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迈步从头越

蜀道文化的开放精神及当代启示

聂应德

进入新世纪后,四川担当起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任,蜀道文化颇受关注。2006年,剑门蜀道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蜀道(金牛道广元段)项目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7月,剑门蜀道剑门关景区被列为国家级5A级风景名胜区;2021年5月,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和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合并组建省属国有企业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蜀道集团),业务涵盖公路铁路投资建设运营、相关多元产业、智慧交通、产融结合四大板块,承载着发展四川经济大动脉的光荣使命;2023年12月,西华师范大学牵头建立蜀道研究院,首批发布的研究课题包含蜀道军事防御体系演变研究、金牛道遗址群考古调查、蜀道碑刻文献汇编、古驿道植被生态保护研究,公开发行陈涛主编《蜀道研究》期刊,出版蔡东州主编《蜀道十讲》一书;2025年1月,四川省歌舞剧院创作的舞蹈诗剧《蜀道》在成都上演,全剧分五丁开道、李冰治水、文翁化蜀、姜维守关、唐明皇翠云廊五个篇章,串联蜀道千年文化脉络。

2025年9月10日,游客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景区游览(新华社发 刘华伟 摄)

蜀道是丰富的文化宝藏。对个人来说,每次重走或神游,每次参观或阅读,所收获和受到的启迪都不一样。相较于欣赏“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杜甫)的自然地理风光,在此我们更关注其人文地理内涵,主题就是史说蜀道文化的开放精神。

舞蹈诗剧《蜀道》剧照(四川省歌舞剧院 供图)

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成果。目前对蜀道文化研究,在形而下的器物和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的文献方面成绩较大,而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则是薄弱环节。蜀道文化精神是蜀道文化的内在规定和本质属性,如不怕艰险、积极进取、开放发展、善作善成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开放精神,亦即解除封锁、禁令、限制,允许进入或利用的精神;胸怀天下放眼世界,走出去引进来的精神;不自大、不闭关、不排外,克服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心态。

蜀道文化的开放精神启迪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国家中心城市、西部中心城市和国家战略腹地。人有行,行有道,道有通,通有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语)!

一、修筑蜀道是开放意识的外显

说起蜀道,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地理环境问题。古代巴蜀(当今川渝)位于四川盆地,盆底有平原和丘陵,盆周为高山环绕即北部的秦岭巴山、东部的巫山山脉,东南部为云贵高原边缘的大娄山和乌蒙山,西南部为青藏高原边缘的横断山脉,与此相适应的重要关隘有剑门关(棋盘关、白水关、葭萌关、剑门关并称川北四大名关)、瞿塘关(又称江关)、清溪关、娄山关等,可见古代巴蜀是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远古之时,巴蜀与外界道路不通,“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后来于先秦时期开通蜀道,已是人间奇迹,因为与其同时期开通的太行八陉、梅关古道的地理条件都比蜀道好,至于说迄今已知的中国其他古道,则基本上形成于蜀道建成后的唐宋时期,如徽杭古道、云台古道、京西古道等。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巴蜀的筑路难、行路难、保路难仍是后人不可想象的,乃至伟大诗人李白曾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

二是道路交通问题。古人为什么要修筑蜀道,又是怎样修筑、利用和养护蜀道的,蜀道交通与“天府之国”的关系是怎样的,蜀道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哪些,我们研究蜀道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

把上面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考虑,就是一个四川的开放发展问题。

蜀道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巴蜀文化,有人认为巴蜀传统的精神生活中充满了封闭保守、狭隘盆地意识、贪图安逸享乐等等,这些似乎成了巴蜀的历史“原罪”或文化“底色”。诚然,四川盆地、“四塞之国”“天府之国”等自然地理对巴蜀人民的文化思想是有重大影响的,尤其在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但必须指出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蜀道文化表明,积极进取的对外开放精神是古代巴蜀文化的思想内核和主导内容。首先是由四川盆地面积广大所决定。四川盆地26万平方千米,先秦时期这里存在许多诸侯国家,其中最大的两个分别是蜀国和巴国,盆地内部诸侯国之间存在广泛的内部交流、内部开放。其次,四川盆地地形结构多样化,使人们能够突破在坝言坝、在丘言丘、在山言山的局限,具有开放意识,如山中人就有山下山上、山里山外的概念,周边人知晓西北有周秦、东南有荆楚、西南有滇黔。再次,四川水资源丰富,号称“千河之省”,长江、黄河皆流经盆地,这种通江达海的水上交通,最早突破陆地自然条件对人们活动范围的限制。所有这些,让人们懂得盆地虽大毕竟是盆,比盆更大的还有中原、中国、天下,乃至世界和宇宙,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历史上四川经济的空间形态具有外向型(辐射型)和内聚型的双重特征,同时具有枢纽型特征”(段渝主编《四川简史》)。而开放发展精神的产生和存续正是建立在这些物质基础之上的。

