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国力疲弱。各国列强为在博弈中占领先机，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日本由于地缘的接近以及文化上的渊源对此项活动更是心存偏执。在日“经略中国”的背景下，地处西南、环境闭塞的川渝也未能逃脱日本的深入踏查。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川渝踏查规模最为宏大且“业绩”斐然，近10年的调查成果被收录在《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卷中。对四川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解构日本对川渝调查的进程脉络，还可以为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区域史研究提供资料信息。

［关键词］清末民初；日本；川渝调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

中图分类号：K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1—0193—05

作者：李彬

清末民初的中国，诸国列强环伺，各方势力博弈折冲，交错繁杂，而国势愈发疲敝颓替。巴蜀虽地理环境闭塞复杂，但其自然风光神秘，加之人口众、多气候温润，自给富足，更有丰富的矿产存在，自然吸引了各国列强的关注。1876年，《芝罘条约》的签订以及重庆的开埠通商，川渝地区便成为各国列强对华调查的重点区域之一，其调查成果也颇为丰富。但直至今日，学者对此项研究尚不充分，甚至与我国有特殊意义的日本在该时期对川渝的调查情况也知之甚少，故本文以“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为题，重点梳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川渝踏查的进程脉络，分析其特征和问题点，同时为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区域史研究提供些微资料信息，供学人参考。

一

日本由于同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关系以及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自古以来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国情变化，屡屡遣使进入中国已尽了解之事。但明治前囿于国力，这种了解主要集中在大陆沿海地带，而川渝属僻远地区，蜀道难于上青天，日人鲜有踏足。最早游历川渝的日本人是元代的雪村友梅大和尚，其事迹被记录在《雪村大和尚行道记》和今谷明的《元朝·中国渡航记：留学僧雪村友梅的奇特命运》中。雪村友梅对四川的感情很深，他的文集《岷峨集》给日本人传达了最初的川渝印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确立了“雄飞海外”的对外意识，对世界充满了解的欲望，特别是对近邻中国尤感知之甚少，至“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制定，朝野上下更是充满了对中国的渴望。亦如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在《中国省别全志》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表达日本掌握中国国情的迫切心情，“我国与支那自不用说在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且紧密之联系，何况欧洲战火终将熄灭，可想而知其后支那必将成为世界问题之中心，我国人须尽早熟悉支那国情民物，深谋远虑，事事均事先制定其善后之策不可。……今日探明支那之国情民物，岂非我国人之一大急务耶。支那国情复杂、民物繁错，但我国却尚未有能助其研究之好书，唯此令人遗憾。”甲午战争后，古诗、汉文中的中国形象已无法满足日本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为探知并把握现实中国，日本“官员、学者、浪人、商贾、军人竞相作禹域调查”。然早期调查大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东北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大陆要冲地带，川渝地属僻远受到日人调查相对较少，但也有小规模行动。如1896年日本对重庆经济情况的组团调查以及1907年至1908年日本领事白须直等20余人的成都考察。

清末日本人对川渝的调查成果尚显浅薄，所述资料多源于书本，实地考察也较为表面。如1876年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记载了四川的社会风情，对成都的古玩、书画市场、物产梗概、川人气质、基督教活动、盗贼情况等有所描述；1906年矢津昌永、渡边信治的《清国地志：高等地理》也对四川进行了简单地描述，着重谈到了川汉铁路等；1908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经济报告书》等。

1909年，山川早水的《巴蜀》一书出版，全书20余万字，配图150余张，全面、详尽地描述了从宜昌经万县到成都，从眉州经青神双流到成都，从眉州经叙州府到重庆再经丰都、奉节回到宜昌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状态、自然风貌和政治构成等。该书的完成标志着日本对川渝的调查超越了其他列强进入了崭新阶段。

1908年，天皇统帅大权的发动已然排除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参与，强化了统帅权独立制和军部的政治地位。受此影响，日本桂太郎再次组建内阁后，对中国的策略由缓图改为急取。在此期间，除1913年中野孤山的《支那大陆横断游蜀杂俎》等个人游记之外，更是出现了最为典型、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川渝的大旅行踏查，此次活动标志着日本对川渝的调查较之前更有计划性、组织性、系统性。近10年的调查成果呈现在1917年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省别全志》之四川卷中。

