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成  彭丽江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提出要“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并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部署所蕴含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正是对《论十大关系》思想精髓的继承与发展。二者均以统筹关键领域、破解发展难题为核心导向，这种一脉相承的辩证思维，进一步彰显了《论十大关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渊源的理论价值。基于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语境下，重新梳理《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历程、阐释其核心思想、挖掘其当代价值，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历程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开篇之作”，它的发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开始自主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立足国情调研：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他历时43天，先后听取了34个中央部委、地方党委及军队系统的工作汇报，调研涵盖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农林水、财政金融等11个主要领域，收集各类材料达数百万字，通过系统梳理材料，对当时国情有了全方位的把握。他发现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需要统筹处理的矛盾关系，于4月19日首次归纳出3个关系；4月20日增至5个；4月24日进一步梳理为6个；直至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形成十大关系。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一矛盾分析法，突破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无矛盾论”的教条主义束缚，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此次调研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富成效的系统调研，不仅为党从战略上谋划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更为党的八大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准备。正如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值得补充的是，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完整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观”。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并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印证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以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根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正是凭借这种扎根中国实际的调研，毛泽东得以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为科学开展战略谋划指明了方向。

（二）总结实践经验：锚定“调动积极因素”的核心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即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的深刻把握，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两步走”战略构想：第一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便领导全国人民有序推进社会形态过渡，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过渡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为扭转经济凋敝局面，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键举措，如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开展官僚资本没收运动，直接确立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牢牢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这些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实践，既为国民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也为1953年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统筹利益、调动积极性”的初步经验。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党中央于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以“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核心任务，并同步启动“一五”计划（1953—1957年），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战略重点，逐步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的前提下，毛泽东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的基本结论，并敏锐洞察到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可能性，推动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探索始终以苏联经验为鉴戒。随着对苏联建设中缺点错误的逐步认识，党愈发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发展道路。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在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核心目标，直指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更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导向，成为《论十大关系》立论的逻辑起点。

（三）破除路径依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但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联系，也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乃至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初步建立起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为工业化起步提供了制度支撑。但随着实践的推进，苏联模式的内在弊端逐渐显现。从国内经济结构来看，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5%、12.9%、25.45%，尽管整体比例尚属适宜，但1956年已显露产业结构协调不足的问题，部分部门存在急功近利的冒进倾向，导致生产与需求、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趋于紧张。尤为突出的是，在制定“二五”计划的过程中，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高达91.5%，轻工业投资仅占8.5%，二者比例达11∶1。这种严重失衡的产业规划若付诸实施，必将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延缓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进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反思苏联模式的重要契机。彼时苏联已积累诸多深层次矛盾，“农村日益贫困，几近崩溃，工业技术落后，住房极度短缺，居民生活水平过低，监狱和集中营人满为患，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实行新的政策，进行根本的变革。”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问题，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震动与理论反思。这一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审视苏联模式的适用性，这种“以苏为鉴”的清醒认知，打破了对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与盲目效仿。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56年3月至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10次扩大会议，系统剖析苏联模式的利弊，梳理了国内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摆脱对苏联模式路径的依赖，开启了自主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