“行者道为先”,道者,行之路。道路是人们交往的途径、联系的纽带,有人类就有开放,有开放就有道路,有道路才有活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通过人的自然踩踏所开辟的路,一般出现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或落后阶段,属于民间往来的阡陌、小路、小径,甚至是猎人、药农、樵夫攀爬的鸟道、猿猱道。至于说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人口规模增长、生存空间扩大、交往频率提高,不仅要求修建远距离的道路,而且这种道路必须既可人群往来又可走马过车,即所谓的大道。这种大道的修筑属于社会公共工程,通常以政府投入为主,以个人慈善、公益为辅,所以又称官道、国道,一般宽2至3米,最窄处1.5米左右,最宽处5米左右。蜀道就是这样的大路大道,它是古代巴蜀通达外地远方的“高速公路”。后来,在秦王朝修筑的驰道、直道基础上,发展为历朝历代的栈道、驿道,有木栈和石栈两种类型。今人“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必开放”的箴言,就是对“行者道为先”古训真谛的发扬光大。

蜀,原指巴蜀旧地,今为四川别称。蜀道不是说蜀地的内部道路而是指走出盆地、通往蜀地之外的道路。在这种意义上,修筑、利用和治理蜀道本身就是对外开放之举,而且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工程。蜀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蜀道包括古代以川北剑门蜀道为代表连接川陕的陆路交通、以川东夔门为隘口的长江水路交通,以川西成都为起点的经雅安、宜宾(僰道)到贵州、云南,直至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以及唐代以后在川藏之间形成的茶马古道。狭义的蜀道,主要指秦汉至明清时期连接关中与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的一系列川陕道路,包括“北五南三”。“北五”是指关中穿越秦岭的五条道路,即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阴平道;“南三”是指经汉中穿越巴山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条条道路通罗马,尽管蜀道有“北五南三”的格局,但最终目的地都是当时的国都长安,最重要的道路就是从成都通往长安的金牛道,因为通过金牛道,四川面向华夏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开放、面向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开放。

古蜀道和金牛道示意图(图源:新华社)

金牛道是古蜀道重要组成部分。据考证,金牛道早在商周时期就初步形成,在武王伐纣的军队中,就有巴蜀勇士参加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了“歌舞以凌殷人”的勇锐。金牛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建成,“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司马迁语)。司马错建议秦王伐蜀,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派遣由张仪、司马错率领的军队从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灭掉了蜀国和巴国,建立了秦王统治下的蜀郡和巴郡。

那么,金牛道究竟是由什么人基于何种目的动机开辟出来的呢?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古书记载,金牛道是由巴蜀先民开辟的,其时间早于古罗马的阿庇乌大道。据说在战国的中后期,秦国欲伐蜀,但苦于崇山阻隔,无路可通,于是设计用金钱美女引诱蜀王开辟金牛道。秦王先是声称有五个巨大的“粪金石牛”要赠给蜀王,蜀王大喜,便派国中五个有移山倒海之力的著名大力士,开山辟路,一直将石牛拖回成都。这就是“五丁开山”的传说。还有一个版本的“五丁开山”故事,说的是秦王知道蜀王好女色,以赠送美女引诱蜀王开通蜀道。蜀王不知是计,派五丁力士前去迎娶,当返程队伍来到梓潼时,见一巨蛇钻入洞穴之中,挡住去路,五丁合力往外拔出,造成山崩地裂,五个力士和五个美女同归于尽,却畅通了蜀道,这就是李白在《蜀道难》诗中所描写的五丁开道情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五丁开道的故事虽是神话传说的文学描写,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神话传说也投射了部分真实的历史。

