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及其治理智慧

杨宏雨 郭子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等重大论断,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清晰指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发展的关键问题和重点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折中,既需要打破传统观念,在理论上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也需要深化认识,在思想上汇聚高层领导的共识、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平缓、渐进、有序的改革方式,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阵痛,顺利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这种渐进有序的改革方式,既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智慧的体现。

1978—1992年

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变化

1978—1979年:破冰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领导权由比较关注经济发展、相对淡化意识形态问题的华国锋、邓小平等人接棒。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时中国的理论界非常活跃,各种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一波接着一波。“在1978年的7月到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对经济问题讨论得很广泛。务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明确要求人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为改革生产关系开了绿灯。与此同时,党的高层领导人开始探索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对“市场”提出了一些新看法。1979年3月,陈云指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都存在着“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的缺点。他认为,只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忽视“市场调节”,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是“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二是社会各部门需求失调,特别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三是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形成“大少爷办经济”的状况。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社会需要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社会产品种类繁多,千差万别,要把它们统统纳入到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中去,而且调节得很好,这是不可能办到的。”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指出,市场经济早在封建社会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和当时理论界的这些最初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对市场的评价由过去的全面否定转为相对积极的肯定;二是不再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不带有社会制度专属性的经济调节方式;三是认识到市场对满足国计民生多元需求的价值,提出市场调节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980—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经过1978—1979年近两年的讨论和铺垫后,1980年,中共高层就改革计划经济模式达成了最初的共识。1980年初,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因此,“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常重要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和积累的治理经验与智慧。“十二大报告”里明确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当时中共高层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一是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调节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二是提出市场调节的适用范围,即市场调节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开展的,它需要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市场调节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这些小商品的特点是产值小、品种多、地域性强、难以被计划管控,“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三是计划不再是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十二大报告”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强调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必须实行严肃的指令性计划;而对于其他产品和企业则“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指导性计划虽然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但相较于以前命令式的“计划”,已经有了较大的灵活性。指导性计划的提出,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1984—1991年:“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时,“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对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贡献有:一是淡化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说法,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非“有商品的计划经济”,不再将“计划经济”作为中心词,而是将计划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调节方式,这相对于此前的说法有了很大的突破,自由度、灵活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二是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界定为“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这种经济需要市场的调节。三是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思想,强调“要有步骤地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指导性计划的地位。四是强调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这就为我国全面利用、发挥市场的作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邓小平高度肯定这一《决定》,称赞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此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不再提“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一延续多年的论调,直接以“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来定位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报告规定我国“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市场成为企业活动的指南针。“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的作用范围,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而不再强调市场只能作用于小商品,还明确提出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该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这一阶段中央对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设计整体上是朝着灵活、宽松的方向发展的,市场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指令性计划不断缩减,但是这期间也有过停滞和徘徊。1989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的特点和要求,“适当增加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比重,强化指令性计划的严肃性”。虽然这些调整都是临时的、短暂的,并没有否定中共十三大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但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曲折和艰难。

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经历了1989—1990年的调整后,国内经济秩序恢复,社会趋向稳定,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姓“社”姓“资”之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日益激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所包含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已经成了影响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障碍。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是倒回去、原地踏步还是继续向前,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面对经济的低点徘徊与社会各界对经济发展方向的迷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南方谈话不仅彻底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明确表达了“市场要多一点、可以多一点”的理念,而且把计划从原则、方针降级为手段、方法,奠定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首次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并很快在全党形成了共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至此,经过十余年的漫长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终于确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折。此后,中共对于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初步建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济体制转轨需要

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需要经验的累积

众所周知,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经历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探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阻碍,论证资本主义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在目睹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混乱、浪费,特别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弊病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的管理者将对生产“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由此诞生。长期以来,在各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被赋予神圣的地位,计划经济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变成了一个不可被质疑的选择。

斯大林率先在苏联建立起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把计划经济设想在苏联付之实践。由斯大林创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就此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代名词。在这一模式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计划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高度正向关联的情况下,对市场导向和市场经济的倡导被认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绝对的禁忌。受此影响,中共高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样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甚至在党内探讨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都会被上升到是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即使计划经济已经显露出一些明显的弊端,但打破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创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实践的发展亟需理论的创新,但理论创新的完成不是朝夕之功,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

