辈出,保证着家族的荣光延续。且不说安福县每年在正额之外特意给蒋家留出两个秀才名额,丁玲的几位近祖都是科场幸运儿,考取高阶功名出任重要官职。她的曾祖父蒋徵瑞考中进士,以二品官衔督办财赋。祖父蒋定礼考取拔贡,官至知府。到了父亲蒋保黔这一代遭遇科举被废,丧失原先的进身之阶,这个大家族终于难以为继、走向破落。

丁母余曼贞的家族虽不如蒋氏煊赫,却也是诗礼传家的门第。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多年开馆教学,门生众多。后来即使担任云南知府、官从四品,生活上还是尽量简朴。这样的家庭氛围,为丁母的中年奋进打下了底子:“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为她后来进学校,在教育界奋斗十余年,以及熬过长时期的贫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余曼贞尽管自小家教严格,童年生活却并不单调。余泽春夫妇视她为掌上明珠,她常常伏于母亲膝头,听父亲讲述圣贤遗迹。若家中宴客亲友,必让她侍坐陪饮。父亲赏花时,她便举杯相陪,“量可饮花雕七八斤”。不同于其他未出远门的闺阁女儿,余曼贞十来岁便跟随家人从常德来到云南,与任上的父亲相聚。一路南下,她见识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风景和民俗。到达云南后,她玩伴众多,也常在父亲的书房中读书、接受教诲。1942年,余曼贞撰写回忆录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回忆起那时的岁月笔尖含情,温情的家族生活实在是她内心的美丽风景。

蒋保黔迎娶余曼贞,从表面上看是一桩好婚姻。但余曼贞进入蒋家生活后,发现夫家的外强中干:“(礼节)过繁而多虚伪,加之规模大而奢侈”。蒋家大伯病逝,二伯出家,丈夫秉性不坏却无力承担家业,处处弥漫着颓废气息:“女则研究刺绣,专务装饰。男的嗜好尤多,争竞外排场。子弟取得一青襟,则弃书本矣。族丁数千口,生产日繁,无一顾忌者,其所谓梦生醉死者。”

客观看来,蒋保黔不是自甘堕落的纨绔子弟,只是时运不济的可怜人。他十多岁中秀才,足见早慧。眼见湖南兴起留学风潮,他还曾想尽办法东渡日本求学,因为身体生病、家庭经济等原因,不得不黯然放弃。蒋保黔遭逢科举废除又未能跟上留学新潮,再加上鸦片摧垮身体,还在英年就撒手人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基本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心中肯定充满悲苦与无奈。他临终对于丁玲母女,还有另一个尚在母胎的小生命——那时丁玲的弟弟还未出生,一定有放不下的惦念。

从士绅女眷到现代独立女性

丁母余曼贞人生前三十年的“繁华梦”,由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两部分构成,即便“繁华”种种,毕竟只有士绅女眷的从属身份。丈夫去世后,她“意外”进入女学堂读书,逐步成为教师、校长以及常德妇女运动的领袖。余曼贞的经历是一个传统闺秀的脱胎换骨,不仅激励丁玲的成长,也为她后来写《母亲》提供了充足的灵感与素材。

1907年蒋保黔逝世,生前留下不少债务,债主纷纷赶上门来。蒋氏家族的叔伯兄弟轻慢寡妇孤女,颇有侵占财产之势。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丧夫之痛的当口,余曼贞突然又接到自己母亲去世的噩耗。一连串的打击让她难以承受,甚至产生一死了之的念头。只是顾虑还有身孕,余曼贞有了一番打算:“如若解怀是女,决相从于地下。人生太无味了,惟怜此女(指丁玲——引者注)太作孽了。……以前曾面嘱三姊,说我愿意将此女与弟作媳,情关手足,望善待之。”她还是没能摆脱旧观念,认为生下男丁才有活下去的意义。余曼贞在绝望中,还安排丁玲“与弟作媳”,做了一桩包办婚姻。殉夫、定亲这样的事,出现在传统礼教之家的女性身上倒是情有可原。正如茅盾读《母亲》,评价曼贞是“前一代女性”:“《母亲》的独特的异彩便是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如同一座“心酸然而壮烈的纪念碑”。无论现实中的余曼贞还是丁玲小说里的曼贞,她们的矛盾、纠结生动反映了历史人物的真实与有限。

