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苏联、蒙古学者访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时的合影。由左至右分别为刘桂五、刘大年、苏联学者、蒙古学者、范文澜。

【著书者说】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作为“延安史学”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近代史所承接延安史学之脉络，主要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令人疑惑的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积累薄弱，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时人对此如何认识，主持其事者有哪些考量？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十七年”（1949—1966）史学发展历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且在海内外具有深广的影响力。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刘大年、黎澍等人在“十七年”的史坛亦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一些影响全国的史学活动均有近代史所的主导或参与。“十七年”史学可谓当代中国史学自身的源头之一，其影响相当深远。不过如何看待“十七年”史学，近年来则仁智互见。总体上说，我们对于“十七年”史学尚缺少具体深入的认识。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正是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机构切入，探讨“十七年”间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史学机构入手研究史学史

近代以来，学术的进步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学术机构、团体的作用。就现代史学的发展而言，研究机构促进了史学研究专门化、组织化、制度化与职业化进程，并构成某一史学流派的依托与载体，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不少学者以学术机构或学术群体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学术史。此种取径较此前以个人或论著为中心的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围与视野，较仅以史学思潮为中心的宏观综论，又更为具体切实。因而对近代学术史、史学史研究有新的开拓。

遗憾的是，既有以学术机构为研究对象的取径，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段，尚少见用于“十七年”学术史之研究。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学术研究机构已然落地生根，虽有差异，然不离其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机构，仍然主要承担着集聚学人进行史学研究的功能，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自身的学术传统。1949年后，史学研究亦注重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与推动，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对于引领全国史学发展无疑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机构较诸民国时期的学术机构，或许具有更为丰富的探讨空间。

备受关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

我爬梳相关档案文献及访谈资料，发现中科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举措在当时备受关注，背后牵涉到郭沫若、陶孟和、范文澜、陈寅恪、陈垣、向达、竺可桢等著名学者。这一举措一方面体现了“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是对延安史学趋向的延续；另一方面，此举直接导因于范文澜之选择，意在名正言顺地避开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纠葛。范氏确有另起炉灶以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之意。此举对于新中国历史学的布局，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均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由此激起陈寅恪、陈垣、向达等民国史学界胜流的不满，亦在情理之中。其背后隐然可见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的关系。

起初几年，近代史所在学术积累方面尚有所欠缺，难以独力撑起整个史学繁荣之局面。而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极重视史学，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在他的直接介入下，1953年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个史学研究所，引入民国“旧史学”，此种举措实为顺应当时史坛实际格局的开明之举。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细绎各方对中科院史学机构设置的不同看法和考量，我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界的复杂形态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

既有的史学史研究，较重视“学”而相对忽视“行”，因而对于“十七年”间一些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史学活动甚少关注。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品格，实有必要将学者的“学”与“行”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我在关注学者著述的同时，将相当部分的笔墨放在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力图将学人之“学”与其“行”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见之于行事，从而尽可能展现“十七年”史学发展丰富、复杂的面相。兹举三例：其一，史学“反修组”集中了当时全国的史学精英，是曾经轰动史学界的重大举措，且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等研究，却被排斥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之外，今天许多人已不知其为何物。其二，“四史运动”作为一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全民写史运动，曾极一时之盛，亦消失于史学史的叙述中。适相对照的是，海外学者却予“四史运动”以相当高的评价。其三，社会历史调查在“十七年”受到高度重视。由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得到多数研究者的服膺，历史研究者从书斋、档案馆转向田野，通过实地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成为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之重要取径。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实绩。1964年更在高层推动下成立“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试图从历史调查中获取有关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史料，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认识。

从研究途径上来说，我不局限于单纯的史学文本研究，也不同于对史学编撰作“静态”剖析，而力图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能多大程度上达到初衷，自己殊无把握。我在发掘资料上虽然颇下功夫，但亦难免身在庐山之中的局限；对一些资料如何才能准确解读把握得当，更是对识力的考验。我也意识到，本书将研究重心放在弄清“是什么”的层面，而对于这一史学形态背后的生成机制虽也有所探讨，却有力不从心之感。怎样在实证的基础上做出理论概括与提炼，将实证与理论融合无间，或许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

大体来说，历史研究只有先弄清“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在“是什么”尚模糊不清之时，我们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实有必要充分挖掘史料，重返当时的时空语境，厘清在“十七年”的时代背景之下学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实际作为，探讨其种种学术理念构想在具体实践中受到何种局限。在此基础上对“十七年”史学加以省思，察其得失之所由。

（作者：赵庆云，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6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