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明《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4日 16版）

在苏州市吴江区航拍的京杭大运河。新华社发

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它又与长城、长征并列，进入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行列。大运河何以成为国家文化形象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哪些算得上运河文化遗产呢？

深刻认识大运河的历史价值

大运河是天人合一的生态网络。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形态，大江大河大多为东西走向。古代交通落后，这些高山大河形成天然屏障，不同程度地阻隔着人们的沟通和交往。这也是宋代以前中国经济和文化相对集中于北方黄河流域，南北经济文化相对疏离的重要地理因素。但随着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原来互不相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得以连接，逐渐形成了一个南北互通、东西相连的网络，成为政治统一、经济互补、文化融合的重要物质基础。大运河借助天然江河湖泊的自然条件，辅以人的智慧和能动性，是中国人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杰作。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命脉。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脉。虽然中国南方水稻种植有着上万年的历史，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全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北方地区。尽管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开凿邗沟，但其政治与军事功能远大于经济文化功能。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兵燹连连，北人南迁，南方逐渐得到进一步开发。为顺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先后修建的运河河段在隋唐时期终于贯通。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9﹪。到南宋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所谓“苏湖熟，天下足”。随着元代定都北京，运河截弯取直，成就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因陆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古代大宗货物运输多借助江河湖海。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多为东西走向的大江大河的地理局限，使得南北物流、东西畅通成为现实。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每年经由运河转运北方的漕粮多达600万石，明清时期经由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每年也在300万至400万石之间，米粮之外，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还有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木材等货物；漕船返回时则将北方棉花、干鲜果品等带到南方。明清时期，全国八大钞关有7大钞关设置在运河沿线，众多城镇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大运河成为维系中国千余年来经济体系稳定的重要支柱和命脉。

大运河是融通中国社会的纽带。大运河开通之前，受巍峨秦岭和淮河、长江阻隔的影响，中国整体而言是一个南北相对疏离的经济社会区域，汉代以前，南方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如《史记》所言，“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大运河的开通根本上改变了南北经济和社会相对隔膜的状态，北人南迁，小麦南进，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南绸北输，南粮北运，极大地支撑了北方政治中心的运转。大运河的存在，使得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以分立且相互支撑，中央和地方政权可以统一行动又各尽所长。

大运河是多元文化的熔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化体系。因为有了大运河，原来相对独立、特色鲜明的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得以频繁交流，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和发展，其中既包括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汇，又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甚至包括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汇。马可·波罗下扬州，利玛窦、马戛尔尼进京，都经由运河；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运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沿线人员物产的相互交流，运河沿线饮食文化的彼此分享，运河沿线乡风民俗的交融互动……运河文化已成为沿线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承载华夏基因的动脉、流动的文化。

发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大运河文化是一个跨水系、跨区域、跨领域的文化系统，包括了运河设计、开凿、管理、运营，运河流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因此，运河文化系统不是单纯的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是一个点、线、面结合的文化系统。国家倡导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这个“带”字很好地体现了运河文化遗产点、线、面的融合。

运河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运河沿线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综合文化系统。从与运河建设、运转和影响的密切程度来看，可划分为两个层次：核心文化遗产与相关文化遗产。其中，与运河建设、管理、运营直接相关的可视为核心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河道、运河工程技术、运河漕运、运河技术及运河管理与法律制度等。

根据具体形态和特征，运河文化又可划分为16个二级类目，即：运河河道类遗产；运河工程设施类遗产；运河漕运类遗产；运河观念类遗产；运河法律制度类遗产；运河技术类遗产；运河农业种质资源类遗产；运河文献类遗产；运河景观类遗产；运河饮食类文化遗产；运河文学艺术类遗产；运河民俗类遗产；运河聚落类遗产（城镇及传统村落）；运河商业类遗产；运河手工技艺类遗产；运河地名类遗产等。

16个类目之下又可根据具体内容和形态划分出更多类别，如运河工程设施类遗产可分为枢纽工程、闸、堤、坝、桥梁、水城门、圩堰、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技术类遗产可分为工程建设、维护技术、漕运管理技术、造船技术等；运河漕运类遗产可分为漕署、驿站、行宫、钞关、仓窖、船厂等；运河聚落类遗产可分为运河枢纽城市、运河历史名镇、运河传统村落等；运河文献类遗产可分为运河水利、河务、漕运等方面专门著作、专志、通志、地方志等；运河景观类遗产可分为航运景观、水利工程景观、园地景观、林业景观、渔业景观等；运河农业种质资源可分为运河农作物资源、运河畜禽品种资源、运河渔业资源等，大多数运河沿线的农业地理标志产品可纳入这一文化遗产体系；运河民俗类文化遗产包括与大运河有关的宗教信仰、仪式、节庆活动及相关文化空间；等等。

总之，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之河、生态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它不仅使中国南北经济相互支撑、融为一体，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运河文化彰显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三个特点：一是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二是地方中央相互支撑，凝聚合力；三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兼容并蓄。珍视运河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运河文化带建设可很好地对接国家“五大战略”中的四大战略，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充分挖掘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延千秋的事业。

    （作者：王思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钟山首席教授、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