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4日 10版）

南京明代城墙的瓮城 王根凤摄/光明图片

唐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资料图片

洛阳定鼎门遗址博物馆（2017年摄） 新华社发

程遂营 河南舞阳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近年来，受邀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城”等系列节目，主讲的《旅游学基础》《中国古都文化》先后成为国家级和河南省级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所谓择都，是指古代帝王选择都城的行为。古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古都是我们大家所了解的那些统一王朝的都城，像秦、汉、隋、唐、宋、元、明和清的都城，包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广义的古都包括范围更广泛一些，除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作为统一王朝的那些都城外，还包括历史上的一些割据王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政权等的都城。诸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在的鲁国都城山东曲阜，西夏建都宁夏银川，以及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建都等。

那么，到底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古代帝王择都时选择了其中的有些城市而没有选择其他城市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国内外许多学者一直都在探讨的问题。甚至，在择都问题上，还有不少历史之谜有待破解。本次讲座我们主要从农耕核心、天下之中、攻守形势、水环境、龙兴之地等等几个古人曾经重点考虑的因素入手，谈谈我个人对古代帝王择都的一些看法。

农耕核心区的分量

在考察古都的区域分布时，我们很容易会注意到，很多古都特别是几乎所有的“大古都”，都位于古代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比如：洛阳、郑州、安阳、开封等著名古都位于黄淮海大平原，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部边缘，南京和杭州也位于长江和钱塘江形成的冲积平原地区。此外，在这些农耕文明区域还分布着诸如曲阜、淄博、邯郸、濮阳、许昌、南阳、徐州、苏州等曾经一度成为古都的城市。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四千多年以前，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先后打败了炎帝和蚩尤，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黄淮海大平原地区，并开始在那里“艺五种，抚万民”。“五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谷”，即麦、稻、黍、菽和稷，是古代中国人经常吃的、解决人们温饱问题的最重要的五种粮食作物。“艺五种”意思是说黄帝利用黄淮海大平原良好的农耕条件，教百姓种植五谷，发展生产，解决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同时，也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的先祖选中了黄淮海大平原这一区域？清人认为黄帝的出生地在河南新郑，乾隆《新郑县志·风土志》引《通典》解释说：“地居土中，物受正气”。通俗一点说，就是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宜于农耕、宜于人居。加上黄河冲积所形成的肥沃土壤和临近黄河的优越灌溉条件，就使数千年前的先民选择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他们最早发展农耕的区域，而这块粮食品种丰富、多产的区域也自然成为早期帝王都城的首选之地。从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之前，夏朝和商朝的都城几度迁移，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黄淮海大平原这块主要的农业区。

紧接着黄淮海大平原进行开发的是关中平原，它是由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渭河及其支流泾河、沣河、灞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古人称之为“八百里秦川”。古代关中地区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非常适于发展农耕文明。按照古籍的记录，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就曾经在这个区域进行早期农业活动，使这里成为我国较早被开发的农耕文明区域。古代封建王朝中，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高祖等建立的秦、西汉、隋、唐等统一王朝都把都城设置在了关中平原西安附近。

另一个因为经济因素而在古都史上凸显的是地处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特别是在李冰父子建成都江堰工程之后，成都平原生产得到了极大进步，“天府之国”之誉由此而生。古蜀国的都城，以及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后蜀的都城等都选择在这里。

都城是古代王朝的经济政治中心，都城的功能性人口众多，帝王、官员以及驻扎这里的军队，还有老百姓，都要吃饭。封建王朝首都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外来流动人口，也需要口粮，而黄淮海大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等等古代重要产粮区有能力满足这么多人吃饭的基本需求。因此，古人在选择都城时，必须要考虑都城地域的人口问题；更确切地说，必须要考虑择都之地是不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是不是粮食的主产区。

寻找“天下之中”

大家在阅读古代王朝历史时，可能还会注意到另一个现象——中原多古都。狭义的中原，主要指的是河南这片区域。广义的中原，除了河南省以外，还包括周边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在中原这个地区，既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这些著名古都，也分布着许昌、南阳、邯郸、曲阜等等这些小型古都。