一是南段的金牛道是蜀人修建的,正如北段的陈仓道等是秦人修建的一样,因为神话传说记载了开明第十二世蜀王率万人围猎时,在蜀道的北段褒斜道见到了秦国“粪金石牛”。

二是蜀人是受利益驱使主动走出去,“与秦塞通人烟”,进行对外交流。利益是决定交流的物质基础,道路使交流成为可能。四川盆地虽然广大,但1.8万平方千米的成都平原,毕竟大大地小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及其相连的广袤的中原大地。关中平原是我国第四大平原,面积为4万平方千米;华北平原是我国第二大平原,面积为30万平方千米。相较而言,成都平原的发展空间的确是太狭窄了。并且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化表明,先秦时期的古蜀文明已有很高的发展水平,继续发展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所以必须走出四川盆地,向北进入关中进入中原,这就是开辟金牛道的必然;向南进入夜郎、滇国,这就是开辟五尺道(南方丝绸之路)的根据;向东进入荆楚、百越,这就是开辟长江水道的理由。

二、“天府之国”是开放发展的成就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就是说人具有群体性、社会性。世界上的事物都不完满,它们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普遍联系是一切事物的法则,如人类雌雄异体,男人女人互为对方一半。从最初原始群居的男女关系,经过家庭关系和宗族关系,发展为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文化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地球上高等动物的人类,其个体是不可能孤立存在和无性繁衍,人的安全与归宿、生存与发展,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实现,即使笛福笔下鲁滨逊漂流的荒岛也有其他种族的人类活动,这就决定着人和社会必须开放,以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扩大和加深相互间的联系、交换与合作,以求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最佳状态。这种人类的、社会、民族国家开放性,最初是根据人力(如体力、脚力)形成的生活空间,再后则根据山川自然界限而形成社会共同体。随着生产力发展,他们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舟车楫马,以畜力水力为运输动力,以车船为交通工具,从而极大地扩展交流往来的地理范围,这就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蜀道文化精神。它彰显了巴蜀人的开放发展意识,扩大了人员交流往来,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使“天府之国”真正成为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战略后方。没有道路便不能开放,没有开放便不能发展,只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走出在蜀道文化解读中的种种误区,发扬优秀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交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脉。能够通行人员和车马的道路,是实现开放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研究巴蜀历史的知名专家谭继和教授指出的那样,没有蜀道就没有“天府之国”。确实,开放促进改革,改革迸发活力,活力推动发展。“天府之国”的美誉,最初所指并非四川盆地而是陕西的关中盆地,那里是被秦岭、黄土高原环绕的“四塞之国”,有东潼关(函谷关)、西大散关、南武关、西萧关四关拱卫,渭河贯穿整个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主要的产粮产棉基地,也是周秦汉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长安城(今西安城)为十三朝古都,即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于说先秦时期的巴蜀,在秦人眼里,还只是偏僻落后、西南夷地。蜀道开辟贯通后,极大地扩展和加强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蜀道,可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如张仪司马错伐蜀,诸葛亮姜维北伐,更有日常频繁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如西汉武帝时期褒斜道上“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践乎梁、益之乡”;盛唐时期杜甫所写《剑门》一诗也指出,通过剑门蜀道流出了大量财富,“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

在通过蜀道的所有交流中,人员交流是最重要的交流,包括出蜀入川的双向人口流动。据统计,历史上有组织的通过陆路向巴蜀地区大规模移民有以下几次:一是秦灭巴蜀后向蜀地移民4万人左右;二是刘备诸葛亮引兵入蜀后,荆楚地区向蜀移民10万人之众;三是西晋后期为避北方乱世向蜀地移民10万之众,以及东晋成汉时期的“引僚入蜀”;四是两次“湖广填四川”,即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四川人口从几百万骤减到几十万、几万,“湖广填四川”不仅较快地恢复了四川人口总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口结构。至于说常态性的因经济社会政治生活来往于巴蜀的人员,更是不计其数。人口流动激活了巴蜀社会生机,全国各地的移民为“天府之国”的建设和重振作出了巨大贡献。古代流传的俗语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状况,比如要求巴蜀土著人走出去时说:出了夔门便成龙,不出夔门便是虫;出了剑门便成虎,不出剑门便是猴。对引进外籍人士而言,壮年入川建功立业,老不出蜀享受安逸。

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主要线路(图源:重庆市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