余曼贞予以重托的“弟”即丁玲的三舅余笠云。他自小精明强干,从日本学成归来,在家乡兴办新学、慈善事业等,成了地方上的名流。余曼贞获得新式教育的机会,也很大程度上有赖余笠云的引导促成。他筹办常德女子师范学堂期间,给服丧中的余曼贞写信说明招收女学生的情况,令她大为振奋:“我何不投考,与环境奋斗?自觉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

余曼贞带着丁玲与刚出生的幼子返回故里,经过一番苦读、补习,如愿考入常德女子师范。余曼贞获得“女学生”身份,从而打开新天地,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她与同学向警予、蒋毅仁等互帮互助、友情融融,结拜为七姐妹。丁玲对母亲与她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记忆:

到了春天,舅舅花园里的花几乎都开了的时候,一天,母亲的朋友们又来做客了,七个人占坐了整个书楼。她们在那里向天礼拜,分发兰谱。……她们向天叩拜后,互相鞠躬道喜,我舅妈也来向她们祝贺。她们就在书楼上饮酒,凭栏赏花,畅谈终日,兴致淋漓,既热闹,又严肃,给我们小孩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们对她们充满了敬爱和羡慕。

这些女性间的交往或许未脱闺阁风雅,但难能可贵的是能够自主选择与谁交往、如何交往。余曼贞的入学、游园、结交等生活种种,被丁玲以细致笔触化入文学作品,也对她的内心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丁玲在或寄住舅舅家,或跟随母亲读书、求职的辗转中,渐渐长大。1921年,丁玲受同学王剑虹鼓励,起念去上海平民女校就读。一向进步的舅舅余笠云却拿出守旧家长的架子,主张她中学毕业就与儿子完婚,不要到社会上抛头露面。此时此境,余曼贞站在女儿一边,认为得尊重丁玲自己的想法。余笠云请来族人商议,双方僵持不下,中间人也无法劝和。不久后的新年正月间,丁玲与几个同学不避男客闯入后花园,余笠云当众斥责她不遵守男女礼防,大有借题发挥的意思。少年丁玲一气之下搬出余家,而且写了一篇文章痛骂舅舅是封建家长、道貌岸然的豪绅。常德《民国日报》隐去作者真实姓名,刊登了这篇“檄文”,令余笠云格外恼火。在激烈的家庭冲突中,母亲没有直接与弟弟撕破脸皮,却郑重交予丁玲学费与嘱咐,促成她飞向自由广阔的天地。

丁玲谈起往事,由衷地感谢母亲,称她是“同志”“知己”:“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大家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争取自主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何况弱质。丁玲母女的自主,经由两代人的合作、接力。丁玲震动文坛,成为著名作家已是后话;余曼贞从谋求独立到成全女儿远走,已然不再是一个依附家庭的“女眷”。

“写不完”的《母亲》

丁玲从小把母亲视为偶像,写一部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以余曼贞为原型的《母亲》几经曲折,最终没有写完。丁玲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遭遇绑架、囚禁、斟酌、顾虑……贯穿着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按她最初的想法,《母亲》全篇约30万字左右,分为三部分,目前存世的却只有第一部以及一些残稿文字。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成名。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袒露五四先锋女性的隐秘内心,其大胆、狂狷的气势如同给文坛投下一颗炸弹,震惊了众多读者和评论者。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丁玲反复书写“莎菲模式”,自我感觉进入了瓶颈期。丈夫胡也频牺牲后,她的政治观念迅速发生变化,文学方面更产生了创新的冲动。

