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他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他是国内写矿工生活最多的作家，年近70岁，又相继推出新作《女工绘》和《堂叔堂》。他认为，写小说是打矿井，而不是地质勘探。勘探是到处打孔，而打矿井，是选准一个井位，就要持续不断地打下去，直到打进煤层，采出煤来，还要一层、二层、三层继续打。

　　多数作家不喜欢被人贴标签，刘庆邦也是这样。但人们提起他的时候，难免和两个称号挂钩，一个是“短篇小说之王”，另一个是“写煤矿最多的作家”。对于前者，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这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不合适，“写短篇小说的高手那么多，哪里就轮得上我‘称王’呢？这也容易让人忽略我的中长篇作品”。而对于第二个称呼，他觉得当之无愧。“虽然说写得多不等于写得好，但质变是在量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量变，哪里会有质变呢！”在国内，刘庆邦是写矿工生活最多的作家；在国外，把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作家所写的煤矿题材作品加一块，恐怕也没刘庆邦一个人多。

　　刘庆邦近照 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摄/光明图片

　　从1972年开始写作，刘庆邦始终在煤矿题材上掘进，创作蔚为大观。择其要者有中短篇小说《走窑汉》《血劲》《神木》《哑炮》等，长篇小说《断层》《红煤》《黑白男女》《女工绘》等。对于一位长期在一个领域深耕的老作家来说，创作中会不会遇到自我重复的问题？当我把这个疑问坦露给刘庆邦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了个比方——“写小说是打矿井，而不是地质勘探。勘探是到处打孔，通过打孔探到地层深处有煤，就算完成任务，换一个地方再干。而写小说好比打矿井，选准一个井位，就持续不断地打下去，直到打进煤层，采出煤来。采到第一层不算完，还要打，采到第二层、第三层。”他对自己的做法很有信心：“这么干看起来像重复劳动，其实每次都有新进度、新收获。而且据说，越往深里打，采到的煤质量就越好。”

　　这矿井，刘庆邦钻探得很深。从早期的《走窑汉》在极端境遇下拷问矿工的人性，到影响巨大、被翻译成6种外语的《神木》，再到近年来聚焦一代女矿工生活的《女工绘》，刘庆邦不仅采到了“煤”，还采到了“火”。

　　“艾青在《煤的对话》里说：‘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在我看来，煤是实的，火是虚的；煤是客观存在，火是看法、是思想、是灵魂。只有挖到了煤，又采到了火，用火把煤点燃，煤才会熊熊燃烧，为人间带来光明与温暖。”刘庆邦说。

　　他的创作始终瞄准人（尤其是矿工群体），在展现人的生存与境遇中探寻人性或幽微或明亮的火光。

　　刘庆邦曾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生活过9年，在井下打巷道、挖煤、开运输机是他那时候的日常工作，后来还在煤矿娶妻生子。“我的写作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自己比较笨，想象力不够，对经验依赖较多，好像离开了自身经验就无从想象似的。有朋友建议我写写这几年新一代矿工的生活，我写不了。一方面，这些年煤矿变化很大，井下掘进、采煤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甚至用机器人采煤，还有的用上了5G和VR等先进技术。我对这些不了解。另一方面，在劳动中，机器成了主体，矿工成了客体，留给我们写人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是一个新课题。”刘庆邦说。

　　超越固有经验之外的东西如何写？其实，刘庆邦早已用自己的创作回答了。在煤矿题材之外，他这几年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比如长篇小说《家长》，从煤矿出发，勾连起城市与乡村，写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式家长”的焦虑，小说中的王国慧让我们联想到“鸡娃”的家长们。今年出版的长篇新作《堂叔堂》以“我”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写故乡15位堂叔，其中有回乡寻根的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他对故土割舍不断的情结令人动容；还有堂叔刘本一，这位乡野间的大力士堪称乡土奇人。通过他们，刘庆邦写出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了人性的丰富多面，写出了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和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烙印。

　　刘庆邦说：“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资源用得差不多了，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蓦然回首，突然发现，我在我们老家的村子里曾有过一百多位堂叔，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写过他们。每位堂叔的人生都是一本书，都值得写。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守着泉水嚷口渴嘛！”

　　诚然，每个人的写作资源都或多或少来自于生活经验，而生活经验总是有限的。不断向生活的深处钻探，同时开掘出生活的不同侧面和无限可能，是近半个世纪刘庆邦走过的创作道路。写得越多，他越清楚生活这座富矿怎么挖。如果说现实经验是治愈写作资源枯竭的良药，那么，对经验的认识和升华才是“药引子”。

　　“我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想象最初生发的基础，但比经验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经验，超越经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不是让读者通过阅读重回经验世界，而是让读者超越经验世界，得到审美享受和思想启迪。”刘庆邦说。

　　在他眼中，经验为作家提供的是日常生活常识的逻辑，是感性的、具体的、形而下的逻辑，而对经验的认识，提供的是理性的、抽象的、形而上的逻辑。“我把前者称为‘小逻辑’，后者称为‘大逻辑’。有了大逻辑，我们的作品才能广阔、深邃、飞扬；有了小逻辑，我们的作品才会真实、饱满、动人。两种逻辑相辅相成是写作的秘方。”

　　刘庆邦这代50后作家的人生阅历与成长道路今天很难复制。对于青年作家而言，能否写出生活独一无二的样子，刘庆邦信心满满。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现在的写作没有了‘题材决定论’，‘人民’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青年作家们所拥有的生活更新、更丰富、更精彩，他们才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而刘庆邦还将“以我之心，紧贴人物之心，在塑造一个个立体人物的同时，再造一个心灵世界。”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