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先贤悟学道

——《慕思杂俎》序

李后强

陶武先同志在省级机关工作，较长时间是我所在部门的主管领导。他时常带领我们起草和修改重要文稿，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一丝不苟、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对我影响至深。2008年，武先同志作为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驻广元工作组组长，我随他在帐篷里驻扎了六七个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填词《震情三首》，我惊异地发现，他的充沛才华与壮思逸情，犹如丰富宝藏，尚未充分示人。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少了“案牍之劳形”，武先同志重拾内心兴趣，涉猎古典诗词，追瞻文化先贤，拓展观察视角，笔耕不辍，收获颇丰。

2007年1月11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在四川省社科院调研（图片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网）

近日喜闻老领导的《慕思杂俎》即将出版，并有幸先读手稿，感慨甚多。“慕思”一词，见于司马相如《封禅文》：“万物熙熙，怀而慕思”。作为一本“仰慕思念的杂录”，全书“主干”为研究苏东坡等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些论文，是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功力的内容。另外还收录了几篇序言、座谈会发言，对母校和母亲的记怀文章等，内容丰富而翔实，文字朴素而厚重，感情细腻而真挚。其题写书序，纵横捭阖，气象万千；阐发评论，春风化雨，诲人不倦；座谈发言，淋漓尽致，思想深刻；感怀母校、追忆母亲，情深意切，朴实无华。既注重文字精准，又注重逻辑严密，经常为了一句话反复推敲，力求言简意赅。即使公开发表了的文章，再版时也有一些修订。武先同志写文章的逸闻趣事，不少成为同行佳话和课堂案例。仅就《慕思杂俎》而言，可见其意旨所在。

彰显道义，先贤泽众。武先同志所重点研究与阐述的几位历史文化名人，分别为苏东坡、辛弃疾、陈子昂、杨升庵、司马相如、李清照、陆游、杜甫。这几位大家虽朝代不同，生平各异、术业有别，但共同特点亦然明显。

都有满腔赤诚和家国情怀。纵然命运颠沛坎坷，也不改变初心，而是为国肝胆忠心，为民关爱如亲，为文“我笔写我心”。如是说，作者所择选的几位古人，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比如怀念陆游，笔墨侧重于他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文人的世代坚守，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家园，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赞颂诗圣杜甫，“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体现的爱国爱民精神、忧国忧民情怀”。

都有高洁品性和端贞风骨。“人”“文”统一，高义风骨是其无双妙文的内涵，灵性文字是其曲折命途的外显。作者着笔古人，于浩瀚史料中旁搜远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不是单纯去做“资料的集大成者”，而是潜心找寻他们身上的人性之美、品格之真，充分发掘前哲在为人、为官、为文甚至为夫、为妻、为友等方面的闪光点，找到历史长河中越是洗刷越见明净的无穷魅力、旷达不凡。言推古人，惠泽当下，乃其学鉴先贤的现实意义所在。

都有卓荦才华和鲜明个性。苏东坡、辛弃疾、陈子昂等，不管是在诗、词、文、赋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都可称为世之翘楚，举世公认的华夏优才。这几位古人，各有名篇传世，经过了时光洗历、大浪淘沙，不仅在当世名声远播，更为后代留下了经典之作。作者纸笔所钟、情感所系的历史名人，经过历史验证，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天空，如恒星璀璨。

显而易见，学古而不泥古，通过对先哲生平事迹的再现，为后人承古启今，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汲取求新方法、创新路径，是武先同志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着眼生平，突出亮点。武先同志的论文，具有全局意识，着眼学术空白或前人少及，文献材料收集翔实，在大量勘典问籍的基础之上，经过入木三分地思索求证，秉持严谨科学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千古一人”苏东坡》中，武先同志从“文艺巨匠”“人生强者”“现实凡人”三个方面来综合论述，条分缕析地说明了苏东坡为何是“千古一人”：东坡在事业、生活乃至艺术的各个层面，的确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具体论及苏东坡是“文坛艺苑中的巨匠”时，作者举了这样的例子：苏东坡游览吴越时，将当地“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的《陌上花》，改造成“清新质朴、流畅感人”的《陌上花》，使之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任定州太守时，苏东坡利用民间小曲，创作了插秧歌舞，后发展成为地方小戏——定州秧歌，至今仍在传唱。这些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鲜活而不生僻的事例，非穷经皓首难以觅之，用在此处，恰切而有力，使之论述准确充分，有铿锵金石之效。

在《博学奇才实诚贤士》中，武先同志特别论述了官宦子弟、状元郎杨升庵极力主张天下“无贵族”，质疑人才血统论、“官人以世”，反对“八股取士”、任人唯亲，直言“科举为破坏人才之具”等史实。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杨升庵，大都集中在他不畏权贵，坚持真理的君子之风。但究根问底，杨升庵当日因“议大礼”之争，直谏时政，他所主张与力行的，乃是儒家从古至今所坚守的道德律，虽抗争行为激烈，也为自己带来了后半生流离颠沛，但此举毕竟是在传统文化范畴之内。学术界少有人提出杨升庵对于科考的质疑和反对，这显示昔日状元勇于跳出既得利益的俗套，不断校正自我方位，更好地面对实际。而这种“当局者”而不迷失的清醒，恰恰表现了杨升庵人格魅力，他不古板守旧，对于自我信念，有着清晰认知。武先同志阅览史料，匠心独运，跳出前人窠臼，捕捉到研究对象的神韵与精髓，所作之文不禁令人眼前一亮。