《母亲》是丁玲在个人经验与情感基础上观察并剖析社会现实的产物。1931年,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旋即惨遭杀害。丁玲强忍悲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祖麟送回家乡,与母亲同住了几天。这期间她佯装无事,听余曼贞讲了不少家族里的新故事,目睹了小城的变化。书写母亲及其家族的念头,在她心里萌发了。1931年5月,丁玲在光华大学演讲时提到将来的写作计划:“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弄个明白。”

不久恰逢《大陆新闻》编辑楼适夷约稿,期待她写些现实主义题材。趁着这个机缘,丁玲决意放弃以往“很吃力的大段大段地描写”,以“朴实与浅明一点”的方式进行创作。1932年,她以每天千字速度,开始在《大陆新闻》连载《母亲》。根据她的自述,小说的整体构思已然成形:“《母亲》原打算写三部……第一部写她入女校读书的斗争,至一九一二年止。第二部是她从事教育事业的斗争,至一九二七年止。第三部,写她在大革命中对于革命失败的怅然及对前途的向往,和在也频牺牲后为我们抚育下一代的艰苦(或者这里也夹杂写自己,写另一个母亲)。”很显然,丁玲将自己与母亲视为一体,有自觉继承母亲志向的责任感。

《母亲》第一部讲述主人公曼贞丧夫、离开夫家、进入学堂的经历,从晚清写到辛亥革命发生。丁玲一改此前擅长的自叙传方法,尽量铺陈家族生活、描写家族所折射的时代、社会之变。小说中的两大家族于氏、江氏谐音化姓,明显对应现实中的余、蒋两大家族。在丁玲笔下,不同身份、年龄、地位、立场的人物纷纷开口说话。他们的对话互相补充,让小说的感情层次变得丰富且开阔。如年事已高的下人倾向于回忆江家昔日繁盛,老于念念不忘江家老爷少年得志、担任高官,幺妈则絮絮说起死去的三爷十五岁就做了秀才,乡里艳羡。至于嫁到江家的曼贞这里,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她着眼的是江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实境遇:“家里几乎全部都是吃烟的……男人们成天到夜都躺着过日子,女人也跟着学。”

丁玲写《母亲》放弃了惯用的意识流独白,而采取全知叙事,小说的每一部分都呈现不同人物的视角。开头细细描绘幺妈、老于、秋蝉等下人间的闲谈,说明江家三爷逝世、曼贞新寡的境况。忠心耿耿的幺妈哀叹三爷生前交友不慎、太过挥霍。她还为曼贞打抱不平,斥责平日里要好的亲友毫无良心,揭示出家庭内部的风雨飘摇。到第二章,曼贞与女儿小菡的视线聚焦于灵灵坳乡村春景,小菡以童真的眼睛观察自然环境,不知忧虑地自由玩耍,也敏感观察到大人心中、脸上的愁云笼罩。曼贞在幺妈的开导下,终于有了生的希望,她既能以审美视角观赏春景,也能从实利的角度将之转化成生活资料。在新芽萌动的和煦春景中,成人世界与幼童世界得到了较好的相融。小说的后半部分以曼贞的眼光来观察周遭世界,她返回娘家,在女学堂里经历精彩、新奇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风潮袭来,整个小城陷入恐惧,曼贞与家族里的人紧张而又茫然地迎来不可预测的未来。

正当丁玲的写作渐入佳境,国民党政府以严控文艺之名查禁《大陆新闻》,致使《母亲》失去了发表阵地。1933年5月,丁玲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则彻底打断了小说创作。在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并加入共产党。她的家也成了党内活动的一个机关。国民党政府将机关破坏,同时将其逮捕。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说丁玲被杀害了。为制造社会舆论,为纪念“被杀害的文学家”,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很快为《母亲》出版单行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出面抗议政府,寻求国际友人的援助。一时间,丁玲失踪的事越闹越大,《母亲》作为“丁玲女士遗作”受到广泛关注。

丁玲听闻自己留下“遗作”,想必五味杂陈。既然侥幸逃出生天,《母亲》也应再续前情。大约1940至1944年,她着手再写《母亲》。这段时间丁玲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安闲。然而时移世易,无论客观环境还是人的心境都有了很大变化,她势必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思、调整。

