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至2012年间，学者陈平原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那五年里，因为工作状态的调整，在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之余，他还写下了数十篇文章，用他的话说，既然“杂事繁多”，只好“学会了见缝插针，将开场白、演讲稿、书刊序跋等，全都作为‘文章’来经营”（《花开叶落中文系·序言》）。不过，倘若把他的此类写作仅视为“应酬”或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字，那恐怕便大错特错。与专业著作多以学科同行为潜在的对话对象不同，这些兼及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文章，则需要面向范围更大的读者，面向公众展开论说。可以想见，“著名学者”加“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双重身份，使得陈平原的声音备受关注，也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可见”又最具可辨识度的人文学者之一。

　　最近十余年间，陈平原的公共形象日渐显豁，他在媒体上谈得最多还是其深耕并且高度介入的大学改革、中文传统、文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等话题，陈平原的声音“可见”且具备“可辨识度”，便因如此。他喜欢在文章题目或者开篇处就鲜明地标示出自己作为“人文学者”的身份、方法与立场，例如“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在专业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如何以专业精神、专业态度与专业知识表达公共关怀，陈平原的做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2012年，陈平原发表了《“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一文。在我看来，这是最能体现其“关注现实人生”的文章之一。该文呼吁北大校方应当做出硬性规定，在全校开设“大一国文”课程。而撰文的初衷，是他痛感“如今汉语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由于国情与时代风气的嬗变，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除去个别高校，大学里的“母语教育”却依旧严重缺失。试想，在一个年轻人正式进入社会之前最为关键的几年间，对于自己的“母语”缺乏尊重的意识、驾驭的技能，乃至必要的感觉，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将由此打下多少折扣。陈平原提醒校方与公众，早在“五四”时期，“觉醒”的新文化人就以“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自诩，难道这还不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共识吗？之所以这般号召，乃是认定“除了专业著述，我们还有义务为北大，也为中国教育做点事”。就是这样一句朴素的话，道出了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

　　虽然从步入学界伊始，陈平原就选择“治学之余，撰写随笔”，以“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但密集发声还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在此期间，如何以文学教育为整个中国社会重建一种更为合理、得体、通达与优雅的“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成了陈平原念兹在兹的志业，也是他在公开发言时的一大主轴。为此，他强调“人文视野”的涵育与形成、“诗意校园”的建构与打造，关注“中文传统”的赓续与承传、“文学课程”的反思与转化，从自身从事的“现代文学”与“通俗文学”研究中不断提取思想与精神资源。而在身体力行地投入“乡土教材”的编写，以及倡导把“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国民“通识”展开教学等方面，更是彰显了他的慧眼与忧思。

　　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收录了陈平原围绕文学教育议题写出的数十篇文章。他关于过去百余年间中国文学教育利弊得失的系统研究，已有专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出版。陈平原明白，面向本学科的同行、外专业的学者、决策人物与公众，需要不同的发言姿态与策略。但有两条原则是他一以贯之的：一是胡适提醒的“时髦不能动”，二是其导师王瑶叮嘱的“白说也要说”。前者是对于学人独立品格的坚守，后者则是他“为中国教育做点事”的具体实践之一。

　　陈平原最想说的，大概可以举出他2016年的《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一文。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文学，在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日趋边缘。作为人文学者中的一员，陈平原深感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后果。于是，“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成为了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所谓“社会共识”既包括“科技至上”的发展理念、“实用为主”的社会氛围，也涉及高度数据化、项目化的个体存在与组织管理方式。不过，在所有这些对于人文学不利的“大势”面前，陈平原没有愤怒或者逃避，而是主张自省、自重并且有所承担。在他看来，“作为个体的学者，漠视潮流，我行我素，姿态很优雅”，“可作为整体的学科，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却而日渐萎缩”。要是人文学者全都以“独善其身”为最高标准，那么势必导致人文学的黯淡。而人文学的退场，无疑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失衡与失重。

　　陈平原喜欢用“压舱石”来形容人文学的作用。在航行中，压舱石“虽不显眼，但能使整艘大船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分摇摆、颠簸乃至倾覆”。他从未将人文与科技、人文与实用对立起来。相反，他想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告诉大家，两者之间需要一种良性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每一步的发展蓝图中都应当内含人文的角度、视野与关怀。在很多情况下，人文不必也无法成为观察、决策与行动的决定力量，可有无这种意识，效果却是很不一样。我们需要速度，但也需要温度；我们需要各美其美，但也需要美人之美；我们需要齐心协力，但也需要保有多元创造。而这正是压舱石的功用所在，它作为“底色”，在文明的行健致远中无可取代。

　　2020年春天疫情肆虐时，陈平原接受专访，被问及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他说，面对重大灾难同意第一时间是科普，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概而言之，“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这是诠释文学教育之为“压舱石”的最为切近与生动的见证，也是一位人文学者的由衷心声。本书中荟萃的，便是陈平原的这般“警世恒言”，值得认真聆听。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