入蜀建功立业方面。李冰入蜀当郡守,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千里沃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取代关中平原的“天府之国”。秦王以巴蜀为后方基地,纵横捭阖,灭了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领汉中和巴蜀之地,以此为基础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大汉王朝。西汉文翁入蜀为郡守,创办了第一个地方政府公办学校,开文教昌明之先河。江苏徐州人张陵,年轻时入蜀拜巴郡江州令,后弃官漫游,精研黄老之学术,年老时再入蜀,去成都“青羊肆”寻找老子,居鹤鸣山修道,创立了道教,立二十四治,以祭酒分领,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隐世治身,符水治病,百姓奉之为师。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入蜀,建立了蜀汉政权,成为三国鼎立之一。此外,古代还有入蜀的大诗人,诸如杜甫、陆游、薛涛,现代入蜀的科学家有柯召、邓稼先等。

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这种发展的生动描写。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巴蜀的发展也不逊色,唐宋就有“扬一益二”美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为适应繁荣的商品贸易发展,在益州率先推出了“交子”,这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早了好几百年。元代到中国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又把成都称为一座“壮丽的大城”:“有一大江,经此大城。江中多鱼,江流甚深,广半哩,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其名曰江水。”“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此江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出川建功立业方面。一是“文宗在蜀”的辉煌建树。广义文宗,指在思想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卓越建树者;狭义文宗,指在诗词歌赋、文学艺术领域内开宗立派之人。在这方面,走出去的文宗,在西汉,有文学家思想家杨雄、词赋家司马相如、天文学家落下闳、风水大师袁天罡;在两晋,有史学家陈寿、常璩;在唐代,有大诗人李白、陈子昂;在宋代,有“文学八大家”占三人的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享有“一门三学士”之誉);在明代,有文学家杨慎,以及文同、李调元、张问陶;在近现代,有著名作家郭沫若、巴金,艺术家张大千,科学家秦九韶等等。二是古今出川在治国理政方面建立文治武功的著名历史人物,如武则天、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罗瑞卿等等。总之,不是地灵造人杰,而因人杰显地灵。

三苏祠博物馆(川观新闻记者 吴聃 摄)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不仅有众多蜀道,而且众多人物来往于蜀道,所以才有“天府之国”的发展。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蜀道难”的风闻和说辞呢?这涉及对李白诗词内容的认识问题。李白是我国唐代大诗人,被誉为“诗仙”。作为四川人,他24岁时通过长江水道,从荆楚去往长安谋取仕途发展。李白是一个文学天才,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名播巴蜀。但由于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按当时规定,工商子弟和罪犯后代不能通过科举制度求取功名,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写“干谒诗”(即含蓄的自荐诗词),博得权贵人物的认同和举荐。

不幸的是,李白的才华不仅在成都没有得到赏识,在长安也未遇知音,在这种背景下他创作了《蜀道难》,借题发挥,以景抒情,“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通过形容剑门的山高山险,甚至夸张到“难于上青天”的地步,来写照自己人生旅途的困境和无望。后来他通过诗友贺知章结识玉真公主,并曾两次入赘相府,于43岁时获得玄宗皇帝赏识,入宫伴君。

可惜好景不长,李白性格不适宜官场,不过两年时间,他便得罪了王公大臣,被踢出宫廷,“赐金放还”,从此又开始游历名山大川,过着作诗明志的生活。为此,他又创作了《行路难》诗歌,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人生道路艰难、无可奈何,以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愤懑与不愿。

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因站错队,投奔了皇子李璘而获罪,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一带)。流放路上,他溯长江三峡而上时,心情苦闷,更感道路阻塞、前途渺茫,写下了《上三峡》诗作,其诗云:“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无独有偶,李白的这种人生体验,早在他之前几百年曹操诗作《苦寒行》中就有相似的表达:“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不同于曹操受《诗经》现实主义影响所创作的诗歌,李白诗歌表现出受《楚辞》影响所形成的浪漫主义风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夸张,在李白同时代就有人不赞同,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蜀道易”的观点。唐代诗人陆畅为赞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治理蜀地功绩,创作诗句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宋代文人赵抃有“十年三出剑门关”的亲身实践,晁说之“始信宜歌蜀道易”。明清时期,方孝孺创作同名长诗,诗序直言“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将蜀道行旅之易与帝王德政相关联。

其实,在诗人自己人生处于顺境时,李白也感到蜀道通畅、前途光明,如在收到朝廷征诏入宫时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不是蓬蒿人”。在安史之乱后,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把唐玄宗逃到四川避难歌颂为上皇西巡,并对剑门蜀道有许多称赞,如“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在流放去夜郎的路上,李白获得朝廷的赦免诏书时,心中大喜,写下《早发白帝城》七绝律诗,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在此已没有蜀道难哀叹,完全是蜀道通、蜀道易的喜悦。总之,在李白那里,蜀道既难又易,有道就易,无道就难;正道就易,歧路就难;顺境就易,逆境就难。