首先,观念的更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现实的思想转变总是从少数人开始发生的。基于不同的个人经历、工作状况,中共高层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从最初个别领导人的灵光乍现,到成为多数人普遍认可的共识,中间必然有一个许多具体的人接触市场、了解市场、认同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时间、需要实践的探索来验证和支持的。

其次,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并不是要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首先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市场主义,充分证实社会主义是可以有市场的,而后才能谈论市场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看,起初适量引入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补充,大家都能接受。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陈云就提出过“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而1978—1979年的实践也让大家普遍能接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说法,1980—1984年的改革实践就是在此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尝试扩大市场的适用范围,这就是1984—1989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共在理论上使用商品经济,淡化市场概念,力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接轨,以打消人们的疑虑。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引发了理论战线上激烈的交锋,导致了1989—1991年底事实上的后退。治理整顿在恢复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再次遇到了如何看待市场、利用市场的关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应运而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结果,涉及到许多重大理论上的是是非非,需要重新认识众多理论问题。认识的转变、理论的创新如同坚冰的打破、融化,需要实践的探索来验证和支持。

计划经济曾经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这就决定了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分别为19.2%和17.1%。在计划经济的有力推动下,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

在苏联模式影响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首先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新中国仅用了3年就迅速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4%,轻工业为12.9%,农业为4.5%。此后尽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综合起来看,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仍达8.9%,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35%。此外,计划经济根据政府的经济指令运行,能够更有效地集中资源,从而使增强国家工业基础能力的重工业、提升国家国防实力的军工产业、以及其他在国计民生上具有重要关键作用的产业部门,得到更快地发展。计划经济对中国尽快摆脱过去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多极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成员,起过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被看作是一种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拉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对于维持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显然力不从心。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详细的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率、稳定性、收入分配、发展目标等5个方面对计划经济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很难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糟糕的模式,但由于它强烈地排斥市场,使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为一切都由国家计划安排,企业之间缺乏竞争,整个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低下,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多方面的需求,更难以适应信息化的挑战。”“计划经济对于经济起飞的作用要强于市场经济体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经济体制似乎更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越发展,也就越无法避开市场,越无法消灭市场。然而,现实生活中,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即使计划经济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人们首先思考的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和贯彻计划经济模式,而不是另换一个新模式。不仅如此,相对于计划经济的稳定性,市场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人们对转向新模式的疑虑。这就使得理论创新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民众在思想上接受计划与市场关系变化需要一定的适应阶段

孙中山先生曾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这个提法虽然带有圣贤思想和英雄史观的味道,但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大众思想认识敏锐度的差异。换言之,对于同一件事情,并非所有人的认识都会齐头并进,而是参差不齐的。因此,转变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就需要渐进而稳定地逐步完成。这既是中共领导层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也是民众在思想上接受计划与市场关系变化的必要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迅速摆脱了过去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其中,计划经济功不可没。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而言,计划经济给他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切实的提升,是能有饭吃的体制;同时,在长期的宣传引导下,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区别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深入民心,成为民众的共识。因而他们对于计划经济不仅有着依赖,还有很深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大多数人都认可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够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是与“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的。断然颠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必然会引起民众的思想混乱,换言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让大部分民众从“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中醒来的过程。中共在治国理政中一贯非常注重思想工作。邓小平曾指出,“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显然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不进一步调整为什么不行,调整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调整好了会带来什么效果”,而不能“用三言两语的命令解决问题”。要想普通民众能够接受“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一方面需要进行思想工作,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让民众相信党和政府进行改革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进步,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则需要进行实践,用事实证明市场是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突发的思想转变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避免引发后果更加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既是我们党治理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反映。

在社会大转型中

保持发展、改革、稳定的有机统一

制度的设计需要进行试错、试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既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40多年,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惠及全社会,在今天看来,所有阻碍、延缓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都是开历史倒车。但对于当时的决策者而言,他们并非全知全能,更不能未卜先知,他们并不了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将会把中国带往何方。正因为不知河水深浅,所以要“摸着石头”慢慢过河,在摸索、探求与试错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才逐渐明晰、坚定。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正是在这种“试点”精神的指导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而是从小范围试点出发,逐步全面推进,在不断发展、完善中确立市场经济体制。1980年,中共中央第41号文件作出了“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重大决策,相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市实行市场经济。选取几个城市作为“经济特区”,率先试行新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在为更进一步的改革进行试点实验,这是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步骤。

