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卫娟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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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 作者供图

1982年9月,商金林(左)拜访叶圣陶(中)。右为叶圣陶次子叶至诚。作者供图

1986年9月,商金林(左)拜访沈从文。作者供图

学人小传

商金林,1949年生,江苏靖江人。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兼任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叶圣陶年谱长编》《叶圣陶全传》《闻一多研究述评》《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求真集》《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等。

今年是叶圣陶诞辰130周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从事叶圣陶研究已近50年。1976年,留校任教不久的商金林初见叶圣陶。从此以后,他常出入叶家,当面向叶圣陶请教,领略大家风范,也常穿梭于各大图书馆,搜集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叶圣陶诗文,从文献中感受这位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的生命历程。

多年以后,商金林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的文章。他认为,“文献”之“文”可以理解为“叙事的文字典籍”,“献”则是“学者名流论事的言论”,从而提出,精读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的现当代文学文本,要以“文”求实,以“献”考“文”之得失。也就是说,文本精读首先要尊重作品中的事实和作者实际想要表达之意,在“文”“献”中求实——这是商金林一直以来的学术追求,从文献的角度探究走进文本的正确途径。

在文献中,商金林触摸历史,阐释作品,理解作家。

在文献中触摸历史

尊重历史,让文献说话,展现人物在历史中的真实样态,是商金林治学一以贯之的路径。他的文章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见长,日记、书信、回忆录、报章杂志等,全都被他细细搜罗过来,进行互文印证。

鲁迅在《五猖会》中写了一个“要看五猖会,先要背《鉴略》”的故事,文章最后,鲁迅强调“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自此,诸多鲁迅研究者,乃至21世纪之后关于这篇文章的解读,都停留在“父子隔阂”上,将之解读为“封建家长对孩童世界的压迫”。事实上,当我们用商金林的思路,结合文献去深入文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在《五猖会》中,鲁迅一开始就交代,类似五猖会这样的民俗赛会,“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而结合周建人的回忆,“鲁迅的父亲只要鲁迅把功课背出了许可他去看五猖会,在那时候,已经要算比较的‘民主’了”(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父亲是相对开明的,鲁迅其实十分清楚,在《朝花夕拾》中,类似的记录俯拾皆是,比如“杀死八斤”事件、父亲讲“墨猴”故事等。那么,此处为什么要刻意强调“父子隔阂”呢?其实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沿着商金林“文”“献”互证的思路,我们就可以真正走进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有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就是鲁迅1919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商金林还注意到,叶圣陶、徐志摩、顾颉刚、郁达夫、闻一多等现代作家都创作了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诗或小说,乃至后来如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延续了这一题材内容。据他考索,诸多作家对人力车夫这一群体的关注,始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一首题为《人力车夫》的叙事诗。由一首诗的“实”切入,我们看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期待,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救国强民的渴盼。

商金林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命名写起,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分析了1919年5月4日的一场集会游行活动上升为“运动”“精神”的过程。正是如顾兆熊、罗家伦等的阐释,“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镌入史册,‘五四’两个字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神圣、最鲜明、最响亮的名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与反帝反封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商金林《太学举幡辉青史 后此神州日日新——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

朱光潜的经典著作《诗论》初稿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历经多次修改。以往,学术界对此书研究颇多,但主要集中在对其观点进行辨析、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商金林则从文献史料出发,分析50年中《诗论》五个版本的异同,由此为人们呈现了朱光潜长期琢磨、潜心研究此书的过程,让人们感受到朱光潜严谨认真、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到底应该如何做学问?朱光潜曾提出,要警惕五种非学问精神,“一是缺乏真理的精神;二是缺乏科学批评的精神;三是缺乏忠诚扎实的精神;四是缺乏独立创造的精神;五是缺乏客观实验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任务不仅在造就专门人才,还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朱光潜全集》第8卷)朱光潜多年前的提醒至今仍不过时。我想,这可能是商金林从史料角度考证《诗论》版本的原因之一吧!

在文献中欣赏作家

无论是赏读作品,还是探讨具体著作,商金林都从文献的细微言语中,看到背后苦心孤诣的一代学人,并带着钦佩和欣赏的喜悦,展现他们孜孜不倦的治学追求。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商金林长年累月扎进故纸堆,从搜寻佚文和考订笔名做起,翻阅了大量旧报刊,将叶圣陶从1911年以来发表的零散文章,悉数整理出来,予以结集出版。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父亲的第一本集子就是《隔膜》,1919年以前的所有文篇都没有编入集子,散见于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上。商金林同志为了寻找作者的少作,几乎跑遍了收藏丰富的几个大图书馆。一个个尘封的故纸堆都翻遍了,收获果然不小,文言小说就找到了近20篇,还找到了作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谈》。”在扎实有效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商金林编撰了《叶圣陶年谱长编》,看到了“一个既真实又丰富的圣陶先生”。后来,他又有感而发,花费了五年心血,完成了《叶圣陶全传》。《叶圣陶全传》钩稽了叶圣陶的整个人生,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时代,其中可以看见现当代文学发展、成熟的完整图景。

