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丽芳《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18日 13版）

《座右铭》“事父尽孝敬”一文，现存最早的陈子昂集刻本明弘治四年杨澄刻本《陈伯玉文集》不收，今天所知明代的所有抄本、刻本陈集也都不收，直到清编《全唐文》才补进陈子昂的文章中，此后童养年先生的《全唐诗续补遗》卷一又补入陈子昂名下，题下小注说“《陈伯玉集》未收”“《文苑英华》七九〇《铭》”。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修订出版的徐鹏点校本《陈子昂集》，都据《全唐文》补入卷末补遗部分。黄山书社2015年出版的彭庆生《陈子昂集校注》则按照文体补入了卷六《志铭》部分。对于这篇逐渐被接受为陈子昂所作的《座右铭》，笔者认为还有些疑问，有提出来以供学界再加甄辨的必要。

从现有材料看，这篇《座右铭》最早署名陈子昂是在《文苑英华》中。尽管宋代祝穆的《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八也收有此篇，但《古今事文类聚》里有多处文字显示祝穆常从《文苑英华》中取资，如别集卷六“能诗亦剽窃”条所引王维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小注标注的出处就是《英华》；别集卷十在引薛道衡《昔昔盐》后，有小注说：“按此篇《文苑英华》题作刘长卿《别宕子怨》。长卿集初无此篇，而郭茂倩《乐府》及洪氏《容斋续笔》并以为薛道衡《昔昔盐》。按《通鉴》隋炀帝诛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英华》殆因韦縠《才调集》作刘长卿诗而误也。”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宋代各种陈子昂集本都不收这篇《座右铭》的情况下，《古今事文类聚》的收录依据极有可能就是《文苑英华》。而《文苑英华》将《昔昔盐》一诗放在了刘长卿名下，也可证这部书虽然编成较早，可信度较高，但也不乏张冠李戴的情况。

笔者怀疑这篇《座右铭》当非陈子昂所作。第一，因为早期陈子昂集均不收录此文。卢藏用在给陈子昂编集时，“其文章散落，多得之于人口”（《陈氏别传》），他于是“采其遗文可存者，编而次之，凡十卷”（《陈子昂集序》）。卢藏用是陈子昂至交好友，而且，他是在陈子昂卒后编辑陈集的，揆之常情，必然会尽量求全，换言之，卢藏用当时找不到的诗文，后人再找到的可能性极小。而卢编陈集在唐代曾经广为流传，以致“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赵儋《陈公旌德碑》），此后历代书目所记都为十卷，诚如万曼先生所说：“《陈伯玉集》来源只有一个，大致保存了卢藏用所编十卷本的原貌，虽然几经翻刻，但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差异，在唐集刻本中是比较单纯而完整的一种。”（《唐集叙录》）万先生此言，敦煌残卷也可以帮助证实。“今存《陈子昂集》敦煌本卷八之末，卷九、卷十之编次，与今本陈集全同；且卢藏用《序》云：‘至于王霸之才，卓荦之行，则存之《别传》，以继于终篇云耳。’敦煌本卷末正附有卢藏用撰《陈氏别传》，亦可证其为卢编本之原貌也。”（彭庆生《陈子昂集校注》）可见，现今所见十卷本陈子昂集虽然历时悠久，但它基本保留了卢藏用所编的原貌，清编《全唐文》之前，各种抄本、刻本中均无《座右铭》一文，则可推测卢藏用所编陈集里当也不收此文。

