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大轩 王蓉《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4日 07版）

【解码民法典】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

我国传统社会虽无西学意义上的“民法”概念，但调整民事活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源远流长。民法典的制定离不开对法制历史的继承，传统法律中的良法美意、原则观念等被创造性地运用到现实法律的创制中。遍览民法典，其所厘定的基本原则多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

自愿原则与“两相和同”观念

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这与传统法律中的“两相和同”理念有着文化上的继承性。古代社会的契约称作“和同”，又称“两和”。如《唐律疏议·名例四》谓“和同相卖者，谓两相和同”。“和”即“和调也”，将不同的主体通过和调的方式，使之达到两相情愿、彼此同意的境界，便是“和同”。用今天的民法术语表达，就是“意思自治”，即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按自己的意愿缔结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受外力干涉。

“两相和同”是契约有效成立的前提条件。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铭文便是显例：格伯自愿售良马四匹与倗生，倗生给价三十田，写下契券从中分开，两人各执一半，格伯返回后铸造青铜簋记录此事。又如，现存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一份土地买卖契约，记录了马隐等人将土地卖与石进充作坟地一事。全文百余字，三次使用“情愿”一词。反之，在民事活动中违反和同原则，不但会导致民事行为无效，当事人还会受到法律制裁。

公平原则与“法平如水”观念

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在历史上更是由来已久。“法”字的篆书为“灋”，其字义释为“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即独角兽，遇有纠纷，用独角将不直的一方触而去之，从而使社会秩序达到像水一样的公平状态。

在古代社会，法平如水的观念不仅深入人心，也得到了历朝律令典章一以贯之的维护。《张家山汉简》载：“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债所燔。”失火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不但要罚金四两，还需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永徽元年，中书令禇遂良压低价格购买他人房宅被揭发，大理寺判其以铜赎罪。依据《唐律》，该判决明显处罚过轻，大失公正，后禇遂良和大理寺少卿均被降职迁官。明弘治《问刑条例》中规定：“典当田地器物等项，不许违律起利。”诸如此类的立法规定和司法案例表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从来不缺乏公正平等的精神价值，亦是推进今日法治建设永不枯竭的文化遗产。

诚信原则与“朋友有信”观念

民法典第七条所定诚信原则，在传统社会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孟子曰：“朋友有信”。这里的“朋友”概念，不是特指那些与自己关系亲近、感情深厚的人，而是泛指普通的社会关系，凡是与自己打交道的人，皆当以朋友的态度待之，最为紧要的就是一个“信”字。在汉字中，“信”和“诚”可以互训。诚信不但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德概念，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中排在第四位，更是人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条，故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等民谚。

传统法律制度维护诚信的力度很大。《周礼·秋官·司约》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其不信者服墨刑。”重要契约须刻载于宗庙彝器上，一般契约则书写在红色竹帛上。违背诚信破坏契约的，要处以墨刑，让人一望而知其是不守诚信的“老赖”。《汉书·刑法志》谓之“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及至隋唐，在民事活动中违反诚信原则的，则处以笞、杖之刑，同时还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宋元明清基本沿袭这一规定，无有大改。

由于失信行为要受到刑罚的惩治，违法成本高，所以民事经济交往中的失信行为人，往往愿意接受调解，以免诉至官府遭受皮肉之苦。这正是古代社会民间调解发达的原因所在，而调解又以其及时有效化解民事纠纷的功能，反过来推动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民法典强调民事主体“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既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更能有效应对诚信危机。

公序良俗与“法顺人情”观念

民法典第八条确定的公序良俗原则，与古代“法顺人情”的传统可谓一脉相承。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说：“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乃人定规则，不过是人心情理的条文化，故有“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说法。只有符合情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助于公正秩序的建立和善良风俗的形成；反之，则可能伤风败俗。例如秦朝“任法而治”，推行《分户令》，强制父子分家别居，割裂了亲属间应有的亲情。汉朝以后奉行儒家思想，提倡同财共居，曹魏时下令“除异子之科”，严禁父子分家。隋唐至明清，法律中形成禁止“别籍异财”的规定，既倡导了孝老爱亲的道德风尚，又妥善解决了养老敬老的社会问题。

清末以来，“父慈子孝”“夫妇有义”等家庭美德受到很多人的无情贬弃。当今社会中，赡养费纠纷逐年增加，离婚纠纷持续飙升；“扶弱济贫”“守望相助”等社会公德遭到漠视，出现帮扶老人反被讹诈、见义勇为反被诬告的现象。针对不良风气，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并在协议离婚环节设置“冷静期”，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申请；在总责编的“民事责任”部分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此规定，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常情常理常识，无疑是对“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法律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必将为构建和谐家庭、美化社会风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作者：龙大轩，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蓉，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