三、蜀道安全是开放西南的基础

道路交通承载对外开放,可为什么又在驿道上筑关建楼,岂不妨碍交通、不利于开放吗?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关隘门楼只是作为道路的特殊驿站而存在,作为保障交通安全的设施而存在。蜀道安全意味着道路不受破坏、交通不被打断,人员与车马能顺利往来。

当原始乡村小路、山间小径被能行众人和车马的漫长宽敞的大道、官道所取代后,在新的道路上就始设驿站,五里一亭,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驿主要是官方公务所用,铺是“军铺”供军方公务所用,亭是凉亭,设施简陋,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用。铺、驿站设有驿丞、管理、文书、兽医、公馆、厨师等,既解决护路和沿途邮传、治安问题,又解决往来行人吃、住、行问题,其功能与今天的养路段、路政部门、交警部门以及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的职能职责差不多。

驿站是治理道路交通和保障服务与安全的制度,驿站网络对中央集权统治更是举足轻重。驿站,汉代已完善体系,唐宋进一步规范,明清形成庞大系统,它有效支撑着国家治理与军事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清朝时期,仅广元与陕西交界处至绵阳这一段蜀道上就有56铺、14驿站。道路的服务与安全非常重要,没有服务安全保障就没有道路通畅,这与我们今天处理开放与安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差不多,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家安全为前提,改革发展必须以社会和谐为条件,没有安全保障,改革开放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道路用之于行走,驿站服务于道路,而关隘门楼则是指在驿路上的山口或要道即人们来往必须经过的地方或场所,人们在此修筑关门、关楼,它是最重要的驿站,有权威象征、军事防御和税费征收等功能,但其主要目的是保障道路畅通和安全,即以交通功能为基础兼具军事与商贸功能。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说的那样,“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由于古代科技落后,在山区修路一般是顺着山谷、河谷方向走,这就使山谷河谷险要处成了关口,关口雄伟壮丽,以其审美价值、观赏价值而逐步成为风景名胜、旅游景区,如剑门关就是四川旅游景观“四绝”(九寨之奇、峨眉之秀、青城之幽、剑门之险)之一。当然,这种关口更具有实用价值,它是交通咽喉,需设护栏护墙以保障通行安全,或用专人护卫以防止和排除自然灾害和社会危害。这里所说的社会危害,一般情况是对交通秩序的破坏,特殊表现为外敌入侵。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关口门楼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拒敌于门外的军事设施,诸葛亮修筑剑门关时的初衷正是如此。

剑门关是剑门蜀道中的隘口关楼,位于广元市剑阁县城以南14公里,在大剑山、小剑山的中断处,因两崖对峙,其峰如剑,其势如门,故称“剑门”。它是古代军事要隘,现存剑门关楼、姜维墓、梁山寺等300余个景点,以“天下雄关”“天下第一关”著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北伐时因蜀道破旧而修缮,“凿山石架飞梁阁道”,在大小剑山之间修筑关城,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防御。《资治通鉴·魏纪》明确提到,诸葛亮在大剑山中断处“垒石为关”,并在此囤粮驻兵。又据北宋著名地理学家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载:“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于此立剑门关。”总之,诸葛亮修缮剑门蜀道和修筑剑门关楼,目的不在于阻断交通、闭关锁国,而是为了交通更加顺畅、更加安全,特别是军事调动的顺畅与安全。正是经过剑门蜀道,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十一次北伐。这种积极对外开放、以攻为守的蜀汉初心,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说得明明白白: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冷兵器时代不能闭关锁国,热兵器、机械化、信息化兵器时代,更是开放的时代、开放的世界,岂是关山险隘所能阻挡!