对于改革来说,进行小范围试点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其一,面对旧事物存在的惯性阻力,在小范围内进行特区试验,如果试验成功,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将会为全国其他地区带来强大的改革吸引力,通过新旧“双轨制”的对比,人们更容易意识到哪一个更具有优越性,这将极大地减少改革在思想上、舆论上所受到的阻力;其二,假如试验失败,中央可以将不良影响控制在少数几个城市里,减少更大规模的损失;其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能够为全国各地开展改革提供方法上的借鉴。试点改革的重要功能是打前哨“蹚水过河”,摸清楚这条河哪里深,探明过河途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提前准备好解决方案,以备全国大面积改革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解决。如果在经济体制大转折时缺乏一个试点、试错的过程,改革的推行将遇到更大的阻力,一旦改革中出现误区,人民要付出更重的代价,国家也将走更多弯路。

缓步推进与平稳改革是社会大转型的成功之策

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改革是对原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则的革命性改造。这种改造必定要深刻地触动原有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靠旧体制维持生活的人以及一切与旧体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与事。但这场变革又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它不是以暴力消灭原有的体制、简单地消解与原有体制有关的人与事,而是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逐步解决,在有序地建设新体制的同时,从容解构旧体制,让新与旧之间能有一个相对平稳的衔接和过渡。改革意味着要对资源和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从中获益(起码不是一开始就都能获益)。在挑战和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许多人就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对待这些人既不能粗暴地“用三言两语的命令解决问题”,更不能对其放任不管、置之不理。因此,社会发生宏观大转型时,有效地保障微观主体特别是大多数具体个人的权益是转型成功的重要前提。

如前所述,计划经济并非一无所长。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它带来了20多年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企业而言,计划经济让他们不必面临市场竞争的风雨,只需要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即可;对于许多民众而言,计划经济体制是维持他们吃穿的“铁饭碗”,计划体制分给每个人的“大锅饭”尽管不多,但大家差不多,比较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均平理念。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从计划转为市场,国家将权力下放给企业,就意味着企业需要自主面对市场竞争的险恶,就意味着民众不再有“铁饭碗”,意味着社会贫富分化在短期内可能加剧……凡此种种,都是风险,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是大势所趋和必然要求,不可能没有阵痛,但应该考虑如何减少疼痛,特别是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疼痛,换言之,如何改是一个技巧。从计划缓慢地过渡到市场,平稳地推进改革,国家就有了时间培育市场,企业就有了适应市场、应对竞争的准备,社会就能设法救济那些因为转轨而衣食无着的劳动者,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让其走上重新就业的道路。改革需要不断的试验和纠错,通过试点和积累经验,从而有利于减少阵痛,是智慧和良政的体现。

平缓过渡和渐进发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

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平缓的过渡和渐进式发展,才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中发展、改革、稳定的有机统一。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疆域大国而言,常见的经验是,稳定就是安全,稳定就能发展。中共历来非常重视稳定问题,“稳步前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稳定的环境,但改革又是对原有社会系统的破坏,是一个巨大的拆毁、重建工程,改革的过程天生包含了破坏稳定的因素。如何在改革中最大程度的维护社会稳定,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中共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达成引入市场、利用市场的新认识,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最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是缓慢而有序的,极力避免刺激和影响社会稳定,力求将改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实现平稳过渡。当社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不稳定因素时,中央又及时调整政策,放慢改革的脚步。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比较顺利,正是得益于这种平缓、渐进、有序的改革方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非常极端的“休克疗法”,使得新的经济体制硬着陆。比较中俄两国30年来改革、发展的利弊得失,不难看出,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哪一个方面,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都要优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同时,许多改革的破产,并非因为阻力太大无法进行,而是因为被短期的成功冲昏了头脑,急躁冒进,最终导致失败。纵观共和国的历史,可以看到急躁冒进是我们党经济工作中多次出现过的问题,也曾在历史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从这个角度看,缓步平稳推进改革,能够在改革中保持清醒头脑,在稳定中谋求发展。

《论语·子路》中孔子有言,“无欲速”“欲速则不达”,这是古老的中国智慧。长远看来,渐进、探索式的改革可以用比较微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大转变,因而比急进的变革能够更有效率和效益。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场大转折中,汲取了这一传统智慧,既不急躁冒进,也不错失发展时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转轨过程中,既汇聚了高层领导的共识,又取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阵痛,基本上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来源: 党史镜报

作者: 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子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