1944年,《新民报》的记者赵超构跟随中外记者团来到延安并采访丁玲。赵超构提到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作家应该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素材,才不使作品显示出“小资产阶级性”呢?丁玲回答比较干脆,“必须站在群众的观点去写”。赵超构再问丁玲,认为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是否还有存在价值,她稍有踌躇,用“观点不正确”来形容自己的旧作,又说道:“但是那些材料,还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将我从前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点重写一本长篇小说。”丁玲再写《母亲》,已不满足于先前的观察、剖析社会现实,而倾向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来组织现实,进而创造现实。

《母亲》续篇没有公开面世,直到丁玲晚年的秘书王增如在整理丁玲遗物时才发现了一些残稿。这些文字提纲挈领,还未及细致地敷衍成文。对照丁玲曾自述的思路,残稿文字属于原计划的第三部。按照创作的先后顺序,丁玲极有可能写出了第二部的纲要或全部内容。从残稿内容来看,仍讲述以曼贞为中心的于家、江家的人物及故事。在《母亲》第一部着墨不多的两个人物于三老爷于云卿、江家江文彬,有了更为具体的展开。于云卿影射余笠云,这个在第一部身为开明士绅、振兴家族又引导曼贞走上新路的人物令人失望地“黑化”了。他为谋取财产不惜牺牲女儿、侄女,与曼贞、与族中亲属不睦,还闹到兄弟失和。江文彬在第一部中以多病的少爷形象一闪而过,当身体有所好转之后,他把家务交给妻子打理,自己进入省城学堂求学。虽然着墨不多,仍可见追求进步的士绅面貌。续作中的江文彬却被称作“地主兼商人、官僚”,行事荒淫、私通仆人甚至毒打家人,沦为一个寡廉鲜耻的人物。

如果说《母亲》第一部“有意识地用中国文学的体例写的,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写的”,那么丁玲在延安续写之时重审家史及家族人物。在她笔下士绅阶层的精英属性消失殆尽,残稿重点突出平民劳动者。其中的稽查员于佑明是一个此前从未出现、但承载“新的观点”的人物。尽管他中学毕业,但并不认为稽查员的差事辱没了自己学得的知识,总是带着很浓的兴致去完成工作。“他以为即使拉黄包车也是好的,只要靠自己。”残稿文字把更多的热情、希望倾注到曼贞身上。随着1927年国民革命的发生,母亲“对于革命失败的怅然及对前途的向往”,预示着她思想更新,将以行动投入时代风云。

《母亲》没有写完有不可控制的客观因素,最主要的还是丁玲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从旧家庭中走出的“新人”被新的社会潮流吸引,无暇细细追述往事:“我写的时候,没有写完,后来新的生活压上来了,该写新的东西了,就老放在那里了。”《母亲》的墨迹新旧不一,以追忆旧家族的第一部与思想焕新的残稿见证着作家主体及其时代的变化。

综观《母亲》的文本内外,丁玲母女的人生道路前后相继。余曼贞从家庭女眷转型为独立职业女性,丁玲则在母亲助力下进入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求学,后来成为作家、革命者、共产党人。如此两代人往往被誉为打破封建束缚的反叛者,但不可忽视她们也受惠于旧家族、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斩不断的联系。

在左翼革命知识分子中,不独丁玲对旧式家庭既决绝又回顾。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力排众议推重鲁迅杂文,评价其人其文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鲁迅深以为然,赠予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知己”“同怀”并非虚无缥缈的情不知所起,而是植根于相同的身世经历。鲁、瞿都出身“破落户”,即衰败的士绅家族子弟。鲁迅痛感“家道中落”,瞿秋白哀恸“一家星散”。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理智上诀别过往,情感上却藕断丝连。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作为“逆子贰臣”的左翼文人一方面割裂传统,一方面与之血脉相连,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且深邃的一页。

(作者:熊权,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