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建军 赵玉琴（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助理馆员）

　　传世史籍中有两千多年前我国西北地区出现“黄沙”“雨尘”等的记载，《汉书·五行志》是这样描述沙尘暴席卷西汉都城长安一带的：“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汉成帝建始元年，出现了异常天象，《汉书·成帝纪》记载：“夏四月，黄雾四塞。”现在看来，当时的这场“异象”其实就是强风夹带大量沙尘，造成能见度极低的灾难性沙尘暴天气。文献记载中沙尘暴天气在3至5月最为频繁，尤以5月为多。汉成帝年间发生的这次沙尘暴，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

　　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材料中，也记录了当时河西地区遭遇沙尘暴的情况。从多枚馆藏简牍的记载中，两千年前大风和沙尘袭卷河西地区的情景仿佛展现在我们面前。比如一枚简记载，“送使渠犁校尉幕府掾迁，会大风，折伤盖檐十五枚，御赵定伤”（Ⅱ90DXT0215④:36）。这枚简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记录了两千年前敦煌的一次大风天气。从记载可知，朝廷派遣的使者在出使途中正好碰上了大风，大风把车盖刮折了，驾驭马车的车夫赵定也受了伤。通过简文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狂风大作、漫天黄沙的情景。另一处记载，“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惊折死一匹”（Ⅱ90DXT0215④:71）。这枚同样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简牍记录了农历二月间敦煌的一次大风和沙尘。从记载可知，朝廷使者于途中遇上大风，马匹受惊而死，可想当时大风沙尘的杀伤力之大。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飞沙”，出土于敦煌长城烽燧脚下的汉简，以诗歌的形式很直观地向我们描绘了两千年前黑云压城、黄沙漫漫、遮天蔽日、日月无光的沙尘暴景象。我们知道，沙尘暴天气的形成有着诸多影响因素，尤其是气候因素。在西北出土的简牍中就有河西地区“地热、多沙、冬大寒”的记载，这也是河西地区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简牍中多次记载了河西地区的气候情况。

　　“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俗种穬麦皮芒厚以廪当食者，小石”（Ⅱ0215③：469）这枚简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简文是公元前37年敦煌郡府下发的文书，其中强调敦煌、酒泉气候干燥，冬季又寒冷，干旱少雨，田地庄稼受旱严重。“悬泉地热多风，涂立干燥，毋其湿也。”（Ⅱ0211②：26）。其中也记载了两千年前的敦煌悬泉地区酷热干燥的气候特点。

　　随着沙尘暴天气愈发严重，政府必须派专人除沙，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从除沙人数到每天的除沙量，简牍上的记载极为详细地展示了河西地区亦被沙尘暴困扰的情况：“二月廿三日乙巳卒十九人作簿。其一人削工，一人门府门，一人守库，二人养传马，二人治外园，二人治内园。一人治席，一人治革，一人治苇箧，二人治府上清，五人除司马丞舍屋上沙。”（Ⅱ98DYT4:28）“三月甲辰，卒十四人，其一人养，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与此七万六千五百六十石。”（EPT51:117）这枚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是一份戍卒每天除沙的登记簿。从简文记载可以看到，三月甲辰这天，官府派出14人，1人做饭、13人专门来除沙，共除沙3770石，平均每人除沙290石。尽管对此学界有不同解读，但笔者认为从中似乎可以看出除沙已属常态化工作，可窥汉代敦煌乃至河西地区沙尘天气之频繁。

　　此外，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沙尘暴的痕迹。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队领队何双全研究员记载，悬泉置遗址发掘时，在划分地层时发现，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均有细沙层分布，并隔断文化层之间的联系，推测为大风沙暴所致。这两层文化层为王莽至西汉成帝时堆积，由此可以推断公元前20年至公元20年间，曾有特大沙尘暴袭击过悬泉置。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