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智

　　一个史学大家走了。章开沅先生离世当天，我接到许多朋友为之惋惜的电话和微信。那一刻，我也正沉溺于悲恸之中。

　　我与章开沅先生之交，屈指算来应有20多年了。得他赠书少说有几十本，有的书，如《辛亥革命史》就有三大套。因每一次修订增补，他总签上大名送我。和他叙晤，向他求教，面对面地探讨学术，请他作讲，学术文化交流……与先生之前的各种交往，一时都涌入脑海。从章先生那里，我所获教益，以及广博多元的知识，浩如烟海。

　　曾记得，我在写一本书时，他非但给予我开放式的指导，更可贵的是，他担心我收集资料受限，特地把华中师大近代史所收藏的有关资料，请人全部复印了供我参考。

　　且在此书出版前的壬午早春，章先生很及时地为拙著送来了一篇很有意义的序，其中写出了他独特的见地。

　　我至今感谢章先生那篇有分量的序。由于他为此书之增色，拙著再版多次。之后，但凡我写了什么著作，他都一如既往为我写序。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川上流云》一书，章先生闻之，即也为之写了序。章先生是百年中难得的学者，他既有自己闻名于世的专业大著，又博览群书。同时，由于他年轻时的志向是做一个文学家，故他的文笔生动感人。在拙著《川上流云》中，章先生序的最后一段话就充溢着文气：

　　“正是徐迟的《江南小镇》驱使我回归荻港寻根，而建智则是最先理解我并且热情接纳我的南浔乡亲。天寒思滞，乡思缠绵，谨书此短文聊以为序。

　　于桂子山实斋，岁在甲午，年方二八。”

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1926.7.8—2021.5.28）

　　“天寒思滞，乡思缠绵”这八字结尾，真有袁枚“陈郎浮竹叶，著我北归人”之情。且年方二八，充满了章先生那时生气勃然之感。

　　章开沅先生是湖州荻港人，那里亦称荻溪，因溪畔芦苇丛生，无边无际而得名。那样的小村镇，因得天时与地利，清代中期至民国，走出了许多实业巨头和大学问家，尤以章氏和朱氏彰显，遂有“九朱十三章”之传说。章氏先祖，聚居于交通之便的大运河旁，因地少人多，大多出外谋生，虽历经创业维艰，但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章开沅先生的祖先们，就是一代一代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章先生曾在《历史寻踪》中说：“……及至我出生之日，家道已逐渐中落，我并未看到先辈当年的辉煌。我之所以追忆往事，无非是因为这种家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两点影响。一是由于我祖先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种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

　　的确，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除了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外，还能通过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背景，广结国内外学界人士，并且不断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大力帮助了湖州近代史的研究。这在国内外不能不令人格外瞩目。正缘于这一点，他才能不断地去披荆斩棘开辟一个个别人不敢尝试的新领域。譬如，他很早就推动对清末实业家张謇的国际学术研讨，认为办实业是发展生产力、解决国计民生的重要途径。

　　他痴迷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早在1978年，就创办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并结出宏大的研究成果。又如，当国内学界尚未对教会大学史研究时，章先生始终认为“治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就着手对这一具有前瞻性的领域进行了研究。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他毅然辞去已任了六年多的大学校长的职务，一如“躲进小楼成一统”，毅然奔赴普林斯顿大学，展开潜心研究。那一年，他已届花甲之年，却孤身客居小楼之顶层，邻居全是欧美白人，他只能与蓝天白云对话，和松鼠白鸽相伴，承担着研究与教育的工作。为了弄清国外收藏文献并取得这些“真经”，第二年他又转入耶鲁大学，潜心于《贝德士文献》的阅读与研究。对比今日有些学者取道于比较现实和急功近利的浮躁治学状况，章先生当年能耐得住寂寞的学术追求，令国内外学界，无不肃然起敬。

　　他很早就提出，真正的学术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人。他的弟子常说：“章师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而章开沅先生也曾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其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把世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入中国。其二是将世界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入中国，将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向世界。其三是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曾几何时，每隔两三年，章先生总带着他的同事、家人来湖州，并为湖州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建设提出新的思路。每看到湖州的发展，他都会高兴不已，拍手称好。我们虽不是章门弟子，但时时会被他带进“章门之学”那深深的学海中，犹如徜徉于近现代史那风雨如晦、纷繁多变的世界。

　　他曾说：“工作对我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这是章先生对自己的要求。这是他用生命之重的人生，在实践他平生的诺言。最好的证明，是他已走过的90载人生春秋。在全国，唯有他第一个放弃了终身教授之职。一个真正有作为的历史学家，便应是这样大写的人，章先生便是这样的人。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