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宇明《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5日 12版）

 3月7日,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工作人员冷新雪在新闻发布会上进行手语翻译。新华社发

周到 新华社发

【语言论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发展之大政。国家的语言事务，社会的语言生活，当然也在国家行政之职域；过去将其称为“语言管理”，而今也须相应发展为“语言治理”。“语言治理”准确地讲，应是“语言生活治理”，国家主要对语言生活负有责任；至于语言本身，只有当它影响了语言生活时，才把它纳入治理对象，放在语言本体规划中去处理。

“管理”“治理”一字之差，却反映着两种行政理念，也反映着时代进步。从“语言管理”走向“语言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语言规划学的时代课题。笔者对“语言治理”问题思考不深，就想到的几个方面略陈管见，以便就教。

“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向

语言管理的路向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基层贯彻执行。而“语言治理”则既有“自上而下”的路向，亦有“自下而上”的路向。“自下而上”的路向1992年由D.McLaughlin提出，认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要主动制定相关语言规划。

这一观点对中国异常重要：

其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语言国情复杂，只有“自上而下”的单路向，难以适应复杂的语言国情。

其二，农村的语言生态、家庭的语言政策、民族地区的语言规划等，已经直接影响到国家语言规划。比如，在方言区的城市家庭里，很多年轻家长都不重视甚至反对孩子学习当地方言，这与国家的“语言资源”理念和“普通话为主导的多语生活”导向并不相合。长此以往，我国的“语言地图”将会产生巨大改变，方言可能严重濒危。当然也应看到，基层也有富于创造的一面，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向来丰富国家语言规划。

由此可见，强调“自下而上”路向，是因其时、因其势、因其利的。当然，“自下而上”的路向，我们也不是毫无经验。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也是我们的长项，这就是“自下而上”的雏形。今天，需要把这种长项理论化、程式化、扩大化，更好地体现学术民主，促进语言治理。

语言能力与话语能力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之始，我们突然感觉到国家的语种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出行的脚步已经踏上了外语教育的“薄弱区”甚或“盲区”，除英语外，其他外语语种人才都十分紧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国家出行需要语言先行，应尽快弥补国家的“语种赤字”。根据世界语言格局和“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根据语言的通事、通心功能，提出了20/200的语种目标。掌握20种左右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以获取世界新知，以“通事”；使用200种左右的世界大语言，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以“通心”。

而今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通需要话语先通，只提语种能力已显得太表层化，还需提出话语能力建设的命题，以便把握各种话语权。国家的话语能力主要体现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六大领域，关键能力在于设置话题，在于说话令人信服。话题设置本质上需要有思想，有独到见解，能够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信息空间的发展规律，凝练出社会所关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引领社会进步的前沿话题。这需要对有关话题进行长期的内涵研究和表达研究，发展话语语言学和领域语言学。

城市与农村的语言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认为，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城市建设离不开语言，需要关注语言在新老市民沟通、文化风韵保存、信息传递共享、智慧城市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精心进行城市语言规划和城市语言治理。

与城市化对应的是农村问题，快速的城市化最易引发农村的衰落，必须有守护农村的良策，防止农村的“荒漠化”。传统文化、包括即将成为历史的农牧文化，都以农村和乡村语言为基础保存着。戏曲、歌谣、传说、故事、谚语等，都是传统文化的储存器。以往的方言调查和近来的“语保工程”，对乡村语言保护起了一定作用，今后需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全面对乡村语言进行规划，进行语言生态的调查保护，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又一片“青山绿水”。

世界语言治理

清末之时，有识之士提出中国正经历“未遇之大变局”；而今中国又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这个大变局就包括中国走向世界，由国内一个大局发展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过去的国家语言规划基本上是国内语言规划，甚至只是“大陆语言规划”，连港澳台都较少涉及。当今世界是紧连一起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进程中虽常常出现“逆全球化”现象，包括当前疫情中的国际情势，但“逆全球化”总归只是地区性的、领域性的、短时间的，不可能成为历史主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做国内语言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状况，时时“睁眼看世界”；要研究世界7000余种语言，了解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活，了解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的语言主张及语言使用状况，处处“正眼看世界”；要加强“语言外交”，研究世界语言生活，研究世界语言问题，与国际社会一同做好国际语言规划，为世界语言治理做出应有贡献。

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语言智能的发展，人类开始拥有“信息空间”这样一个新空间。过去人们常把信息空间称为网络空间、虚拟空间，与之相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就是现实空间。数据对于信息空间来说十分重要，应当作为生产要素对待，作为生产资料管理，就如同农业社会之土地，工业社会之机器。而信息空间的数据多数都是语言数据，因此，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就异常重要。

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语言文字信息化就被列入国家语言任务。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还是一个陌生但充满魅力的领域，如何治理需要积极探索，其治理任务应包括：制定合适的规范标准来实现语言资源的共建共享，让语言资源发挥最大作用；防止语言数据的污染、泄露、窃取及非法删除等；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不平等”，防止一些人群被“信息边缘化”，保证公民和社会单位依法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权利。现在，国家提出“新基建”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基建”中应当尽多融入语言智慧，数字经济中应充分发挥语言产业的作用，语言产业多数都在数字经济中。总之，信息空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带有很大未知性的空间，语言规划者要时时关注信息科学的发展，最忌用现实空间的语言管理思路机械套用到信息空间中。

应急状态的语言治理

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有学者呼吁要重视防灾减灾的应急语言问题。2013年，笔者在《国家语言能力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家应规划“应急语种”，以用于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活动。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制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还有许多“应急语言服务”团队、论坛、杂志等的工作，都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作用。

十几年来，关于“语言应急”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学术准备、人才准备、技术准备，有了抗疫语言服务的重大实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语言规划已有较好基础。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做好“语言应急”的顶层设计，如：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使语言应急有法律保障；设立“国家语言志愿服务团”，使语言应急有人员保障；建立语言应急研究基地，发展“应急语言学”，使语言应急有专业学术保障。急在平时，方能急时不急。

（作者：李宇明，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本文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