（四）文稿发表：审慎推进的理论公开历程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系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其发表历经二十载，充分彰显了党对待重要理论文献的严谨态度与审慎精神。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口头阐述了十大关系。此次讲话时长约3小时，无预先拟定的完整文稿，仅以提纲辅助表述，核心围绕“以苏为鉴”梳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议题。讲话引发了与会数十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相关部委和地方党委负责人的热烈讨论，毛泽东当场记录关键意见，次日便组织秘书团队调整内容。在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总结中，他进一步补充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明确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是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将文化领域纳入十大关系的延伸框架。由于4月25日的讲话属临时调整的会议议题，中央办公厅事先未安排专业速记与录音，会后只能依据与会者笔记初步整理材料。但因内容不够完整，未进入公开流程，由此开启了长达20年的“暂缓公开、持续完善”阶段。其间，文本先后形成了1956年“会议记录稿”、1959年“庐山修改稿”、1965年“中央办公厅定稿”三个核心版本，均以“党内文件（特急）”形式印发，传阅范围严格限定为省部级以上干部、中央财经小组、中央宣传部等核心部门。1976年10月，中央理论工作小组启动《论十大关系》公开版本的整理工作，通过三轮审慎审核确保内容准确：第一步，由胡乔木牵头核对1965年定稿与历次会议记录，形成整理稿，恢复未纳入的重要内容并做必要文字加工；第二步，查阅财政部、国家计委1956—1976年的历史数据，验证“轻重工业比例”“沿海内地投资”等论述的实践合理性；第三步，征求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意见，充分吸纳合理建议完善文本。1976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诞辰83周年纪念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首次全文发表，这篇历经长期实践检验与多次整理修订的著作，正式公开供全党学习，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的热潮。此次公开距首次讲话时隔20年，从文本核对、数据验证到高层意见征求的全流程审核，再到发表后的配套学习安排，完整印证了这一理论文献公开过程的极致谨慎。

二、《论十大关系》的核心思想内涵

《论十大关系》是党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起点，它首次系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为后续持续深化“第二次结合”及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核心方针，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一论断是《论十大关系》思想体系的逻辑核心与价值归宿，贯穿于文本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议题的全部阐释，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积极因素”的范畴做了系统性、开放性界定：从阶级构成来看，既涵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这一核心力量，也将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等非劳动阶层纳入团结范围；从地域维度来看，既聚焦国内各民族、各阶层的聚合力量，也兼顾国外友好国家与进步势力的支持作用；从性质划分来看，既包含直接推动建设的正向因素，也不排斥具有转化潜力的中性因素与待引导的消极因素，为“最大化凝聚建设合力”提供了理论支撑。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因忽视民众参与、压制主体热情，暴露出“见物不见人”的根本性缺陷。有鉴于此，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支持，而把握并化解“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十种矛盾”，正是调动全要素积极性的关键抓手。一方面，对积极因素的充分激活与调动。毛泽东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构建了系统性策略，以经济领域为例，他强调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福祉提升的同步性；针对农民群体，他明确反对苏联“挖得太苦”的政策，提出在“三农”问题上实现利益平衡，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工业向农村供应低价产品，且合作社需合理分配生产费、管理费、储备金及福利基金。另一方面，对消极因素的转化与引导。毛泽东将国内外相关因素划分为“直接积极因素”与“间接积极因素”，前者以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为核心，是可直接联合的根本力量；后者则需通过主动工作实现转化。针对反革命等消极破坏因素，他提出“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儿”，进而主张“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标，最大限度凝聚建设合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核心方针，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的具体运用，不仅为当时破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资源约束、力量分散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更成为后续中国共产党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发展力量的思想源头。

（二）以“独立自主”为根本立场，奠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基石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更是《论十大关系》最鲜明的精神特质，明确了反对教条主义、封闭主义的价值立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为中国探索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党因缺乏建设经验选择以苏联为参照推进工业化，毛泽东曾指出这种“不得不模仿苏联”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但随着“一五”计划深入，苏联模式重积累轻民生、重集权轻活力的弊端逐渐凸显，《论十大关系》开篇即确立了“以苏为鉴”的批判立场。毛泽东“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的尖锐质问，标志着党开始系统反思苏联模式，正式开启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篇章。这种“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核心是“以自主探索为主、对外学习为辅”的实践原则，既反对教条主义的盲目照搬，也抵制封闭主义的故步自封，其内涵在《论十大关系》中通过多维度充分体现：在学习对象上，突破“仅向苏联学习”的桎梏，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彰显主权国家的发展主体性；在学习内容上，坚持全面审视与重点吸收相统一，明确“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聚焦技术、管理、科研、教育等核心领域取长弃短；在学习态度上，坚决摒弃教条主义，强调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学属于普遍真理且适合我国情况的东西。文中更以具体问题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立场：谈及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时，直指苏联长期存在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强调搞好民族关系、巩固民族团结，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避免重蹈苏联“民族矛盾积累”的覆辙；谈及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以苏联后来也改设文化部的事实，驳斥“以外国标准为圭臬”的错误逻辑，明确对外学习需吸收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但绝不能沦为外国模式的“复制品”。这一立场不仅彰显了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更以清醒的判断回答了“学什么、怎么学，走什么路、靠什么走”的根本问题，成为党领导革命、建设的重要精神标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三）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辩证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关键领域的矛盾