叶圣陶研究是商金林用力最多的一方面。在不断收集整理、辨识史料并形成自己见解后,商金林将叶圣陶尊为“一代师表”“万流仰镜”,认为叶圣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凭借的是渊博的学识,遵从的是做人的道德”。叶圣陶把“做到极限、做到最好”作为自己为人做事的准则,而且提出“决不宜抱‘唯名主义’”“亦不宜盲从市场”“视之所及,期于尽善”。商金林十分自然地继承了叶圣陶这种“不唯上、不唯众、不唯风、只唯实”的治学路径,尊重文献和史料,追求事实和真相,在文献史料的互证中探究作家作品研究的真谛。

叶圣陶既是作家、学者,又是教师、教育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编辑出版家。从商金林的学术成长之路看,叶圣陶研究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实,写作年头长,对各种文学形式都作过尝试,作品非常丰富;圣陶先生生活脉络清楚,除了教书就是当编辑,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没有介入派系之争,联系面很广,受到同辈及文学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基础。”(商金林《叶圣陶全传》)以叶圣陶研究为根基,商金林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了整个现代作家群体,先后关注到了鲁迅、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俞平伯、刘半农等。

商金林曾经对70多年的闻一多研究进行过述评,从读史料到读人,走近闻一多,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公允评价。对于自己敬仰的前辈,商金林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坦言“闻一多——这光辉的名字,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永远放射着诗人、学者、斗士的光芒”(商金林《闻一多研究述评》)。在谈到朱光潜的时候,商金林不但从著作出发,在文献中梳理朱光潜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商金林还在朱光潜文艺学、美学理念的阐释中,钩稽了朱光潜做事的哲学,展现了朱光潜的学问和人品,特别是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为人处世之道。(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不是死气沉沉的文字,其中充满了作家、学者的认知、情感和追求,商金林基于文献、史料的现代作家研究给学界带来的一股新风。文献、史料仿佛“上帝之眼”,帮商金林打开了领略一代大师人格魅力和道德文章的大门。他在丰富的史料中追根究底、厘清事实,非但不觉枯燥乏味,反而给人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之感。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商金林有理有据的生动叙述中,我们真正认识了现代文学史上如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学识胆识兼具、信仰追求兼有的一批作家和学者。

2022年,商金林将自己多年的论文结集出版,取名为《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读完全书,我觉得这个书名十分贴切,商金林基于文献资料和历史事实,全面展现了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或真挚直率、或温婉亲切、或孜孜以求的人格魅力,让读者钦佩、欣赏之情油然而生。

可以说,商金林不但在字里行间展现对鲁迅、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欣赏,更自觉传承着大师风范,实践在自我言行中。商金林曾盛赞叶圣陶先生等擅长提携后学、对青年人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总是希望能给得够多——商金林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自从结识商老师,他每出新书,或者每年编撰的《叶圣陶研究年刊》都会寄给我们学习;他知道我关注语文教育,就热心邀请我参加叶圣陶研究会,每年都不忘叮嘱我写研究文章;他虽然年逾古稀,但哪怕对于我——一个不是自己学生的后辈,都是“秒回微信”,对请教的问题一一认真作答,给出中肯意见;甚至,我有时在朋友圈转发自己的文章,或者孩子取得的某些成绩,商老师还会给我点赞……

和叶圣陶等一代学人一样,商老师不但对后辈循循善诱,且永葆一颗赤子之心,心态平和、乐观积极,是后辈在为人、治学之路上的点灯人。

在文献中思考教育

我硕士学的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博士攻读了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就选择了两个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而商老师因为常年致力于研究现代作家,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闻一多等也同时是现代语文教育的缔造者和引领者,本着“顾及全人”的治学原则,商老师自然也会关注到作家们的语文教育理念和实践。因此,这些年来,我曾在申报课题、做项目和写论文的过程中,多次向商金林老师请教。商老师不但每问必答,且回回都给我极大的鼓励,比如肯定我的项目“1920年代语文教育变革与五四新文学的互动研究”选题“真好”“值得做下去”。对一个学问上初出茅庐、不大自信的后辈而言,能得到学问人品俱佳的前辈老师的引领和褒奖,这真是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细细想来,商老师的夸奖更多的是激励和鼓舞,就像诸多优秀教师所做的那样——把学生一点点的好处,放大几十倍、上百倍,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优长。商老师是深谙教育真谛的。对教育的熟悉,其实还是源于商老师对现代作家的熟悉——如前文所言,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闻一多等,基本都涉及文学创作研究与教育两个领域。一方面,这些作家都有从事中小学、大学教育的经历,这既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资源,又是他们探求新教育蓝图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出于责任和使命意识,不断思考和实践语文教育可能的发展方向,念兹在兹,对教育改革和提升教育质量鞠躬尽瘁。