二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创设机构是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文麿之父、热衷提倡“兴亚论”的近卫笃麿。明治时期，日本国权主义的思考方式和利益决定模式，使其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对于东亚局势的观察，既取消了世界主义的可能，又因日本不具备成为大国而对潜在或实在的大国心存戒备。荒尾精曾言：“应当救中国于未亡，以强我之唇……中国富强以后而欲反噬时，不仅不能使我国持唇齿目足之势……反而将强大于英俄数倍的敌人设于一衣带水的对岸”可见，所谓的“兴亚论”的“兴亚”实质是兴日，在日本“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不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亚细亚主义者，他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优先考虑的都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亚洲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亚细亚主义往往为政府所推行的大陆政策所利用”所以说就思想准备而言，明治时代尚未就国权主义如何深入发展为军国主义寻找到理论的出口时，时代的发展却使各路关心东亚问题的组织纷纷出现，最终整合成东亚同文会。

1898年，东亚会和同文会在东京合并，成立东亚同文会。该会是以“保全支那”“帮助改善支那与朝鲜”“期待研讨支那与朝鲜的时事并付诸实行”“唤起国内舆论”为纲领，“我东亚同文会建立即是立足于东亚之大势，以加深两国之友谊，增进相互之福利，促进东亚之兴盛，最终推动世界文明之进步为目的”。东亚同文会的此种纲领设定正是当日本领先于中国后，“由一等国的日本来领导未开化的中国，并有必要对之进行教导了”的思想之具化，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日本当时的这种时代思想没有包含内在的正义观念，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义实践。在兴亚论这种性质的思想指导下，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性质以及对中国调查的根本目的可谓昭然若揭了。

“教授中外实学，培育中日英才，一则有利于巩固中国的国基，一则有利于加强中日的友好关系，这也是保全中国、定策东亚长治久安、立计天下太平所在”。打此旗号，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展开了持续45年的调查旅行，参加者达5000余人，旅行路线约有700余条，踏查到中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包括台湾)，形成了上千份的《调查报告书》和《旅行日志》。以此为基础，1915－1921年东亚同文会陆续出版了共18卷的《中国省别全志》，其中1917年出版的第五卷为《四川省》卷。该卷是在以下调查班组提交的调查报告书和旅行日志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1)1908年，第六期“长江班”学生调查日志收入大旅行志《禹域鸿爪》。

(2)1909年，第七期“西鄂巴蜀班”学生调查日志收入大旅行志《一日一信》。

(3)1910年，第八期“云南四川班”从云南进入四川，经成都，嘉州、叙州、重庆到宜昌，调查收入大旅行志《旅行纪念志》。

(4)1911年，第九期“湖南四川班”和“四川班”学生经汉口、沙市、宜昌、巴东、万县、涪州到重庆，又从重庆经永川、资阳到成都，调查日志收入大旅行志《孤帆双蹄》。

(5)1913年，第十一期“甘肃四川班”和“秦蜀班”学生调查日志收入大旅行志《沐雨栉风》。(6)1914年，第十二期“云南班”、“四川班”学生调查日志收于大旅行志《同舟渡江》。

(7)1916年，第十四期“湖北四川班”学生调查日志收于大旅行志《风餐露宿》。

自1908年至1916年共九年时间里，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川渝地区进行了全方位摸排调查，他们记录详尽，所含信息量庞大，最终形成的《四川省》卷共10编，169章，全文1131页，并附地图36幅，照片72幅和事物说明图17幅。

三

清末民初的中国积弱积贫，战乱纷仍，国家与民间均难以有余力做大规模、长时段、成系统的社会调查，川渝亦难独善其身。自1816年嘉庆《四川通志》的百余年内，四川皆未修通志。1924年，蜀中名儒宋育仁受命总纂《四川通志》，后因川内时局及经费问题，进展唯艰，至1931年宋育仁去世也仅完成初稿。1936年《四川通志》300余册毛笔小楷抄正线装版编成，但后因川中军阀混战部分稿件丢失，现仅存129册。并且，该志多辑录旧省志中的礼俗、寺观、祠庙、职官、学校、人物等资料，虽掺杂新采访之史料，但数量有限。同年，参与《四川通志》纂修的龚煦春刊行了《四川郡县志》，对四川及临省边地由汉代至清末各府、州、厅、县的建制变迁，历史沿革列支甚详，但资料多为史籍采录，缺乏实地调查并成书仓促，加上刻板误刻等使该书略显粗糙。其余如1940年，边政设计委员会《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二十九种》；1942年，李肇甫、舒君实、陶元甘《四川方志简编》；郑励俭《四川新地志三编》等史志则稍显简略，难以记载四川省全貌。可见，清末民初日本依仗国势，对川渝进行的实地踏查并撰写的《中国省别全志》之四川卷在史料价值上值得重视，可从以下几点考量。

