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六把钥匙

方志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时,常听先师欧阳琛先生说“四把钥匙”,后向谷霁光先生问学,他也时时言及“四把钥匙”。大概也就是那段时间,我见到四把钥匙的文字版:“大事年表”“历史地理”“职官年表”“史部目录”。后来网络发达、信息流畅,知道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四把钥匙”。近日读到苗润博《“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知道了更多细节:邓广铭先生1956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讲述了“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目录”;80年代,邓广铭先生又将“四把钥匙”明确表述为“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

邓广铭先生的“四把钥匙”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师生中口耳相传,后来全国史学研究者、爱好者都知道了“四把钥匙”。包括谷霁光、欧阳琛等先生在内的学者,应该正是那个时候开始获知并认同“四把钥匙”的。当然也可以认为,“四把钥匙”本是那一代学者甚至他们上一代学者的共识,邓广铭先生将其系统化了。其他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四把钥匙”传授给学生;我们这一代学者,又将他们的认识,加上自己的理解,向学生传播;而我们这些人的学生,也正在向他们的学生传播“四把钥匙”。

在我看来,“四把钥匙”不仅仅是治史者必须掌握的“钥匙”,也应该是习惯成自然的工作方式。同时我认为,“四把钥匙”以“年代学”“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目录学”的排序似乎更合理。

治史的四把钥匙

“年代学”是治史的第一把钥匙。意义有三:第一,将特定的人与事定位在所发生的那个时代乃至具体年、月、日、时。如果不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人与事或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或许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结果。第二,将特定的人与事定位在历史的序列之中,展示人的活动及其思想的演变轨迹,显示事的发生发展及演绎的过程,揭示此人、此事与他人、他事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所以,研究人与事,需要排出年表,以进行动态而非静态的研究。第三,将特定的人与事和同一时代其他的人与事联系起来,才可以看出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乃至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如1492年,意大利冒险家哥伦布在和西班牙王室签订利益分配协议之后,率领船队抵达“新大陆”,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同年,王阳明在浙江乡试中了举人。这是同一时代个人的行为和追求上的区别,正是这种不同的行为和追求,预示着整个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

“历史地理”是治史的第二把钥匙。要素有四:一是古今地名考究。不同时期,同一个地区的地名、位置、大小都会发生变化;同一个地名,也往往会有多个。如果失察,便会张冠李戴。二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经济状态。《清史稿·地理志》标出了每个府、州、县的评语。如湖北省府武昌是要、冲、繁、难,鄂西荆州府是冲、繁、疲、难。从中可以看出两府地位的差别。三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如明朝的陕西,既寒又贫,根据“田亩”摊派的“辽饷”,更加重了其负担。当地穷人的生活来源,多靠做驿卒、为力夫,明朝裁革驿站、驿卒,将其逼上绝境,民变遂在该处发生且不可收拾。四是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如被称为“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重镇,五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四郡遂无昔日风采。所以,研究不同时代同一地区发生的人与事,便有不同的考量。

“职官制度”是治史的第三把钥匙。在各类“专门史”兴起之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多重“通史”和“断代”,“通史”和“断代”研究又重政治史。官员是政治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不明职官制度,便不知其身份、地位、职掌。中国历代官制多有变化,如顾炎武曾猛烈批评随着君权的强化,相权越来越弱,名称更是改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再如明朝的“监察御史”,为何既有江西道监察御史,又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即使当代,职官制度仍然十分重要。

“目录学”是治史的第四把钥匙。当年初涉史学,我读的是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学考》、纪昀等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根据这些著作寻找自己需要读的书。随着学术的推进,“史部”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王国维提出将“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献)与“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进行“双重论证”。时至今日,纸上的文献、地下的实物、各处的音像(包括口述),均应纳入“史料”范围。即使如此,“目录学”的意义仍然不可忽视,否则,如何向纸上之文献、地下之实物、各处之音像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将研究的对象定位在特定的时空,“职官制度”解析历史活动组织者的身份与职责,“目录学”引导研究者搜寻浩如烟海的文献、实物、音像资料,将其视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四把钥匙”,实为至论。

两把新钥匙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治史应该还有两把“新钥匙”。一是数据库,二是互联网。这个认识,我在这些年不断向学生宣讲,希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治史手段。

数据库至少包括古籍库和论文库。我最早使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功能强大、复制方便,而且可以和原图进行比对,但价格昂贵。同时使用的还有“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使用方便、价格便宜,但疏漏较多。两三年后,这两个数据库都出现“盗版”。

其后,更多的古籍数据库出现。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方志库”“明清实录库”“申报库”等。然后是“中华经典古籍库”“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以及“中国数字方志库”“瀚堂典籍数据库”等,上述数据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服务。但是,有的古籍库费用昂贵,使用者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国内论文数据库主要有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三大中文全文数据库各有自身特点和优势,从史学研究者来说,首选“中国知网”,如果进行专门史研究,“万方数据”“维普资讯”可以提供多学科的论文数据。在研究成果目不暇接的今天,论文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这些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也并不完整,需要运营方的更多努力,也需要期刊、作者、使用者更多的支持和包容。

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不但给人们的生活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论文、书籍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传递,项目可以在网上申报,不明知识点和专业术语,可以在网上查询。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进入国内外各个高校及公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和信息。

关于互联网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一些期刊组织专栏文章,讨论了互联网与史学研究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到来时,史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

过去出差,恨不得把图书馆带在身边,现在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借助数据库、互联网“两把钥匙”,问题就解决了。时至今日,如果治史者不充分利用数据库、互联网,就跟不上时代步伐。所以我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钥匙:4+2”。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2月18日第6版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