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是一部用传统词学批评文体的词话表现新思想的著作。其思想观点与清代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常州词派有明显不同乃至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间词话》具有“反主流”“反传统”的意识。《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词学著作，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现代词学思想及词学流派的生成和发展上。民国时期具有现代精神的词学家也被称为“新派”。从现代派词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王国维是启蒙者，胡适是奠基者，胡云翼、郑振铎等人是开拓者。现代派词学烙有《人间词话》深刻的影响印记。

　　一

　　《人间词话》诞生的清末，正值传统词学的常州派词学思想笼罩词坛。常州词派最具有旗帜性范畴就是张惠言《词选序》中提倡的“意内言外”。张惠言阐释“意内”为“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言外”指创作的表现要有“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特点，要求“恻隐盱愉”，不能“放而为之”。常州派词学家陈廷焯把“言外”的特点阐述得更加明确：“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卷一）可见，提倡含蓄蕴藉，反对直露浅白，是常州词派的家法，也是传统词学的一贯要求。

　　《人间词话》崇尚的审美理想境界却与传统词学完全相反。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而境界的核心则是“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的“真”有两个层面：内在情感之真和外部表现之真。他欣赏的是那些能够迅速、直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外部表现之“真”方面，王国维与传统词学是对立的。《人间词话》称外部表现之真为“不隔”，“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与之相反的则是是“隔”，所谓“隔”就是表达不真切、不直观。王国维特别反感“隔”，他批评姜夔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又批评史达祖、吴文英词“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国维批评的“隔”，与传统词学所提倡的意内言外，含蓄蕴藉十分相似。正是在审美效果的要求上，《人间词话》与传统词学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现代派词学家深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审美观的影响。胡适所持的审美标准与王国维高度相似。胡适说：“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务，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功夫。”（《文学改良刍议》）强调的审美标准是“不失真”，要有真切显豁的表达。郑振铎论词也十分重视“真”，他说：“我们很不容易在中国的诗词里，找到真情流露的文字……其真为诚实的诗人，真有迫欲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者，千百人中，不过三四人而已。”（《李清照》）在他看来，作品中有“真情”并不难，难就难在能够将“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郑振铎强调作品要以可以读懂为首要条件，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作品的内在真情。读者能够受到感动就是好作品，反之则黜斥之。

　　王国维与现代派词学家在审美标准的原则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强调审美的直观性、明晰性；颠覆了从南宋以来直至常州词派乃至近代一直占据词学思想核心位置的含蓄蕴藉、要眇委婉的传统理念，并由此构筑了全新的词史观。

　　二

　　唐宋词史观是词学的重要问题，对词体审美的认识决定了对词史典范风格流派的认识和取舍。在清代词学史上经历了贯穿始终的南北宋之争。王国维《人间词话》在晚清普遍称颂南宋词的潮流中，特立独行地竖起五代北宋的旗帜，以反潮流的姿态出现在近代词坛。王国维认为五代北宋时期是词史的高峰，南宋之后衰敝不振。王国维称五代北宋是“极盛时代”，“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王国维评吴文英、张炎这两位在当时备受推崇的南宋词人云：“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王国维对南宋词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矛头直指近代备受推崇的典范南宋词人，尤其是浙西派所推崇的张炎和常州派以及晚清四大家最为推重的吴文英。

　　胡适对待南北宋词的观点与王国维基本一致。胡适认为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诗人的词”是最高峰，而南宋中期至元初的“词匠之词”则毫无价值。王国维所说的“词匠的词”主要指的是南宋姜夔一派。胡适认为南宋词“没有情感”“没有意境”“算不得文学”。胡适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姜夔、张炎、吴文英这些受到清人追捧的南宋词人。“他们（姜派词人）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牵就音律上的和谐。”吴文英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词选》）。胡适对吴文英词的批评与王国维所说的“砌字”“垒句”几乎一模一样。郑振铎也持尚北黜南的观点。他认为，“(北宋词)是真挚的，无意于做作的”，“是词的黄金时代”，“(南宋词)大多数徒在字面上做文章”，“有刻画过度之病”，“词的风韵与气魄渐近‘日落黄昏’”。“词的黄金时代便也一去而不复回。” （《中国文学史》）

　　在推崇五代北宋黜斥南宋的词史观上，王国维与现代派胡适、郑振铎的观点完全一致，并与晚清崇尚南宋的主潮相对立。

　　三

　　清代被称为词学“中兴”时期。近代词学家充分肯定了“清词中兴”的伟业，如陈廷焯说：“（词）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云韶集》）旧派词学家叶恭绰说：“（词）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清名家词序》）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第二十三章中专论“清词之复盛”。他们均认为清词可与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相媲美，清词实现了“中兴”。

　　最早与这种主流声音唱反调的是《人间词话》。王国维云：“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模拟也。”还说“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人间词序》）王国维所说的“六百年来”是指自南宋灭亡之后至清朝中后期的历史阶段。王国维认为清代从“国初”至“嘉道以后”的词毫无成就可言。朱彝尊的浙西派属于“国初”，常州词派在“嘉道以后”，王国维对浙、常两派均加以否定，进而全面否定了清词的价值。

　　继王国维之后，胡适对清词同样持完全否定态度。胡适将清词视为“词的鬼的历史”：“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词选》）胡适明确反对清代是“词的中兴”时代。胡云翼亦明确否定“清词的复兴”之说：“清人的词，因此便堕落了，走上古典主义的死路去了。”“若谓恢复了词的实质上的黄金时代，实是荒谬之言。”（《中国词史略》）郑振铎也持否定清词的态度，他认为从元初至清末是词史上的“模拟期”，“在这个时期之内的词人，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新调之能力”。（《中国文学史》）

　　在涉及清词价值、“清词中兴”这样重大词学论题上，现代派与传统派的认识完全对立。在现代派的清词价值判断方面，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清晰可见。

　　民国时期是传统词学终结和现代词学兴起的交汇时期。现代派词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传统词学家不同，现代派词学家大都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较深，没有传统词学的传承，并不以词学为主业，他们读词、论词、研究词主要是为了文学鉴赏和学术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旧两派构成分野。现代派开创了词学思想的新时代，具有新的学词目的、审美标准以及新的词史观，并深刻地影响后世。现代派词学的实质是运用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词学的新阐释。考察现代派词学，如溯其源头，王国维《人间词话》导夫先路之功值得重视。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