商金林在做叶圣陶研究时,对叶圣陶的教育思想、教育论著,乃至其编撰的教科书都如数家珍,这不但为他的文学研究打开了教育视野,更是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审视了语文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对之进行价值评估。如1922年新学制改革后的教科书建设,1932年《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叶圣陶和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理念和意义等。

在对教育现象进行分析时,商金林采用的仍然是“文”“献”结合的方式。1922年新学制课程标准颁布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商金林结合日记、书信、报章杂志等资料,详细考察了其成书的具体过程,认为其中的第二到六册,具体为顾颉刚、叶圣陶所编,但改版时顾颉刚退出,叶圣陶却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乐此不疲地思索现代国语教育的宗旨,探讨如何用新理念、重构教科书内容来教书育人,以实现“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理想。在编书过程中,叶圣陶等不但确定了“切合现代生活”的选文标准,选入了郑振铎的《我是少年》、蔡元培的《劳工神圣》、鲁迅的《故乡》等展现时代脉搏的诗文,编排了大量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译作,还初步厘定了文白兼教的国语教学内容,使得教科书内容面目一新,大大促进了国语教科书的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我们早已习惯文白混编的语文教科书,但今日之事实,何尝不是昔日之功劳呢?

基于文学史家的敏感,商金林还分析了此套教科书作品的“节录”文章——为了适应教学,诸多文学作品在进入教科书时,需要进行删减、修改、打磨——这其实最见编者的语言文字功底。商金林将叶圣陶在这方面的具体工作,称为“水磨功夫”,其“精雕细琢”中自有教育家叶圣陶的兢兢业业和用心良苦。为适应教学而重新打磨经典作品,将“作品”改编为“课文”,是叶圣陶等对现代国语教育规律的认知表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直到今天,经典作品如何以合适的面貌进入教材,仍然是教科书编写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开明国语课本》,商金林重点分析了其价值,如注重学生掌握系统学习方法,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从儿童视角出发,彰显童真童趣;诸种文体兼具。商金林尤其称赞其在“童化”方面的意义,认为这套课本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精美读物。教科书建设是叶圣陶对现代语文教育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商金林的相关思考,既基于史实,又关注当下,挖掘了其现实意义。

作为“顾及全人”研究的一部分,商金林既从全局视野、整体观照叶圣陶的人生经历,又从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维度,关注叶圣陶所做的具体、切实而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商金林称叶圣陶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认为现代语文学科的诸多命题,如“语文”“听说读写”“语文是工具”等,都是由叶圣陶明确提出或尝试着厘清相关内涵的。在对这些命题的阐释中,商金林更秉承着“唯实”精神,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叶圣陶的真实意图,如关于“语文是工具”,叶圣陶的本意是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思想思维能力、情感欣赏能力等,都要在掌握语言这一工具的基础上实现,而并非简而化之的“工具论”。叶圣陶并没有因语文是“工具”而忽视其表达情感、思想的一面,而是强调语文工具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语文这个工具,才能真正训练思维、发展心灵,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养。

商金林谈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结合朱自清的生平经历,对照诸多学者的回忆文字,将其教师生涯与写作、阅读教学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朱自清教师生涯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的同时,还论述了其“精读”“略读”,提倡“记诵”“训练文脉”“控制文字”等阅读写作教学思想。商金林认为,朱自清“对中学语文教育有很清晰的定位”。(商金林《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和思想探析》)在他看来,朱自清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阅读写作教学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供学习的语文教育家的典范。由此,商金林关于教育家的研究,走出了常见的史实梳理,挖掘了教育家们的精神宝藏。

纵观商金林由文学到教育的研究,自觉的史料意识使得他的教育研究更为科学和严谨,他在史实梳理和探究背后对这些前辈作家、学者教育思想价值、教育精神内涵的肯定与弘扬,更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基于对史实的客观评述,商金林为我们今天如何做教育、如何编教材、如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等问题提供了一把标尺。

翻看商金林年轻时候的照片,再对照他的研究历程,我想,年轻时候的商金林,应该是帅气而执着的,天然就带有某种定力,从来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相比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商金林独具一格,他踏踏实实地“走进”文献里的文学,“欣赏”现代作家,从而真正读懂中国现代文学史,读懂当时中国由古老而现代、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照亮前程的精神之光,鼓舞我们不断向前进。商金林用文献、史料所揭示的老一代学者精益求精、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在内忧外患、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中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执着勇敢又严谨认真的学者风范,理应成为我们的前行路上不断瞭望的精神灯塔。

(作者:韩卫娟,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