(一)资料来源真实可靠

《四川省》卷总论及概述中四川沿革等部分虽亦参考了中国旧方志之资料，但数量极少，其内容主要还是源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亲眼所见、实地踏查。例如，在记录对比四川各县城繁华程度、商业活力时有如下记载，新津县：东西南北四门外有人家，仅是以饭店、茶馆为主。于东门观察10分钟，通过之人有50余，可见到车马轿子之使用；绵阳县：下午三点于北门观察过往人流10分钟，过路男女共计63名，未见有车马通过。正午于衙门前观察过往人流10分钟，过路男女共计59人，未有车马通过；罗江县：下午两点于东街观察10分钟，过路人员有150人，驮马30匹，正因是赶集之日，日落后过往行人，仅有21人……除此之外，其余县城均可见类似的描述。可见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记录是实地考察亲眼目睹而来。“要写真实，别强词夺理(别死扣道理)，不要写来历不明、暧昧的事情”，这是大旅行初期担任指导学生完成调查报告书的根岸教授的训诫，亦成为调查的基本原则。日本学者藤田佳久也指出，东亚同文书院对调查报告的要求是恪守严谨实证的态度，写真实的事例，不要空头理论，禁止剽窃他人，出处不明的东西按零分计。为亲证学院学生调查记录之真实性，藤田教授还在战后专门到当地确认学生们的调查路线，最后得出大体上“值得信任”的结论。

此外，书院还专门对大旅行的调查设置指导室，制定详尽调查方案，包含调查对象领域、调查方法及调查大纲。撰写者亦没有中国传统史志撰写者固有的框架限制，“每一个学生都接受类似于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训练：语言(包括读、写、商务汉语和英语)；强调实效性的跨学科教育；文本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尤其是规模宏大的旅行和田野调查，以取得有关中国商业和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学生受到的专业训练可从东亚同文书院课程设置得窥一斑，据1901年，《东亚同文书院章程》补章中载：书院设政治科和商务科两个专业，学制三年，政治科需要修22门功课，商务科21门，以商务科为例，学生需修习伦理、清语(汉语)、英语、清国政治地理、清国商业地理、各种法学、经济政策、经济学、财政学、清代近代通商史、清国制度律令大意、商品学、清国商品学、商业算数、商业学、汉字新闻、簿记(会计)、实地修学旅行、汉文尺牍。严格的纪律要求、切实的科学训练以及日本人具有的严谨民族特质这些可以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背书。

(二)作为志书体例不同以往

黄苇等人在《方志学》中提出“方志体例是一地政区范围内古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习俗、人物、奇闻轶事等情况的表现形式及原则规范，是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独特标志”。可见，方志体例也是重要的价值体现之一。四川卷在总则体裁、篇章结构、文辞章法等方面均呈现出同传统方志迥异之处。如总则的时空设定方面，见今不见古，见线不见面；体裁方面大量地应用“概说”；题字主要彰显成就行鼓励之意；序言不是体现修史原因和论述人文景象，而是体现日本人意识形态；篇章结构方面将篇章集中到日本需要的部分如川渝矿产、都市、通商、度量衡和货币等，而传统志书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人物等内容或不写，或融入各章略有涉及；文辞章法则在使用第三人称之外也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并频繁地同日本情况进行对比说明。究其原因，体例的迥异来源于东亚同文书院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深，在编撰志书时更多地运用科学方法，注重通过实地调查搜集时效资料。四川卷的资料来源于1908年－1916年七届毕业班的调查报告书，所以该志编写处处受到实地调查的时间和路线限制，凡是足迹所至，调查所需则录之，这也是东亚同文书院推崇实学的体现，当然更是满足日本对中国调查需要真实可靠资料的结果。