第二，南宋时周必大、彭叔夏等人校订《文苑英华》时所作校记也印证了此铭当非陈子昂作。南宋周必大、彭叔夏等在校订《文苑英华》时，参照了陈子昂集的多种宋本，校记里记作“集作某”、“一作某”（文后或有“一作皆集本”字样）、“旴本作某”、“旴江本作某”、“蜀本作某”、“川本作某”等。经笔者查考，《文苑英华》共收录陈子昂文78篇，无校记的只有7篇，其中就有《座右铭》（还有为义兴公陈请终丧的两份表，笔者认为也不是陈子昂作，有另文考辨）。周、彭等人在《文苑英华》所收陈子昂的文章中发现了多处异文，说明北宋早期成书的《文苑英华》与宋代流传的陈子昂集本差异很大。《座右铭》一文不出校记，虽不能排除此文文本在宋代陈集各种版本中无一字异文，且《文苑英华》完全同于宋代所有陈集版本的可能性，但相较于陈子昂其余文章不同版本异文颇多的情况，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反而是宋代陈集不收此篇，周、彭等人无以参校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从《全唐诗》和《全唐文》为陈子昂所作补遗情况看，卢编陈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散佚极少。现存最早的陈集本子是敦煌写本，虽然只保存了卷九、卷十两个全卷和卷八的残卷，但从九、十两卷看，与杨澄刻《陈伯玉文集》编次全同，至少证明这两卷直至明代并无散佚。弘治以后的陈子昂集以两个系统流传，一是十卷本全集，二是二卷本诗集。前者多据杨澄本，无多变化，只有嘉靖年间王廷刻本补了《魏氏园亭人赋一物得秋亭萱草》诗一首，而此诗在属于二卷本系统的翻宋本《陈伯玉集》中收录，说明此诗是宋本陈集里原有的。《全唐诗》较杨澄本卷一、卷二所收诗歌多出十首，为《庆云章》《登幽州台歌》《魏氏园亭人赋一物得秋亭萱草》《晦日宴高氏林亭并序》《晦日重宴高氏林亭》《上元夜宴效小庾体》《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采树歌》《山水粉图》《春台引》。其中《庆云章》和后三首诗，杨澄本皆收在卷七杂著中；《登幽州台歌》杨澄本收在卷末附录卢藏用《陈氏别传》中，《全唐诗》较杨澄本实际只多五首诗。如果再排除上文已提宋本陈集原有的《魏氏园亭》一首，《全唐诗》就只补了四首，而这四首诗全部是集会所作。查陈集卷七有《金门饯东平序》《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冬夜宴临邛李录事宅序》等多篇集会序，这些序中大都有“群公嘉之，赋诗以赠”“请各陈志，以序离襟”“同赋一言，俱为四韵”等言词，标明当时都是有诗作的，而在现存陈子昂集中，并没有与这些序相对应的诗歌，说明卢藏用在编陈集时，这部分作品确实失收不少，而后人才有机会从流传于世的集会总集或其他参与人的别集中钩沉一二，除此以外，在陈子昂诗文方面进行补辑的空间绝小。清编《全唐文》为陈子昂补了四篇文章，即《为义兴公陈请终丧第二表》《为义兴公陈请终丧第三表》《谢赐冬衣表》和《座右铭》，如上所说，笔者认为四篇文章中至少为义兴公所作二表和《座右铭》三篇都是有问题的。

第四，从《座右铭》这一文体发展与陈子昂作品在唐代传播的角度看，这篇《座右铭》也可怀疑非其所作。陈子昂在唐代文人心目中地位甚高，如前所述，其文集流传甚广，而“座右铭”这一文体在唐代创作的人并不多。白居易有《续座右铭》一篇，前有小序，只说：“崔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崔子玉即汉代崔瑗，他的《座右铭》影响很大，被后人认为是第一个作《座右铭》的人。白居易对陈子昂是很熟悉并敬重的，在《初授拾遗》《与元九书》《白氏六帖》等诗文、类书中多次提及陈子昂，如果陈子昂果真作有一篇罕见的《座右铭》，那么白居易在续作时，则应当提及才合常情。如果说白居易偶尔不提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力，那么，无独有偶，唐末贯休有《续姚梁公座右铭》，前面小序说：“愚尝览白太保所作《续崔子玉座右铭》一首，其词旨乃典乃文，再恳再切，实可警策未悟，贻厥将来。次又见姚崇、卞兰、张说、李邕，皆有斯文，尤为奥妙。”虽然贯休所提《座右铭》的作者时间前后错乱，但显然他是专门搜集过这批作者的。贯休也不提陈子昂，我们就不能不怀疑陈子昂根本就没作过此文。

以上是笔者对陈子昂作《座右铭》一文提出的几点疑问。笔者深感此文风格与陈子昂的时代、个性差异太大，因而产生怀疑，继而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怀疑进一步加深，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点思考，也只是希望能有助于此文著作权的最终确认而已。

（作者：曹丽芳，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