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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之转轴:淮安城市的历史定位与空间形塑

来源:光明网-光明文化 发布时间:2022-01-04 14:00:21 浏览次数: 【字体:
  作者:吴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 张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中国传统城市往往是不同层次的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但随着春秋末期首条人工运河的开凿,以交通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愈来愈多。隋唐以降,在原有区域性运河的基础上首次贯通了长距离、跨区域的全国性大运河,运河沿岸催生出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经济都会。淮安地处淮河之畔,泗水自北向南流至淮安泗口与淮河交汇,而沟通长江与淮河之间、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邗沟,也于末口与淮河交汇。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淮安自春秋时期开始,即成为沟通南北水陆交通的关键节点,后历经两千余年,交通枢纽的地位始终十分稳固,并未像其他一些运河城市一样,因自然水系或人工运道的变迁而兴衰不定。纵观中国运河的发展历史,沿岸之名都大邑指不胜屈,然以长盛不衰而论,或非淮安莫属。更重要的是,无论东西走向的唐宋运河还是南北走向的明清运河,淮河以北的河段始终以淮安为转轴,以一地而牵动运道之全身,亦非淮安莫属。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

  早在先秦秦汉时期,淮水和泗水即是江淮地区通往中原的主要水运路线。《尚书·禹贡》在记述九州贡道时,将淮、泗交汇的“泗口”作为徐州贡道和扬州贡道的重要交通节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以运输军粮为目的,开凿了邗沟,从邗城(今扬州)引长江水,至末口入淮,再经泗口沿泗水北进中原。邗沟和淮水相接的“末口”与泗口一样,除了有通航功能之外,还成为行旅渡淮的重要津渡。由此,在淮水南岸呈现出末口和泗口——东西相隔约60里的两个聚落发展起点。

  秦汉时,泗口作为地区性水陆交通枢纽有了进一步拓展。秦代于此设置了淮阴县,成为淮安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对峙,“水陆异路,山阳不通”(《水经注》卷30《淮水》),频繁的军事活动使得淮水一线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西晋时,淮阴县升格为广陵郡郡治,成为地区行政中心。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北中郎将荀羡镇淮阴,营建城池(《南齐书》卷14《州郡志》)。义熙年间,又在泗口设角城县,在末口南置山阳县,分属淮阳郡和山阳郡。泗口和末口交通要隘和边防重镇的地位愈发突出,充当了南北分界线上桥头堡的角色。而在末口设置山阳县,已经离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整整过去了900年。

  淮水东南第一州

  隋唐时期开凿全国性大运河,位于南北向的山阳渎和东西向的淮河交汇处的楚州,成为大运河在长江以北的最东点。楚州和泗州变成了淮河运道上东、西两个重要节点城市,处于两者之间的淮阴县地位有所下降。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置楚州,治山阳县,“楚州”第一次作为统县政区登上历史舞台,炀帝时一度撤废。唐武德八年(625年),重新设立楚州,此后楚州城一直保持统县政区治所的地位。

  中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沟通黄淮的大运河愈显重要,楚州逐渐发展成商贸发达的大都市,城市重心从古淮阴县向楚州城东移。裴耀卿、刘晏等推行转般法,在楚州运河西岸设置了转般仓。北宋时,楚州转般仓仍是向汴京运粮的重要节点。唐代楚州人口显著增长,城市规模扩大,漕、盐转运成为楚州对外经济联系的两条纽带,奠定了城市商业繁荣的基础,大量商货在此集散,通过运河销往海内外,白居易诗中曾称楚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全唐诗》卷448《赠楚州郭使君》)。到了宋代,楚州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四大运河城市之一,商税数额仅次于汴京与杭州。