《论十大关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领域，立足当时的实践需求，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统筹兼顾”地提出了一系列辩证统一的处理原则，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在经济领域，重点聚焦“三重协调”问题，充分体现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针对产业结构失衡，毛泽东以苏联粮食生产停滞、东欧轻重工业失衡为鉴，明确“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强调“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这一思想直接指导了1956年的经济调整，通过优化投资结构缓解生产与民生的供需矛盾。在区域布局上，面对沿海与内地悬殊的现状，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辩证思维，既主张“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又强调“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利益分配层面，精准处理三重关系：一是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批评只顾国家积累的倾向，明确“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自主安排生产；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反对苏联式的绝对集中；三是个人分配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抵制平均主义对生产积极性的挫伤。在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聚焦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展。在政党关系上，突破单一政党治理的局限，明确“恐怕是几个党好”的论断，其中蕴含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思想，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石。在中外关系上，倡导“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主张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上的真正好东西，同时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构建开放而自主的文化发展路径。这些论述全面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系，不仅为解决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矛盾提供了科学指引，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源头。

（四）以“人民主体性”为价值底色，为“调动积极因素”提供根本支撑

《论十大关系》始终贯穿着关注民生、重视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理论表达。这一价值立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导向。

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显著缺点是，在社会史观中忽略或未能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马克思从人类的起源、存在与日常活动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人民在社会实践中的角色和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而要团结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把群众路线始终贯穿其中。如在经济建设的核心议题中，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置于开篇，直指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民生受损，明确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由此形成了“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辩证发展思想。在阐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并提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要切实解决工人“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彰显了对劳动价值的尊重。同时，毛泽东批判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以致挫伤积极性的做法，用“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通俗比喻揭示其违背民生逻辑的本质，主张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少农业税等方式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彰显群众实践力量的论述贯穿全篇，是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雏形，彰显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构成了党执政理念的核心要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价值指引。

三、《论十大关系》的当代启示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形成的一个初步但又比较系统的思路梳理，其蕴含的理论主旨、基本原则与实践成效，为党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积淀了认知智慧，对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遵循社会治理规律，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关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之一。《论十大关系》以唯物辩证法为内核，其蕴含的统筹兼顾、在矛盾运动中寻求平衡的思想，为新时代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遵循。

毛泽东强调，为确保经济稳健增长，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同时调动所有相关部门的积极性，试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一条既发展又稳定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深刻阐释：“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发展与稳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且相互制约。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没有发展就难以奠定稳定的物质基础，故发展是稳定的前提；但发展并不等同于稳定，二者不可偏废。反之，稳定是发展的保障，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便会失去必要的社会秩序支撑与政策连续性基础。这一辩证关系充分表明，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不仅是保障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重要前提，更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关键。那么，如何协调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呢？这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和多种途径的共同推进。首先，在改革过程中，要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活力与有序的关系，让社会在有序的基础上焕发生机，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保持动态稳定，避免陷入“一潭死水”或“波涛汹涌”的极端状态。这就要求改革措施的推进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有序保障活力的可持续性。其次，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全面推进改革措施，消除阻碍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性障碍，破除妨碍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为发展创造稳定、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最后，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社会改革和创新的潜力，同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提高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筑牢发展与稳定的社会根基，从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二）增强民族自信心，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只有坚持自立自强，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掌握主动；只有扩大对外开放，才能为自立自强注入动力。《论十大关系》中自主探索与对外学习统一的思想，为新时代处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族自信心是民族对自身文化、历史、价值观及发展潜力的肯定与信任，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来源。毛泽东立足当时国际局势，认为刚“站起来”的中国仍是“追赶者”，在对外交往中要积蓄发展动力、坚守自身立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结论，也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习近平也同样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处理好二者关系，既是历史课题，也是时代命题。我们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民族自信心，在自立自强中厚植底气，在对外开放中拓展空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方面，要着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在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来看，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重保持在15%—20%之间，相较之下，我国近年来保持在6%左右，比例仍然偏低。基于此，要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并参与或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形成有利于本国产业发展的技术规范。同时，着力完善产业链，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减少对外部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内外技术要素与人力资源的整合互动，“使更多全球智慧资源、创新要素为我所用”。一是要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以深层次改革促进高水平开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构建自贸港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二是要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依托国内市场优势推动贸易升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三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能力。

