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志远《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28日 14版）

【争鸣与商榷】

王阳明虽集学术与事功于一身，但却命运多舛，他去世后，朝廷对其“盖棺定论”，部分承认其事功，却全面否定其学术，直指为“邪说”：“免追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为此，阳明弟子、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上疏为老师鸣不平，不仅力颂王阳明“四大功”，并且将其学术概括为“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亲民”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既是其对心学的重要贡献，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体现着王阳明一生的执政理念。

1. 王学“三大要”

黄绾所说的王阳明学说“三大要”，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些不同，没有人们所熟知的“心即理”，却突出了被大家忽略的“亲民”。黄绾这样概括，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亲民”，都是王阳明对前贤学说的继承，但都在“成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合和推进，并重新予以界定。

如“致良知”，是将孔子的“致知”、孟子的“良知”进行整合，特别提出，“良知”人皆有之，但不能“致”耳，故有“致良知”之说，视为自己“一生之精神”。又如“知行合一”，是由《易经》的“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演绎而来，虽然黄绾的解释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但王阳明一面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一面将“知”定义为“良知”，从而对《易经》本意作出重大修正。“亲民”虽然出自《大学》“旧本”，却同样是王阳明对程朱“新民”说的修正，更是挑战程朱学说的基点，并且给予了全新阐释。

相对而言，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尽人皆知。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实为“心即理”之翻版。所以，在王阳明自己的著述中，一般只用简捷明了的“心即理”，而不用龙场所悟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对“心即理”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此心在物则为理”，不但将“心即理”改造为“修己”与“实用”并重，而且通过自己的实践，将“心学”诠释为“实用之学”。但是，由于“心即理”已经深入人心，王阳明并无新的命题将其取代，所以后人将“心学”称为“陆王心学”，黄绾也不将“心即理”归于王学之“要”。

从学术层次来说，王学“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皆由“心即理”而出，与“心即理”并不在一个层面。“三大要”既以“心即理”为基础，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王学整体。

虽然王阳明称“致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后人多将“知行合一”视为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阳明自己看来，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都是为着“亲民”，并特别提出“政在亲民”。可以说，“亲民”“政在亲民”，实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但却往往为后人所忽略。

2. 从学术命题到执政理念

王学的形成，既产生于对陆学的继承，更产生于对朱学的质疑。程颐、朱熹将《大学》视为为学之“初阶”，作为一切学术的基础，而王阳明对朱学的质疑，正是从朱熹所注《大学》开始。

徐爱等人整理的王门“论语”——《传习录》，首列王阳明的“亲民”之说。《大学》的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徐爱问王阳明，程颐、朱熹都说，此处的“亲民”，当为“新民”。《大学》后文，有“作新民”之文，此为所据。先生以为当据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王阳明回答，程朱说“亲民”应为“新民”，实属望文生义。《大学》后文之“作新民”，和此处之“在亲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学》后文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皆是“亲”字之意。在他看来，程颐将《大学》的“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不仅沿用这一阐释，而且任意分割原文，杂以己意，实将人引入歧途。后来，徐爱经过反复切磋、反复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王阳明通过徐爱等弟子及《传习录》，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亲民”。另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安百姓，就是关心百姓的生计疾苦。王阳明特别告诫徐爱：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层面；既有“明明德”，又“亲民”，这才是孔子的主张。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

“亲民”还是“新民”，既是王学和朱学的学术分歧，也是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歧。应该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个处于第一位、哪个处于第二位，却关系到执政理念的不同。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王阳明及王学首先关心的是“物质”，是“养民”，故有“亲民”之说；程朱及朱学首先关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说。

所以，“亲民”二字一经提出，既是王阳明学术的重要命题，被黄绾列入王学“三大要”之一，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其一生的执政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在亲民”，持续向其入仕的弟子们灌输，督促他们加以践行。

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期间的弟子，曾向老师请教“为政之要”，王阳明回答：“政在亲民。”为政无他，只在“亲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当即将自己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为此撰写“亲民堂记”，以示鼓励（《亲民堂记》）。弟子赵孟立为湖广辰州判官，行前问政于老师，王阳明还是两个字，“亲民”：“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书赵孟立卷》）天下之不治，正是因为“亲民之学不明”。学生季本为广东揭阳县主簿，开诚心、布公道，立乡约以教民，王阳明大加赞扬：“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

3. “三大要”的“体”与“用”

晚年赋闲绍兴，王阳明根据弟子们的提问系统讲述自己对《大学》的认识，成《大学问》即《大学或问》一篇，被称为“师门之教典”。在这个《大学问》中，王阳明全面梳理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也理清了“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三大要”的内在关系。

在王学“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自称：“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但是，为何中原的士大夫难以接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更因为王阳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并没有明确“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灵魂或真谛。

那么，“知行合一”灵魂或真谛是什么？关键在于对“知”的理解。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给学生陆澄的信中，王阳明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阐释：“《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与陆原静（澄）二》）“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体”，这才是其核心或灵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达到“良知”的功夫。

自从揭示出“致良知”这个“一生之精神”后，王阳明就比较少说“知行合一”了，因为“致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涵盖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从根本上区别于“格物致知”。而王阳明的学说，也只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有了“致良知”，不但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也使“亲民”在“王学”中的地位清晰起来：“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大学问》）

有学生向王阳明“问政与学之要”，王阳明明确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与亲民本为一体：“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书朱子礼卷》）“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的“体”与“用”的关系，“体”不立，则“用”不端；“用”不行，则“体”不显。作为“体”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与作为“用”“末”的“亲民”“政在亲民”，“本为一事”，是一个整体，如树之干和树之梢，并无轻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出致良知（《大学问》）。

所以，在王学“三大要”中，“致良知”为体，“亲民”为用，体、用本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致良知”一样，“知行合一”为的也是“亲民”。否则，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

（作者：方志远，系江西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