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价值链:

解读《简明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建构逻辑

王朝明

刘方健教授的新作《简明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一书(下文简称《简明通史》)即将出版面世。这部凝聚了作者40余载教学科研心得,耗时5年多心血笔耕,凿通从上古先秦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3700年时光隧道撰写而成的经济思想演进历史专著,可谓学界罕见,成果斐然!

作者以古代、近代、当代3个经济系统,5个历史阶段架构了全书的内容,那么应该如何领会和把握这部100多万字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建构逻辑呢?好在作者于书封底的内容提要中概要其全书的鲜明特征之二时提出:“突破了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传统编年体,选择了以关键命题为纲要展开其目”,这就给我们提炼出全书建构的逻辑主线找到了门径。这个以关键命题贯穿全书而形成的逻辑主线,就是《简明通史》绪论中提出的以“富国”为核心的“富国之学”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之学”。前者穿透了3500多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后者贯穿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尔后70多年的当代中国经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指引下,不断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富国之学”和“发展之学”中的思想精华,在反复探索中使之最终会通融合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为了从学理上更深入地理解《简明通史》的构建逻辑,笔者打算借助国内学者陈永伟提出的“思想价值链”模式①来做细节性的探究。

思想价值链模式,是将经济思想的出现置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系统中加以考察,揭示其作为“结构性产物”的生成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超越了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的治史模式,也与流行的“伟人—文本—范式”的经济思想史写作模式不同,跳出了将复杂的经济思想史简化为天才思想家观念灵光乍现的机械罗列、经典文献的梳理诠释、学术范式革命性转变的窠臼,在社会复杂性系统结构中来窥视为什么有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历史进程,有的未能,这不仅取决于思想本身的逻辑力量,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思想价值链是否完整,以及各环节能否契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

从思想价值链对经济思想生成和传播的多环节“知识产品”生产过程的解释框架来看,共有5个环节:原材料采集、概念构造、理论建构、价值转化和传播吸收,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发挥作用,呈现结构耦合的状态,这便是解释经济思想如何生成,如何意识形态化、嵌入制度和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的基础。然而,一旦发生外部因素(气候、技术、危机、灾害、变革等)冲击耦合状态,意味着新思想的萌动和活跃,对旧思想的碰撞和取代,思想价值链就可能重组。重组有3个阶段:失衡、断裂、重构和5种典型模式:上游断裂、中游重组、下游反哺、传播革命与多链竞争。

现将《简明通史》所述3700年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嵌入到以下5个环节之中,对其构建逻辑加以阐释。

原材料采集环节。这一环节是搜集、整理、分析经济思想赖以起始的社会现实及经验材料,并对此通过“问题化”的筛选,提炼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而锚定经济思想的起点。如《简明通史》提出贯穿3500多年的中华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思想为富国之学,其起点也是基于先秦时代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生产的农业立国的需要;政治制度的上古三代的“分封制”经春秋战国的争霸,由秦统六合而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更替;思想观念上依附于宗族、家族、家庭的血缘纽带,将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置于群体利益、整体利益之下等等当时这些社会现实经验材料的记录,说明需要依靠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力量来与自然冲击抗衡求生存、保护私人产权和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和保卫领土疆界和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提供兜底的社会保障以渡灾荒等,《简明通史》则必然筛选提炼出“富国”是农耕文明时代亟须解决的重大核心问题,而其所收集罗列的古代文献中的经、史、子学典籍,各朝代名家的文集专论材料也都莫不佐证了“富国”命题的成立,诚如北宋的李觏所言“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故在3000多年连绵不绝的经济思想领域中,才源源不断地形成了“富国之学”的思想学说体系,其中始终伴随着两组重大关系的协调:经济财税上富国抑或富民,思想政治上尊君抑或民本;但在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宗法社会条件下,富国与尊君的配合是主流,富民与民本的掺和是辅助,是为主流服务的,是为维持这一历史时代思想价值链的耦合稳定提供条件,这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

直至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全球经济社会格局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猛烈地冲击着中华农耕文明思想价值链的耦合形态,《简明通史》采用了“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的术语来囊括1840年前后中国社会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经验材料,这意味着思想价值链重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即新出现的经验材料不能支撑旧有的“富国之学”,原有的思想学说也解释不了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表现出思想价值链的重组从某个环节发生功能障碍的失衡阶段(如原材料采集环节提供的信息不再与“富国之学”理论相契合)逐渐滑向断裂阶段,即长期以来“富国之学”通过价值转化成为意识形态话语而嵌入制度和日常生活的传播吸收效率下降,发生这个结果在机制模式上是典型的原材料层失效的“上游断裂”,表明支撑“富国之学”的事实基础正在瓦解。思想价值链的重构则提上日程、刻不容缓。正因如此,《简明通史》从1840—1949年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殖民化,奋起救亡图存,追赶西方,站起来的紧迫形势切入,通过对这100多年来社会现实经验材料记录的梳理以及近现代历史文献中名人全集文集、经济专论专文、相关经济和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筛选提炼出“发展”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围绕此问题生成的经济思想构成了“发展之学”,这就是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演进的逻辑主题。

