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晏斌《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2日 12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由此引起的疾病名称，前后出现了不少，从“病毒性肺炎、不明原因肺炎、武汉肺炎”，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到“新型肺炎、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等，不一而足，这在抗疫中也给人们造成了一定困扰。

《新华每日电讯》2月2日刊发的《疫情名称能否化繁为简》一文认为，疫情严峻，效率就是生命，给当前的疫情取一个简单易记的命名迫在眉睫。早在此前的1月28日，语言学者刘丹青在《“新冠肺炎”——一个呼之欲出的简称》中指出，冗长的名称会成为表达的累赘，因此简称成为社会表达的急需，当前各种简称很多，这样既降低人们识解和记忆的难度，帮助抗疫交流的高效畅通，也是语言规范化的需要，因此亟须统一。

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名称中，“新冠肺炎”是比较理想的一个。

在语言规范及规范语言学中，考察及判定语言规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学理原则，即看某一现象的产生或发展是否符合一般的语言规律与原则。从这方面来看“新冠肺炎”的合理性，大致有以下几个考察与说明的维度：

其一，“2＋2”的四字格是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和普遍使用的词汇单位，有大量新词语采取两个原有双音节词构成一个表义相对明确、容易识解的形式，如“蓝牙技术、垃圾分类、人才战略”等。“新冠肺炎”也是如此，它符合当代语言用户的接受与使用习惯，属于“优势”形式。

其二，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到“新冠肺炎”，是“蛙跳式”的发展，即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有一个中间环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据统计，以上三种形式的出现时间有确定的先后顺序，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首见于2020年1月11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见于2020年1月18日

新冠肺炎：首见于2020年1月20日

这种阶梯形的渐进式简缩并不少见，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奥运”，相对于一步到位的一次性简缩，最后一步以前一步较高的使用频率和认知度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大规模简缩易于造成的繁简脱节现象，使后者更易于接受和使用。

其三，“新冠”基本符合汉语一般简缩的规则，即首字（首音节）缩写，如北京大学－北大。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如果严格按照“首字原则”，“新型冠状病毒”应简缩为“新冠病”，如果这样的话，则“完整”形式应为“新冠肺炎”。这样的“3＋2”形式一是不多，二是不够简约，所以为人们所不取，笔者在检索中也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用例。

其四，就名实关系，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新冠肺炎”最具合理性。按一般原则，在为事物命名时，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是其理据性。具体应注意两点：一是正确性，如“武汉肺炎”涉嫌地域歧视，还会带来持续的消极影响；二是准确性，如任何新出现的肺炎都可以叫“新型肺炎”，因此“新型肺炎”的准确性或区别度低于“新冠肺炎”。

与此名称相关，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新冠肺炎”可能并非简缩的“终点”。“新冠肺炎”虽然取“优势”格式，但不是“最简”形式。也就是说，从语言表达效率看，它还有进一步简缩的空间，“新冠”将是现成的进一步简称。其实，“新冠”已经用于构成其他新词语，如“新冠疫情、新冠患者、新冠疑似患者、新冠感染、抗击新冠”，然后才开始单独使用，而后者是其真正“成词”的开始。例如：非典主要感染青壮年、新冠主要传染中老年这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科技日报》2020年2月5日）

其次，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与使用。与以上讨论不同，从“新型冠状病毒”到“新冠病毒”另为一个“系列”，并且其使用时间也要早很多。经检索，早在2012年9月24日，新华网就刊发了消息《英国确认一个新型冠状病毒输入性病例》，这是我们所见“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早用例。此后相隔10个月，进一步的简缩形式“新冠病毒”就产生了，如人民网2013年6月25日的报道《北京：疑似新冠病毒6小时出结果》。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使用的“新冠病毒”到底是来自“早期”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是来自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由时间看，应该是前者；但是由当下“新冠病毒”经常也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又似乎是后者。看来，这个问题给语言学家将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最后，战“疫”与语言学。据调查，2003年“非典”期间，当媒体上正式使用“非典型性肺炎”后仅两天，各地报刊就开始以“非典”作为正式使用的缩略词。此次战“疫”之始，本以为在融媒体时代，指称形式由繁到简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但调查后却发现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今天更加理性、更加沉稳了。就媒体以及语言研究者和使用者而言，规范意识大为增强。

语言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由人构成的社会语言生活，是语言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语言学应该而且必须直面社会需求，积极参与社会语言生活，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与价值，另一方面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作者：刁晏斌，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