为什么中原这个区域多古都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的交通、通信都非常发达。无论你家住哪里，乘坐飞机、高铁或者开着自家车就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通信呢，我们拿起手机，打一个电话，发一条微信，或者来一段视频，就能很好地与异地之间进行联络和沟通。但是，在古代就不是这样了。古代帝王择都的时候，如果都城在管辖国土区域内的位置太过偏僻，既不利于帝王和国家政令的上传下达，也不利于古代国家对于偏远地区的行政控制。因此，古人择都时必须考虑交通要素。哪里是交通比较理想的位置呢？一般来说，位于统治区域相对中心的位置可能就是比较理想的选择。都城设置在统治区域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对于国家政令的下达、地方信息向中央的汇总，或者赋税的征收、军队的调动等，路程远近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这对古代中央与地方交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古代都城的区位和它与统治区域东西南北的距离问题就是必须要考虑的要素，都城是不是位于“天下之中”，就显得异常重要了。

那么在古人眼中，哪里是“天下之中”呢？

按照史料记载，古代夏朝建立的时候，大禹把全国的区域划分为九州（兖、青、徐、冀、豫、雍、梁、荆、扬）。其中以今河南为中心的地区为豫州，正好位于其他八个州的相对中心区域，人们就把这里叫“中原”或“中州”，大概位于“天下之中”。等到西周建立的时候，都城选择在镐京（今西安附近）。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辅佐周成王治理国家。周公当时曾受周成王的指派，去测量哪个地方是“天下之中”。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通过详细调查、观测和取证，周公认为洛阳就是“天下之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也就是说四面八方给朝廷进贡的话，路程远近都基本均等。所以，到东周的时候周平王就正式把都城迁到了洛阳。此后，刘秀建立的东汉、司马氏建立的西晋、孝文帝时期的北魏，以及隋炀帝和唐代武则天时期等很多朝代也都在洛阳建都。

攻守形势的需求

古人择都时，往往希望自己开创的王朝能够传承千秋万代。虽然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择都时对国防安全的重视也一直延续下来。在古代，那些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往往会进入帝王择都时的备选名单。在火药武器还没有大规模运用于战争的冷兵器时代，险要的地形在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哪一方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就可能更容易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一说到王朝古都的险要地势，在座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南京、西安、洛阳以及北京。南京被称为“虎踞龙盘”之地，北有长江天险，周边有众多山地拱卫；洛阳周围有黄河、洛河、邙山等高山大川作为险阻；北京的北面则有燕山和长城作为向北防御的屏障，是抵御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易守难攻之处。不过，就我个人来看，在我国所有古都城市里面，就“进可攻退可守”这个标准而言，可能没有哪一座城市比古代的西安地区具有更突出的优势了。

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战胜项羽之后，张良曾经劝刘邦迁都关中的长安（今陕西西安）。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在劝说词中，张良特别强调说，关中这块区域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意思是说，关中平原好比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难以攻破。同时，又仿佛是上天赐予人间的府邸，沃野千里，非常适合建都。从宏观上来看，西安位于我国地形的第二个阶梯黄土高原的东南部，黄河中游地区，四面山河环绕。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古人在西安周边山谷和河畔的险要地方设置了不少关隘：东面有函谷关、潼关与浦津关，南面有子午关、大散关与武关，北边的北山有萧关与金锁关，西边设有陇关。古人的“关中”称谓，意思就是在众多关隘保护之下的地域的意思。古代关中的这种地形优势，在战争时期，很容易就成为防御关中的军事优势。一旦军情紧急，四面闭关自守，外敌即便人多势众，也要面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防御，很难快速取得军事进展。而古代关中又有号称“八百里秦川”的肥沃之地，可以确保自给自足，为防御关中的军事力量提供经济基础。汉高祖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就把汉朝的都城建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成就了西汉200多年的统治局面。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下：在现代全国区位示意图中，大家会觉得西安位置相对偏西，划归西北地域。但从古代汉唐时期的统治格局来看，西安地区的地理位置在当时是比较适中的。后来，随着封建王朝版图的变化和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形势才发生了变化。