在此，我们有幸看到了更为鲜活、生动、立体的历史名人形象。这一切都离不开作者提出论点所秉承的全局观和个体论的思维，分析问题所坚持的具体入微的方法，写作文章完稿后精研细磨的态度。

视角独特，论述新颖。求新而不标新立异，发微而不以偏概全，武先同志的论文，往往充满发展和转化的辩证思想，充分考虑各方观点特别是综合效应，因此颇具说服力，常给人以启迪。

在对司马相如生平事迹进行评述的《经世逸才真性情》中，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他“睥睨世俗，不负深情”的性格特征。他引用了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的一段话：“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在封建时代，司马相如的“琴挑”和“私奔”，是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说他恣情任性，有人说他伤风败俗。作者并未在驳斥封建礼教的迂腐上着力，而是采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用史事的存在性证明司马相如行为的合理性，举出了汉名臣陈平、主偃父皆娶再嫁之妇的例子，后世红拂夜奔唐朝开国名臣李靖，教坊女梁红玉私许南宋名将韩世忠，人们并不评说操行有亏。举出两方观点，各自公平博弈，至于答案，留待读者自我提炼总结。

在刍议陈子昂人生的《才情厚重骨气端贞》一文中，作者为陈子昂“政绩不显”的历史评语，给出了公正论述。有史为证，《资治通鉴》多处征引其奏疏政论。陈子昂毕生失意，屡次碰壁，但自始至终能知而进言，力谏不止。哪怕指责酷吏，招致嫉恨，被构陷为“逆党”，冤死狱中。长久以来，人们记住了陈子昂的诗歌文章，千古绝唱，但对于他的仕途沉浮，不甚了了。作者抽丝剥茧，在大历史观的冷静视点之下，探究诗作背后陈子昂的凛然义气、坚贞志气、不屈骨气，论述点面结合，层层推进，具有鲜明的系统性、辩证性和唯美性，文章如坚实层楼，地基深厚。

论述性文章所贵，在于别开生面且言之成理。笔者往往发人所未发，言人之少言，乃得益于其敏锐的洞察能力和缜密的思维方式。

联接古今，情贯笔尖。面对着繁琐枯燥的诸多资料，依旧能用精到笔的触，从故事旧闻中翻出有现实价值的新意。究其奥妙，在于笔者眼中，史事并不是一个个干瘪生冷的“研究对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时代新生，有呼吸吐纳，有丰足性情。

在谈及李清照的《浅唱人生婉约情》中，作者将李清照词的审美价值，分成了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前三部分，“清新与细腻”“恬淡而优雅”“凄婉而凝重”，契合着她人生的少年、中年与老年阶段。年少时娇憨天真，中年雍容脱俗，晚年备受亡国哀痛、丧夫之苦。作者评写易安词，是“回放”了词人李清照的一生离合悲欢，个人生命史就是她的作品，反之亦然。易安词的情感基调有阶段之分，审美特征却浑然一体。在对易安词“流畅而抑扬”的独特性进行评述时，他着重其词的音韵之美。语言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体现了词人心灵的高雅与纯粹。

读其《男儿到死心如铁》，每每心潮起伏。辛弃疾慷慨豪放一生，空有满腔民族恨、英雄血，却未获报国用武之地。临殁之际，心有不甘，仍大声呼喊“杀贼！杀贼！”如此豪迈人物，立志为国为民奉献一生，却只落得如此下场。但作者感情饱注笔端，文字表达却是克制的，在他冷静而理智的论述中，读者无不触摸到一个真实的辛弃疾：痛苦而未消沉，悲愤却不玩世，苦闷依然昂扬，刚烈坚贞的人生底色，留给世人的，是无限景仰。

作者笔下的历史文化名人缘何如此栩栩如生？或因面对“他们”时，不是将之抽象为苍白的历史符号，而是可以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情感丰沛的饱学之士，以详实而严确的文献构其骨架，以心心相印的真情化其血肉，丰满了其人、其文、其思、其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心有期冀、情牵远方的思想者，其人生无疑是从容而舒展的。武先同志的职事非为学者和作家，但并不缺少考据求真的问学精神，并不缺少悲天悯人的写作冲动。他常常自谦地说，对于写诗作文，他还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话，实在令我汗颜，且不说在他的文字之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折射出厚重坚实的学术素养，而且在面对每一篇、每一段的书写时，他都静心深思，伏案磨洗，百般认真、一贯严谨。我想，正因其谦逊从容的态度、谨严笃志的精神、卓尔不群的风骨、悲天悯人的情怀，才有了这本思想深邃而充满睿智的《慕思杂俎》。

是为序。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川观新闻

作者：李后强（1962年生，重庆云阳人，博士、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