  淮河水运重要性的上升,使楚州周围的河道工程和水利设施开始增多。北宋雍熙元年(984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凿沙河,以避山阳湾的风浪之险,使楚州的水运交通职能始有向西北转移之端倪。至北宋末期,泗水下游河道发生变迁,泗口分成大、小清口两处。南宋初年,黄河夺泗水等多股河道入淮,清口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再次凸显,成为阻隔南北的交通关隘,楚州也以战备防御功能再次成为军事重镇。乾道初年,都统陈敏重筑楚州城池,坚固雉堞,被金使称为“银铸城”。宝庆年间,改楚州为淮安军,后改为淮安州,“淮安”作为淮河下游的城市名称从此出现并沿用至今。咸淳九年(1273年),在大清河口设置了清河军及清河县。入元后,淮阴等三县并入山阳县,作为淮河下游沿岸最早县治的淮阴县自此淡出历史舞台。

  河、漕、盐三途并集一隅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大运河从东西走向转变为南北走向,在清口会淮穿黄,废置已久的古泗水河道重新焕发出光彩,成为沟通江淮运河与会通河之间的重要通道。淮安以控扼黄、淮、运三者交汇,成为运道的关键和咽喉,也是国家漕运、河工管理的中心,“河、漕、盐三途并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宴燕之乐,除广东、汉口之外盛景象,虽吴门亦不逮矣”(《清朝野史大观》卷7《清人逸事》)。淮安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逐渐形成了淮安府城与清江浦互为犄角的“双中心”格局。

  永乐迁都北京,重新确立了内河漕运,淮安城西清江浦河的疏浚成为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的最后一块拼图。随着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开凿清江浦河,运河从淮安城东改由城西经过,运口也从末口移到了黄淮交汇口,城市商贸活动的重心进一步向西北倾斜。陈瑄还在清江浦河两岸设立了淮安常盈仓和清江造船厂。常盈仓可以储存200万石漕粮,清江厂绵延20里,是全国最大的官营造船基地。成化七年(1471年),在淮河南岸设置了清江坝,运船、商船、民船北行至此,先车盘渡淮到对岸的王家营,再乘车或换马北行。清江浦和王家营分处淮河南北,两地对渡之所逐渐取代泗口和末口,成为黄淮下游最重要的津渡,“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交通枢纽地位亦由此奠定。王家营镇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为淮阴县(区)政府所在地。

  淮安城的空间结构也在明代发生重大改变,围绕着运河河道形成了三城相连的格局。淮安旧城自东晋筑城,明清时期聚集了漕运总督、漕运总兵官等众多军政官署,城内有专储白银的“淮库”,常年贮存和调配的数量达30~40万两,规模仅次于京师银库。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古末口之旁,扼守着淮河的对渡码头,自元代商贸开始繁盛,明代成为大河卫治所。两城之间原不相联属,粮船屯集湾泊于此,后为了防范倭寇侵扰,修筑联城(又称夹城),将新旧二城联为一体。

  明中后期以降,因河工的需要,居于清口和淮安城中间位置的清江浦地位进一步上升。先是康熙年间河道总督移驻清江浦,雍正七年(1729年)又在此基础上专设江南河道总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河县亦迁治于此。同治年间,因黄河改道废除南河总督,漕运总督吴棠将其衙署迁至清江浦的河道总督署,并在运河南岸修筑城池。清江浦的地位在清末全面超越了淮安府城,成为地区政治中心,并延续至今。

  在淮安城和清江浦的辐射下,依托河道设施或公署机构,运河沿岸自东而西兴起了河下、板闸、王家营、马头等小城镇,凭借漕运、河工、盐运并集一隅的优势,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为主要支撑,与淮城、清江浦一道,共同构成了淮安运河沿岸的城镇群。清中叶,淮安成为运河沿线最大的都市之一,“与天津南北两大镇屹然相对”。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看,淮安城市的发展与运河关系密切。在漕运、河工、商业等多重动力的助推下,运河既是促成淮安从兴起到逐渐强盛的原因和条件,也是影响淮安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城市重心从秦汉时期的古淮阴县向唐宋时期的楚州城东移,又在明清时期呈现出淮安府城和清江浦并重的“双中心”格局,三者之间既有联动与融合,也有此消彼长的区位转移,在不同时空中形成错位发展的脉络,共同塑造了淮安在运河城市群中南北咽喉的独特地位。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7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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