（三）坚守人民中心理念，处理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成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关键。“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论十大关系》站稳人民立场，在新时代集中体现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共建、共治、共享贯穿改革全过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要求为新时代处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践行人民中心理念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因为只有发挥共建的主导作用，发挥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阔步向前，为社会大众共享改革成果提供前提。立足共建层面，必须做到改革依靠人民。一是要充分发挥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劳动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性，让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加强管理的民主性。二是要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框架，拓宽民主途径，确保人民真正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来。同时要融入共治理念，引导社会个体、组织协同参与治理，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让治理更贴合民生，为高质量发展添力。立足共享层面，必须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一是要面对科技发展的新方向，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调整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科结构和人才培养策略，推动高校和企业“双向奔赴”，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的组合拳，让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二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人民群众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以“钉钉子精神”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锲而不舍地推进民生保障事业持续发展。

（四）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新时代我国面临着区域协调、城乡融合、领域协同等多重发展任务，更需要强化全局意识，实现局部发展与整体推进的有机统一。《论十大关系》中“统筹兼顾”的全局思维，对新时代处理局部与整体利益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复杂事物的时候，必须把全局和局部统一起来，把全局和重点统一起来，从全局的视角审视局部和重点，同时通过局部特别是重点问题的解决来带动全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同时强调“在推进这‘四个全面’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这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筹兼顾”思想一脉相承。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一方面，要聚焦改革的“全面性”，以整体思维提升整体效能。抓好各项改革工作，首先需夯实能力基础，以宏阔视野把握方向、以科学谋划明晰路径、以高强本领推动落实。而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是始终锚定大局、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避免局部利益割裂整体布局。在此基础上，要将各项改革任务视作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通过协同推进各组成部分，增强彼此关联性与耦合性。同时必须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从制度层面强化顶层设计，既以顶层设计提供政策引导与方案指导，更以健全制度体系为改革落地提供坚实保障，确保改革整体推进、行稳致远。另一方面，要聚焦改革的“深化性”，以问题导向提升精准效能。突出改革重点，核心是抓准关键矛盾，需着眼于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与结构性矛盾，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等职能，不断探索新思路、构建新机制、创新新方法，破解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突破。

（五）树立守正创新意识，处理好“守根本”与“谋创新”的关系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只有在守正中把准方向，在创新中破解难题，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论十大关系》中“以苏为鉴、自主探索”的创新精神，为新时代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守好本和源、根和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当前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各类思想观念与利益诉求交织激荡，我们更需保持战略定力，在守正中强基筑根、培元固本，确保改革方向不偏、道路不变，助力改革行稳致远。另一方面，要高擎“创新之旗”，强化科技实力。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确保那些需要改进的、可以改进的都得到妥善与准确地处理。我们绝不能囿于传统思维，在挑战面前退缩，而是要以更坚定的勇气、更丰富的举措，着力破解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难题。要学会顺应形势变化、把握发展趋势，在创新实践中探寻突破路径，凭借创新力量为事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由此，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以守正为根基，筑牢改革的坚实基础，又要以创新为抓手，激活发展的生机活力；既要在守正中明确需坚守、巩固的根本原则，又要在创新中找准待完善、突破的发展方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原载《文化软实力》2025年第4期）

作者：王 成  彭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