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历史演进与当代启示

李国强

纵观我国五千多年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融合始终是历史常态和主流。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巨变,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趋势从未改变,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内生动力。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奠定基调

大量考古发现确证,无论是我国境内的古人类化石,还是旧石器文化遗存,在年代分布上都没有缺环,区域特征鲜明且一脉相承。距今约1.2万年至4000年,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自成序列、并行发展,呈现出多文化区并存的态势。苏秉琦先生把我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中原文化区处于中心位置。仰韶时期(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各文化区的人群频繁进行文化交流互动,共享相似或相近文化的历史图景渐趋展现,联系日益紧密的文化和人群共同体呼之欲出。

2024年9月24日,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观看展品(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在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中华大地呈现出邦国林立和方国联盟的局面,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各地文化或各个部族,在黄河中下游汇聚融合,中原文化区兼收并蓄各地文化之长,成为最初中国的文化中心。二是中原文化区的文化元素、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等逐步向周边地区散播,使中华大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渐趋出现范围更广、联系更紧的文化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三是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萌芽彼此呼应,农业在黄河长江流域率先起源,不仅推动中原大型政权的形成,而且吸引着周围部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从一定意义上讲,夏王朝的建立,是各部族在中原地区长期融合的结果。西周时期,原夏人、商人、周人聚合为一体,并不断融汇其他部族,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加速演进,华夏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出现。

春秋时期,中原文明程度持续提升,使北方和西北各族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次增多,形成不同人群相互通婚、各部族交错杂居的态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理念,为人们普遍接受,促进了不同人群间更深入的交流和融合。即使经历战国时期争霸征战,华夏族与周边各部族始终没有分离,并在相互融合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呈现出“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崭新格局,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基调。

在“大一统”历史实践中赓续塑造

身处诸国林立、战乱频仍环境中的人们,最大的向往就是统一安定的太平世道。首见于《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政治秩序、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整齐划一。孔子所著《春秋》最重要的思想智慧和思想贡献也是“大一统”。“大一统”理念为春秋战国各家学说所推崇、阐发,成为秦汉之后历代王朝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的核心思想。从秦朝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传统中国长时间保持着政治统一,汉、唐、元、明、清都呈现出“大一统”局面。

2024年5月18日,观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观看“技与美”专题陈列(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与国家统一相伴而行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不断发展。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建构了“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文化基础得以初创。遵循“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的思想理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理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入。两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唐朝秉持开明开放的态度,善待不同民族,施行以怀柔和羁縻为主的政策,华夷之别不断消弭,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元朝以“大一统”为目标,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长城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发展,促使中原农耕区与塞外游牧区连为一体。及至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励精图治,开创了长达百余年的盛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达到新高度。通过对国家治理机制的不断创新调和,中华大地实现南北混一、天下一统,各民族水乳交融的联系更加密切。

中国历史上虽经历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等多个政权并立纷争的时期,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把践行“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作为至高政治依归和崇高政治追求。可以说,“大一统”厚植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底蕴。

历史表明,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遭遇怎样的波折,中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从未间断,在相互借鉴先进制度、文化和技术的基础上,促成了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商品交换、疆域拓展和文化汇聚,更加融合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近代革命斗争中浴火重生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在反帝反封建的百年抗争中,中华民族生发出愈加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实现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跃升。

2024年9月22日,游客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参观(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20世纪初期,我国用于整合现代国家的理论武器是“五族共和”,这一理论被北洋政府和部分革命党人所接受,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仅“五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其“文化已渐趋于一致”。他强调,“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李大钊所言“高远博大之精神”,即指我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与执着追求,在当时这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认识。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党始终坚定高扬民族平等旗帜,坚决捍卫中华民族大团结,使得处于离散边缘的各民族再获新生。在我们党领导下,1947年5月,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步入全新发展时期。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开创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清醒和理论上的坚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9月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阐明“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起来。

2024年9月25日,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结园里,当地群众欢聚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周围(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科学辩证地廓清了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我们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中华各民族血脉相通、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依,凝聚起共同的家国情怀和共同的价值理念,形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认同。这种历史认同源于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源于各民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并肩奋斗,源于各民族对“统则强、分必乱”历史规律的切身体悟。

2024年10月1日,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各族群众在升国旗仪式后进行民族团结打跳活动(新华社发,赵庆祖 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把这份遗产传承好,把这个优势发挥好,汇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伟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入总结、科学归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历程、发展路向和内在机理,是亟待展开的重大时代命题。

(本文系第三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主旨发言摘登,有删改)

来源:《 中国民族报》2024年10月22日第05B版

作者: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