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景春《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3日 13版）

民间文学是民众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等四大特征，其中口头性是最核心的特征。跟作家的书面创作、书本传播相比，口头创作和传播是众人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一次讲述（或讲唱）都是一种创新，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再创作。每个人都可以加入表演队伍，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想象。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学是一个在表演中不断汲取新思想的开放的意义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能够建构社会记忆，成为体现社会记忆的标杆。

“社会记忆”最早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使用。他认为一个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特别定制，而是产生于集体交流的过程中，个人只能在集体的、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回忆。关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他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当下需要而对过去的回忆。集体记忆总是根据某种当下观念、利益和要求对过去进行重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记忆也被哈布瓦赫称作社会记忆。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阿拜·瓦尔堡也曾使用“社会记忆”这个概念，并讨论了人类“回忆共同体”的问题。20世纪后期，记忆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讨论集体如何决定个体的回忆，转而探讨整个社会如何记忆。哈拉尔德·韦尔策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韦尔策《社会记忆》，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实际上，社会记忆不仅应当下需要而产生，也承接来自古代的经验。德国的扬·阿斯曼集中讨论了跨世代、长时段传承的“文化记忆”问题。他认为，文化记忆在文字产生以前主要依赖口头讲述、仪式活动传达信仰和价值观，保持文化的一致性；文字产生以后主要依靠传习文本，特别是阐释经典文本，保持民族文化的一致性。他称前者为“仪式一致性”，后者为“文本一致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这是保持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维护内部成员相互认同的根基。阿斯曼指出：“民族认同及其稳定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民族的消亡（除了印加帝国这种极特殊例子），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因而，维持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记忆从古代延续到当代，也参与到对当下社会记忆的建构，并呈现出当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

古老的神话被当代社会征用，在新时代发挥新的记忆功能，也为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今天追述中国悠久的历史，我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是通过引用古代神话来表达的。我们称中国是“华夏”“九州”“赤县神州”，其来源于上古流传、至今仍口头讲述的神话，包括尧舜神话，特别是大禹治水神话。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源于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姓氏追溯到上古神话中的炎帝、黄帝。有人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跟我国几千年来的龙神话、龙崇拜密切相关。伏羲、女娲、西王母、夸父、嫦娥、嫘祖、仓颉等神话，至今仍为人们所讲述，也不断为人们所征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的探月航天器以嫦娥命名，有一种中文输入法叫“仓颉输入法”，这些都是用相关神话人物命名的。中国古老神话至今仍在被讲述和引用，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光辉成就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征用古老神话营造共同的历史氛围，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认同感和凝聚力。可以看出，神话在国家团结、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间传说也在当代语境下参与社会记忆建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了新的婚姻法，为宣传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著名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改编成越剧《梁祝抗婚》，宣传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正当性。这部戏曲的演出反过来影响民间口头讲述，在此后搜集整理的梁祝传说各种文本中，反对包办婚姻、反抗邪恶势力、追求爱情自主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故事情节。后来，此传说与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等传说一道被归入“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它们都表达了追求爱情自主、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古老而优美的传说体现了新时代的思想内涵，成为一个时代社会记忆的载体。再如，在上海流行的黄道婆传说中，黄道婆原本是一位善于种植、加工、纺织棉花的农妇，但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话语环境中，她的身份发生了较大变化，被塑造成纺织女工、纺织技术革新家。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提倡民族团结的大背景下，她从海南归来，因而被演绎成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艺的民族文化传播使者、民族团结典范。后来在阶级斗争观念作用下，她又被描述成从小就受尽欺压的童养媳，为反抗封建家庭的压迫而离家出走，来到海南。学成技艺后，她返回上海乌泥泾，向家乡人民传播技艺，还改良纺织工具，体现出工人阶级勇于创新的精神。20世纪90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黄道婆又被描述成科学家。可以看出，新涌现的传说构建了新的社会记忆，因而在历史悠久的传说人物身上总是映现出当代的社会价值观。

民间文学由口头性引申而来的变异性，让民间文学成为开放的知识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不仅承载跨越世代的文化记忆，也能体现当代社会的精神特质。民间文学不断因应当下需要而叙说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在其中看到古代中国的历史风云，近代中国的屈辱与贫弱，现代中国的革命与胜利，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建设成就。当代民间文学的面貌，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记忆的面貌。民间文学建构社会记忆的独特价值与贡献应受到更多重视，得到更多研究。

    （作者：黄景春，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