所以，“金城千里”的西安也就成为吸引众多帝王建都的要地。秦、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等10多个统一或割据王朝都在西安这一带建都。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西安的这种建都优势，还被不少帝王所看重。宋代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还曾经计划迁都西安，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包括交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关中地区的土地支撑经济的能力下降等等，最终这些动议没有变成现实。

水环境很重要

在诸多影响古代帝王择都的因素中，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水环境的作用。大家会注意到，我国绝大多数古都都位于重要的江、河水系或湖泊的沿岸，西安、洛阳、开封、郑州、安阳以及银川、太原、淄博等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之上，南京、成都、荆州等位于长江及支流附近，杭州位于钱塘江口，而北京位于海河及其支流旁边。

在古代，水的作用非常大。首先，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物资，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大量饮用水，农业灌溉也离不开水。水在古代还常常被利用为战争攻防的重要手段，古时候，很多都城的外面都设置有护城河，通过引入自然河流的水来制造水障，保护都城安全。当然反过来，攻击一方也常常利用水来进行攻城，比如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国大将王贲曾经利用鸿沟水灌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魏国投降。

水在古代还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途径之一。中国古代的重要交通方式，同时也是大宗物资的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就是水路。因为古代陆上交通，除了路面限制，道路崎岖不平之外，遇到雨雪天气更是泥泞难走。而且，古代因为治安管理的局限，陆路也不安全，大家可能对《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都比较熟悉。陆路运输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古人长期困于机械的限制，运力不大，并且即便如此，参与陆路运输的人力畜力，本身也需要大量的粮食。比如汉武帝组织北征匈奴，动员的大量人员和马匹都不是在前线作战的，而是为了支撑前线军队而进行物资运输的。综合而言，水路由此就成为古代交通运输特别是大宗物资和长距离运输的首选方式，而一座城市综合水环境的优劣也就成为择都的要素之一。

我们前面说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淮海大平原和关中平原，还有成都平原是三个农耕文明较早发展的区域。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我国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江苏和浙江一带，逐步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农耕文明快速发展，最终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农业区。唐代“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战争和藩镇割据导致北方黄淮海平原和关中平原的经济无法继续快速发展。而江南地区战乱相对较少，农业经济后来居上，超过了北方地区。唐、北宋，以及后来的元、明、清时期，封建国家的都城大多时候仍然在北方。王朝都城在北方、粮食主产区在南方，大宗粮食物资及赋税运输，就主要是通过水路，以“南粮北运”来解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的大运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个不同的走向。隋炀帝时期，主持开凿了一条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条重要江河连在一起，构成了长达数千公里的南北水上大动脉。这条大运河，历史上把它叫作隋唐宋大运河。隋、唐和北宋时期，王朝把都城选择在洛阳、西安、开封这些城市，重要考量之一就是因为大运河的运输之利：靠近运河，方便从江南地区获取粮食物资。五代末期，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赵匡胤成了宋太祖。一开始，宋太祖因循五代后周的传统，把都城暂时定在了开封。后来他认为开封地区地处平原，周围一马平川，没有高山大河作为防御的屏障，不利于都城的安全，因此曾经打算把都城迁到洛阳甚至西安等有地形优势的地区。但他把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宣布出来，征求意见时，却遭到了众多反对。反对迁都的理由很集中，就是因为开封位于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南粮北运非常便利。如果把宋朝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或者西安，从江南运输粮食和物资到都城的时候，就比开封要增加很长一段距离，而这一段距离就需要陆路运输来弥补水路运输，耗费因此就飙升了。虽然当时人说洛阳就离开封大约有400里，但是即便是这400里，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物资运输，对于刚刚建立的宋王朝来讲，这就必然给老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所以，反对迁都的意见就很强烈。宋太祖最终接受了众人的意见，放弃了迁都的计划。存世的北宋末年画家张择端创作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就为后人展示了北宋末年大运河带给都城开封的经济繁华盛景。