2010年,在明清关楼遗址恢复重建的剑门关关楼(张忠仁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翠云廊的千年古柏,也表明蜀道养护良好,长久通畅。翠云廊是剑门蜀道的一段遗址,距剑门关约7公里,是剑门蜀道剑门关景区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翠云廊上的古柏,具体地说就是由古人种植至今仍然存活的行道树,现存古柏有7778棵。为了指引行人和为行人蔽日挡雨,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通达全国的驰道并在道两旁种植成排的松柏。此后对翠云廊大规模植树的是张飞当年为巴西(今阆中市)太守所为,以后再经两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不断新种补种和养护保护,在明清两代正式形成了本地“官民相禁剪伐”和官吏“交树交印”的管理制度,终于留下来这片古老的绿色生态。古代人没有当代的生态文明概念,那时的种树养树实质上就是修路养路,用行道树来保障道路通行的顺畅和安全。

鸟瞰翠云廊剑阁段(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图源:新华网)

蜀道通达使巴蜀成为全国的战略后方。由于蜀道交通和“天府之国”,唐代有三个皇帝为避战乱经此来到巴蜀这个战略后方,特别是玄宗皇帝在成都住了两年,把成都改名为“南京”,直到安史之乱平定后才返回长安。清朝末年,四川人民为坚持修筑川汉铁路的路权,捍卫战略后方的利益,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具有根本的历史转折意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以四川为后方,为打通四川与西北地区的战略通道,在修筑川陕公路时不惜撤掉剑门关关楼,并通过川陕公路运输了大量的物资和兵源;“无川不成军”,有350余万川籍将士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战前线,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实说明,天下大乱蜀未乱,蜀地是国家的战略后方。20世纪60年代,因为成渝铁路、宝成铁路、襄渝铁路、成昆铁路建设,国家将“三线建设”重点放在了四川,使四川的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军事工业得以跨越式发展,这既是对50年代初“苏联援建”空白的弥补,也是后来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战略腹地建设的先声。

“雄关漫道真如铁”,军民团结无不胜。没有越不过的险塞雄关,没有打不破的铁壁铜墙。诸葛亮修筑了剑门关,他自己一次也没有用于防守外敌,其五次北伐的出发点均在汉中盆地,只是在他逝世后30年,蜀汉姜维以3万兵力成功阻止曹魏钟会10万大军进攻。但是险不可恃、险不可守,邓艾绕过剑门关走阴平小道,奔袭蜀汉的成都,皇帝刘禅开城降魏,同时诏令姜维退出剑门关,向魏军投降,蜀汉就这样灭亡了。宋末元初,北方蒙古军队也突破了雄关险塞,进入巴蜀腹地,四川军民在“巴蜀要津”的嘉陵江合川钓鱼山上筑城抵抗蒙军36年,蒙哥大汗在此阵亡,从而改变了欧亚战局,但抵抗最后还是失败了。至于说西汉末年公孙述建立的大成政权,西晋末年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唐朝末年王建在成都所建立的前蜀政权、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元朝末期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国,明朝末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成都建立的大西国等等,都是在中央失控、天下大乱时的地方割据。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也都没有守住剑门关天险,均被后来朝廷大军攻破,昙花一现,成了短命政权。这背后的原因不是蜀道不难、剑门不险,而是政不通人不和,具体说来就是统治者没有远大目标和开放意识,企图凭据险塞雄关搞独立王国、享受安逸生活。对此,李白早在《蜀道难》诗中就进行了揭示,“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后来,北宋诗人也有同样的认识,陆游《剑门关》诗云:“剑门天险设,北乡控函秦;客主固殊势,存亡终在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政策正确,国力强大,政治清明,人民团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况且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不思进取、偏安一隅的地方势力,最后都逃不脱灭亡的命运,这不是“天下未乱蜀先乱”,而是天下已定蜀未定、“天下已治蜀未治”。

诸葛亮 画像 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 藏)

蜀道通达使古代巴蜀成为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先秦时期,西南地区位置偏僻,云贵高原山险地远,有一百多个小诸侯国,其中最大的有夜郎、滇国,南诏、南越等,直到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未最后纳入汉朝版图。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先秦时期楚国曾派庄峤溯江而上,率兵攻克巴蜀和黔中郡以西地区到达滇地,在回国“归报”途中,“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此后,除了巴蜀,其他关中和中原地区诸侯国家同云贵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联系。而巴蜀在商周时期就同中原文化有交流,三星堆文化遗址文物就是历史证明。到战国时期,巴蜀被秦惠文王纳入秦国版图,因都江堰而建成了真正的“天府之国”,其富饶为相邻的西南各少数民族所羡慕,他们非常愿意同蜀地交流往来。西汉初年,重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戌转相馕。”后因北方匈奴扰边,朝廷忽视了对西南的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巴蜀主动对外开放,民间商贸密切,“以此巴蜀殷富”(司马迁)。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报告情况后,开发西南地区方才再受重视,经过长期经济融合和不断战争角逐,最后将西南少数民族纳入华夏中央政权,并使巴蜀成为中原联系西南的枢纽和西南地区的中心,五尺道和茶马古道的通行就是历史的证明。