(三)记载极致详尽

《四川省》卷编撰之目的，不是单纯记录川渝地方情况，而是为日本在华利益之服务。因此，在保证真实的基础上，对日本关注之内容记述极为详尽。

例1：描写川江轮船公司蜀通号，“蜀通号船体过于狭窄，方便运送旅客，但货运运输能力极弱，满载时仅有驳船一艘可载五十吨左右货物，因此货物基本仅限于金、银、贵重品等。规定乘客数为，特等一人，一等四人，二等二十人，三等七十人，但实载旅客数量超员乃是常有之事，每次搭载旅客数量在二百人左右。革命时，四川军队下航至万县时，据说曾搭载士兵三百人以上。”另附1913年9月起停留重庆期间蜀通号出发与到达时刻表，并特意说明“正如上述一般，其出航日并非一定，只根据旅客方便、货物有无等随时调整，每次出航前均会在数日前事先通知。”；例2：记载开县之水利，“罗毓会于城东五余里处，设筒车一辆，引开江河之水，在开一渠以蓄水，用以灌溉鸡翅地方之田；牟大迎于城东十余里处，设筒车一辆，引开江河之水，蓄水以灌大壩地方之田；游怀珍于城东二十余里处，设筒车一辆，引开江河之水，用以灌溉观音壩地方之田……”；例3：描述成都之商业活力，“为能得见其城内繁忙之程度，以下列出往来人员及其他交通工具之统计：东门(上午七点半，计时十分钟)251人，小车26台；南门(中午两点，计时十分钟)189人，轿子7顶，小车12台；北门(上午十点，计时十分钟)228人，轿子28顶，小车无”。

类似上述三例这样极致详细的记录可谓遍布全书，抛开其意图，单从史料角度看，实为我国史志的有益补充，甚有价值。此外，书院学生还极为详尽地调查了川渝县城与县城之间乡镇村的情况。例如：彭山县县城距江流九町，其码头称作下盐关，不过为20余户的小村落，然茶馆、客栈一应俱全，两岸为小丘，其余一带则为平原所包围；太和场户数为四五十，仅一条街道；高家场有人家50户，景致优美，岩上刻有“丹山碧水”四个大字；牛石场有人家20余户，为一偏僻小村，有船舶在此停留；磨子场为有30余户人家之码头，其下游有子云亭，所谓杨雄之古迹……日本学者藤田佳久指出清末民初日本人大都选择到中国都市，而书院学生则以中国农村为中心进行摸排调查，此点甚为珍贵。这些极为细致的川渝农村描述资料为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区域史研究提供了当时国内无法留存的庞大信息，可供学人参考。

《四川省》卷作为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调查川渝的范本，除了体例新、资料可靠和记载详尽外，难能可贵的是该志书中所载内容大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采录而来，这就给历史的还原提供了更高级的资料。比如，该志书所配照片均为学生用照相机拍摄，而不是传统史志的素描；所配地图和城镇布局也是用近代科学测量并手绘所得，而非传统山水写意；描写大江大河均科学地测量了当时的流量、流速等。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志是从国外他者视角记录我国历史，多用第一人称并有意无意地在必要处同日本国内进行详细比对，从中我们不难察觉撰写者以日本国内作为目标读者，为日本在华利益服务的意图，这也折射出清末民初日本对我国调查的基调。

东亚同文书院刊发《四川省》卷后，并没有停止对川渝的踏查。1920年，东亚同文书院第18期云南矿业班学生千原楠藏、森利嗣、山根正直从越南出发经云南进入成都，接下来由重庆抵汉口，沿路频见抗日活动及苦于军阀混战的老百姓，记录于大旅行志《粤射陇游》。1922年，第20期学生清水成鉴、冈秀一、冈村正文、甘泊四郎、川岛清、金井十郎从上海至重庆、成都至西安，沿途所见所感载于大旅行志《金声玉振》。1923年，第21期学生久家启次、鹤田一马等从贵州遵义进入重庆调查，所见载于《彩云光霞》。1922年、1925年，东亚同文书院出版的《支那经济地理志》的交通篇及补篇对赤水河和横江的河运及重庆宜昌间汽船和川江铁路进行了详细介绍，为其他资料少见；1930年，第26期班毕业生专门考察川渝，成果载于《足迹—四川大旅行》。

除开同文书院外，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东则正于1915年出版《中部支那经济调查》上卷、1927年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支那四川省的蚕丝业》、1930年后藤朝太郎的《详解支那民情》、1936年神田正雄的《四川省综览》、1937年东京出版的《最新支那大观》都对川渝进行了相当的研究。

在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国的近邻日本对川渝的调查呈现出了相对清晰的脉络：由无暇顾及至逐渐关注进而大规模踏查；由早期零散的个人游记到系统的、有预谋的出版大部头志书；由简单的所见所闻到科学详尽的实地调查；由通商经济调查到全面民俗、地理文化的深入研究。日本对川渝调查的变化，是和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变化相适应的，但不管如何变化，日本对川渝乃至对中国的调查基调始终是不变的，那就是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服务日本。

责任编辑：杨春蓉

本文选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