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明《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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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实行过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开放或闭关政策问题，一直有很大分歧，聚焦点之一就在明朝时期。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史学界对开放与闭关的概念理解不一，不仅在认识上存在差异，而且缺乏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明朝出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表面上将政治目标设定为全面“复古”，但在对外交往实践上并不泥古僵化，而是有所创新。

“复古”外衣下的明朝对外政策

（一）以“不征”为基调的中外关系

中国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而是奉行“王者无外”的天下观。明初，朱元璋也曾效仿前朝，派出使节前往周边各国宣示正统，以确立自己的天下共主地位，延续传统的封贡模式。但在具体政策导向上有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在事实上推出了自己的天下观。传统的天下观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边界。朱元璋心目中的天下则实现了从无边界的“天下”向有范围的“天下”——即中国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明朝与邻国之间开始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意识，即“各守疆界”。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曾训示诸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在晚年的《皇明祖训》中，更明确提出“不征之国”的概念，并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列为不得征伐范围。

“不征之国”的出现以及对邻邦内部事务的不干涉态度，加之“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显示明朝对外政策较之前朝已经有重大变化。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事实上放弃了天子征伐之权。这一理念与元朝对外交往模式完全不同，也和西方殖民帝国的海外扩张有本质区别。

（二）不同时段对外政策调整，始终掌握外交主导权

明初的对外联系是全方位的，包括陆上与海上。明朝六遣傅安、五遣陈诚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七上北海。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拓展了封贡体系的外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整合过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构建了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

“闭关”一词，古已有之。明朝最典型的一次对外闭关政策出现于与西方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之时。正德十二年（1517）葡使托梅·皮雷斯来华，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以失败告终，加之葡人在广东的不法行为，导致嘉靖朝一度下令在广东禁绝“番舶”，严厉打击葡萄牙人在沿海的走私活动。这一政策是对古代传统的继承，即《周易》“乃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嘉靖三十六年（1557），明廷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但需承担纳税等义务。澳门始终处于明朝政府有效管辖之下。澳门开埠，标志着明朝打开一个对外的窗口。

晚明时，西班牙、荷兰乃至英国都曾先后尝试对中国展开包括武装侵袭在内的殖民活动，但无一例外地被击退（仅台湾岛因为重视程度不足，一度被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占领）。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发生于崇祯十年（1637）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即中英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中外档案证实了当时英国从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印证了直至17世纪中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相较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明朝政府始终掌握着外交的主动权。

（三）有海禁，有局部闭关，但从未“锁国”

明初，由于倭寇侵扰，流亡海外的敌对势力很多，以及海防建设尚不完善等原因，曾实行海禁政策。但海禁和禁止对外国交往不是一回事。

第一，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的闭关锁国。

第二，在海禁政策实施期间，明廷把敌对势力留下的大批航海人员收编到军队中，在很短时间内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近海巡航保障了海上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三，虽有海禁，但并不禁止正常的海上生产活动。在个别时段，明廷确实曾牺牲局部利益，禁止下海捕鱼、商贩，但大多是临时性的禁止，更不是明朝政府的基本国策。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的宁波争贡事件，曾被很多学者视为明廷主动断绝对日交往的“闭关”证据。但爬梳史料，当时任给事中的夏言奏疏并没有提出撤销市舶司和断绝对日交流。事实上，明廷于嘉靖十八年还接纳了日本贡使来华；在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是否给予丰臣秀吉朝贡的权力仍是双方交涉的主要议题之一。援朝战争使官方外交关系一度断绝。

明朝自建立起，就有“南倭北虏”问题。与海上不同，明朝在与中亚国家交往中确实曾多次关闭嘉峪关贡道，大体上是以施压作为羁縻的手段，以维护关内安全。

变化中的明朝对外贸易

（一）明前期朝贡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

“朝贡”一词，包含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明前期朝贡贸易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朝贡给赐贸易、朝贡贸易中的附带物品交易、遣使出洋直接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

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明前期对外贸易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包含着一定的民间私人互市贸易。明末高宇泰《敬止录·贡市考》引述《皇明永乐志》中的外国物品清单，明显可见宁波对外贸易远盛于宋元之时。对外贸易主要特征是“走出去”，郑和下西洋促使对外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以白银为本币，主导亚太贸易圈的明后期对外贸易

明后期的外贸，需要从白银的货币化过程谈起。明初禁用金银交易，但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白银自下而上地从市场崛起的货币化现象，并大致在明中叶得到官方认可。由于自产白银数量有限，严重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拓展，客观上逼迫中国商人通过贸易从海外获取白银，再投入国内市场。首先，16世纪40年代，日本银矿出产的急剧增长，正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葡萄牙人在同一时间段加入丝银贸易的行列。其次，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人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立刻了解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只要白银，于是开辟了中国港口—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利马（秘鲁）航路，即“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主要进行白银和中国商品的贸易。

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明后期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明朝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只能因势利导。因此，明朝的举措有两点：一是隆庆元年（1567）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准贩东、西二洋”，明代国际贸易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贸易模式从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促进民间海商集团的崛起与海外贸易的繁盛发展。开海完成了关税从实物到货币的转变，也使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管理向近代海关及其关税过渡。二是在广东澳门的开埠，标志着明朝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的合法化，促成了广州外港的兴起。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的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推动海上丝、瓷—白银之路极大发展，建立起了全球国际贸易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见证。

总之，16至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了中国，是中国用商品交换而来，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以白银货币化为契机，凭借自身变革的驱动力主动走向并参与塑造了一个“新型”整体的世界，而不是被动纳入一个西方的世界贸易体系。

明朝朝野上下对西方文明持总体开放态度

对嘉靖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明廷朝野上下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早期耶稣会士采取适应方式（利玛窦规矩），天主教文化及西方科技知识被大批中国士大夫认可与接受，“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公卿以下“咸与晋接”，中西文明呈现总体平和的交流方式。而西方传教士秉承罗马教廷的意旨，强调遵从天主教教规教义，也曾一度引发激烈的冲突，最典型的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虽然万历皇帝最后做出了驱逐传教士的决定，但主要是驱逐出南京，并没有将其全部逐出中国，中西文化交流没有被人为完全掐断。

从总体上看，明朝对外政策表面上延续了传统封贡体制，但其内涵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明朝对外政策不是内向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拉开了经济全球化诞生于海上的帷幕。经历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方的干扰，明朝一度闭关，在平定海上侵扰后，重新转向开放。由于内部自身的变革趋向——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中国人开始主动走向海外，隆庆开海政策大大释放了这一需求。晚明中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人由此参与了塑造“新型”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强大的国力使得殖民者尚无力对中国展开有效的殖民活动。

    （作者：万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以《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为中心”负责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