五尺道是先秦时期修建的连接四川与云南的官道。史载该官道由蜀郡守李冰主持,在原山间小路基础修筑而成,因道宽五尺而得名。从蜀到僰道(今宜宾)的道路早已经存在,到汉代称为“僰青衣道”:由蜀出发,沿青衣江水而下,经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僰道。青衣道至宜宾后分途:一为南夷道,即从僰道继续南行至夜郎地区,再往南可至当时广东南海;另一条接着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通往滇池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常頞扩建延伸,形成连接蜀地与云贵地区的官道,强化中原对西南的管辖。五尺道与秦长城、阿房宫、始皇陵、灵渠、直道、驰道并称秦朝七大工程。据史书记载,秦汉之际,五尺道已然商旅络绎,巴蜀因此殷富,交易业务包括笮马、僰僮、髦牛等。此外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中,还发现了来自印度的海贝和象牙,以及青铜雕像、黄金权杖和黄金面罩中所具有的西亚文化因素,也是经此道从中亚和印度引入的。这表明先秦时期四川通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缅甸、印度有经贸往来,当时蜀地与印度的交通线叫作“蜀身毒道”。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了印度商人转销的四川商品——“蜀布”和“邛杖”。这些都是发生在北方丝绸之路建立之前的事情。

五尺道遗迹(宜宾筠连段)(2025年5月14日蓬州闲士摄于珙县博物馆)

茶马古道。在中国各民族生活中,藏族由于“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而将茶作为“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但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素不产茶。为了将川滇的茶叶运入涉藏地区,同时将涉藏地区的土特产输入中国内地,于是,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侠、驮队、马帮劈荆斩棘下,被开辟出来。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如茶叶)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笮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临邛(邛崃)出发,经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经旄牛县(汉源),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即荐都,为西汉沈黎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邛崃由于是当时蜀郡的商贸中心和茶、铜铁器的主要产地,故成为汉代茶马古道的起点。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涉藏地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因而被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川藏道起于四川省雅安市,途经康定、甘孜州多地,穿越西藏昌都、林芝等地,最终抵达拉萨,并延伸至南亚地区。

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羊圈门路段(图源:雅安日报)

当代蜀道唱新歌,“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年来,巴蜀交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多样化、机械化和智能化的交通运输和邮政电信。目前,不仅传统的川陕公路(国道218线)、汉渝公路(国道210线)、川藏公路(国道318线),以及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等升级换代后继续使用,还有纵横交错的出川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密如蛛网的航线,开通运营高速公路出川大通道达34条,开通运营“3条高铁+9条普速”进出川铁路大通道。成都有两个国际机场,还有市州机场,四川是中西部开通航线最多的省份:截至2025年10月底,仅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运营国内客货运航线458条,深度覆盖国内重点城市;运营国际(地区)客货运航线99条,联通全球43个国家,通达欧、美、澳、非的洲际骨干航线网络基本形成。截至2024年9月,四川省内21个市(州)高速公路全面覆盖,82%的县城实现“15分钟上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这些“铁公机”加上长江黄金水道,使今日蜀道四通八达,高速快捷,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成渝中欧铁路专列始发站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地,再加上现代化的国际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让人们真正能够“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所有这些,完全能够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四川战略腹地建设,使巴蜀强大的农业粮食、人口人力、水利电力、矿藏资源和全链条工业体系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并最终建成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这是比“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更加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

2024年8月25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航班有序起飞。两大国际机场助力四川人流物流畅达全球(人民日报记者 雷声 摄)

蜀道文化的开放发展精神启迪我们:发展没有穷期,开放一直在路上。书写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必须审时度势,宽严有度,既要有诸葛的谨慎,又要有吕端的清醒,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开放发展不动摇,积极推行更加主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再创“天府之国”新辉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四川的事业走出四川盆地,在全国蓬勃发展;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四川的事业在国际化全球化过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人间正道,通向希望的目标,发扬古道精神,开辟新道征程。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荀子)。

2025年8月初稿

2025年10月修订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聂应德(四川省邻水县人,教授,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