概念构造和理论建构环节。这两个环节是经济思想生成的主要过程。概念构造是基于原材料采集的经验事实,形成概念抽象建构认知工具,为理论建构提供基础性元素;而理论建构是将各类概念整合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价值转化的意识形态层发挥社会动员力提供合理性的解释。如《简明通史》围绕“富国”与“发展”问题,在行文中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土地、人口、货币、金融、财税、农商、工业、外贸、伦理、组织、治理等30个领域排列出一系列基础性概念:农本、务本、重本、抑末、禁末、农战、井田、私田、限田、王田、均田、食货、轻重、赋税、徭役、保甲、节用、崇俭、重奢、求富、足欲、义利、大同、民生、荒政、常平、平准、均输、平籴、盐铁专卖、初税亩、什一税、制土分民、编户齐民、贫富有度、上下俱富、富民为先、富国强兵、工业化、乡村改良、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统制经济、对外开放等,这些基础性的概念抽象依循一定的逻辑框架结构组合形成了“富国之学”中各类经济理论学说,如先秦法家“变法”主题思想中的“重本抑末”“强国弱民”之说,《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与“轻重论”,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重农兼商、上下俱富之说,汉桑弘羊有关战略物资盐铁酒的“国家专营”说,北宋王安石的理财富国思想等;还有“发展之学”中的各类经济理论学说,如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说,林则徐的“西学致用”思想,太平天国洪仁玕《资政新篇》所提富民与建新式工矿业主张,清末洋务派推行“自强”“求富”的“兴洋务”办近代工业的“重工”思想,维新派康、梁的“振兴实业”“工业立国”思想,重商派代表王韬突出“发展”追求富强的思想,以乡村建设运动拯救乡村破产衰败的“乡村改良思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等。

如果从经济思想的传承发展来说,无论是“富国之学”还是“发展之学”,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改革发展和迈入新时代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思想精华元素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满足实际需要而融入经济理论建构和创新之中,如像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论,按劳分配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论,共同富裕论,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观念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等等,都能够从中发现对3000多年来经济思想继承发扬的历史基因。

价值转化和传播吸收环节。这两个环节是纯学术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过程。价值转化是将中性学术理论转化为具有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社会动员力的政策主张;传播吸收则是将经过价值包装的理论通过各种传媒工具、教育培训广泛传播,最终嵌入社会制度、日常生活之中,达到引导大众思想行为的目的。

所以,一种经济思想在历史中要发挥实际作用,就必须具有上述完整的思想价值链,完成从原材料采集到传播吸收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与“跨层级跃迁”。例如《简明通史》“富国之学”之中所提及的先秦法家与汉后儒家的经济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显著的实际影响,在于这两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是为数不多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流派(道家的思想如“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在朝代更替的初期像汉唐初建时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也会暂时采用,但不持久)。法家的变法理论,以“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的构架包装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价值链,为秦横扫六合、统一天下所采用,如其中“农战”的思想,被包装为不分贵贱以军功晋爵的奖赏提拔制度,为快速、广泛动员聚集国内的战争资源去开疆拓土大显功用,又如“以尽人力”的人口资源思想,打造成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编户齐民”人口管理政策,为征派赋税徭役,稳定国家财政收入,保障富国强兵大派用场。但秦至二世而亡,说明法家的这套思想价值链的环节中潜藏着致命的硬伤,主要在于它的理论建构环节上不够严密、有重大缺失,即一味满足专制主义和君主集权政治的需要,严苛峻法、暴政治世,违背普世人性的诉求,缺少道德伦理的温情,因此,暴秦而亡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汉·贾谊《过秦论》)

孔子创儒学于春秋时代,以“仁、礼”为其核心思想,逝后儒分为八,其中代表性的为“孟(轲)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前者则重发展孔子“仁学”,以人性善为伦理基础,价值包装出“法先王”施“王道”的“仁政”信条;后者则重发展孔子“礼学”,以人性恶为伦理基础,价值转化成“法后王”糅合“法规”的“隆礼”信念,二者皆通过游说各诸侯君王、收徒传学、稷下学宫②宣讲等途径,广为传播其价值包装的意识形态话语,使儒家思想价值链的雏形得以形成。直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提议,儒家思想才正式登上朝廷庙堂,嵌入国家制度和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思想价值链完整、影响2000多年中华农耕文明变迁的主流思想。在此漫长的历史时空之中,儒家思想价值链各环节随时代发展、为满足实际变化需要而动态重组,尤其在概念构造和理论建构环节上,汲取融合了法家、道家、杂家、农家、阴阳家,乃至外来佛家的可用思想,呈现出了王道与霸道杂糅,体现内圣外王、儒表法里、刚柔并济、修身出仕的学养特色。而在价值转化和传播吸收环节上,总的路径是遵循儒家经典《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的治世之道,将个人修身、家和家教、耕读求知、科考致仕与国家层面的建功立业、利益追求、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也就是形成由儒家思想中“忠”“孝”观念互化支撑的“家国同构”传播机制,历代当政者都是凭借这“平天下”的治世之道和“家国一统”的有效传播,在经世济民旗帜下,不断推送经价值包装的思想硬核转化而成满足当时需要的朝廷政令和经济对策。直到近世,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到来,才使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链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危机而显式微和僵化,最终走向脱胎换骨的重组。

以上用粗略的笔调勾勒了《简明通史》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的建构逻辑,由此试图厘清作者载读者溯源而上,打捞那些沉浮于历史长河的经济智慧星辰,用以解答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之问和现代之思的主干思想线索,这也正是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思想特色。

注释:

①陈永伟:《从思想价值链看经济思想史》,《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25年5月26日第23版。

②稷下学宫,为战国时期齐桓公执政时(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一处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高等学府,荀子曾在此担任过祭酒(负责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朝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