到了元、明、清时期，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封建王朝都城都选择在今天的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众多，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元、明、清三朝也是借助大运河“南粮北运”来解决物资运输问题。这一阶段的大运河走向已经跟隋、唐、宋时期不同，不走河南，改走山东。这条大运河一直留存至今，也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在元、明、清时期，以大运河为基础的漕运，为维持都城北京的基本生活和经济贸易，维持北京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甚至有人把那时的北京称作从大运河上“漂来的北京”，从中可以看出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作用。这种情况直到晚清时代改漕运为海运，才再度发生改变。

“龙兴之地”的调和

古人在选择都城的时候，除了对经济生产、地理交通、攻守形势及水环境等相对客观的因素加以考量之外，还会考虑一下主观的因素，比如说古人在择都时常常说的，所谓的“龙兴之地”。

什么是龙兴之地呢？就是古代帝王他的势力从哪个地方兴起的，或者说是从哪个地方发迹的。比如在明代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一开始把都城放在了南京，后来，他曾经有过迁都安徽凤阳的打算。为什么？因为凤阳是他的老家，即所谓的“龙兴之地”。不过，因为凤阳交通不便、物资生产也不是很丰富，建都基础薄弱。所以，朱元璋这一想法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最终没有实现。明太祖去世之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这就是建文帝。建文帝继位之后，中央与朱元璋之前分封的藩王之间矛盾加剧，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分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率军从北京一路南下，攻入南京，自己当了皇帝，是为明成祖。朱棣做了皇帝后，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把都城定在哪里。是因循旧制，仍然在南京吗？如果在南京，就会有安全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朱棣是通过非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的，这里也不是他的地盘，这里当时属于他的大哥朱标或者是朱标的儿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势力范围，他虽然击灭了建文帝势力，但是很多文武大臣仍旧对他是心怀不满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朱棣就想到要迁都北京。北京是昔日朱元璋分封的燕王藩邸所在，朱棣在那里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那是他的地盘，换句话说，就是他的“龙兴之地”。同时，明朝一直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也需要在北方保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存在，而古代王朝对于兵权的控制是非常敏感的，大量军队如果不在首都而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前线，皇帝恐怕也是坐不安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军队也置于帝王的直接控制之下。于是，朱棣就从南方选拔一大批能工巧匠，同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在北京大兴土木修建新的都城，同时也是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历时十多年后，北京新都建成，朱棣正式把都城迁到了北京。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十分重视这个所谓的“龙兴之地”观念。古代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往往兴起于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山林地带，一旦夺取政权，特别是建立统一王朝后，它们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建都在自己民族或者部落兴起的北方或东北方，即所谓的“龙兴之地”，首都就会远离中原，无论是交通还是经济，都不利于他们对全国其他地方的统治。但如果建都在中原地区，一旦国家内部动荡，统治遇到危机，这时候“龙兴之地”就会因为距离比较远，统治者无法得到来自自己地盘、大本营的支援。

如何平衡这种建都需求与龙兴之地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建立了两个统一王朝，一个是元，一个是清。元和清的都城，都放在了北京。这就跟这两个王朝在择都时对“龙兴之地”的考量有密切关联。元朝是依托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清朝是依托满族建立的政权。元朝的“龙兴之地”在北方草原，而清朝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山林，而我们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北京这个地方正好位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在这个区位建都，向南进取的时候可以俯瞰华北大平原，进而控制广大中原和南方地区；而在抵御来自南方的进攻时，也可以相对容易地退守到北方或东北地区。所以，北京就成为元朝、清朝建都的理想之地。

小 结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择都的时候，是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的。但是客观来说，在历史上，一个地区既是粮食主产区，又位于天下之中，同时地势险要可攻可守，水陆环境优越，还距离龙兴之地很近，这种各类要素齐备的“完美型都城”，其实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古代历史上，每个王朝选择的每一座都城，都存在优势和劣势的平衡。只不过，有些都城的综合条件相对好一些，那么，这些城市被一个王朝选中后，可能就顺理成章成为后续多个朝代的都城；而有些都城，因为选择时机的限制，可能只具备某些方面的优势，综合条件不是特别好，它作为古代都城的时间就短些。

当然，无论成为都城的时间长短，成为都城的历史还是给众多城市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一方面，我们应该合理挖掘、保护好古都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还要用适当的方式对这些遗产进行展示，用现代科技手段让记载古都历史的文字和文物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