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戈

《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1日 11版)

马宗尧编绘的部分地理教材

马宗尧20世纪40年代编绘的《广州市街道详图》。

学人小传

马宗尧(1917—2016),浙江海盐人。地图绘制专家,新中国地理教材地图编绘的奠基人。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绘图,历任中华舆地学社绘图员、海盐玫瑰小学和思高中学教员、亚光舆地学社和中国史地学社编辑,绘制了许多中外地图、地理教科图及大城市图、专题图。自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主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前九套全国通用地理教材地图的主要绘制者,撰有《对绘制地理课本附图工作的一些体会》《我给课本绘地图》等文章。

“说到新中国第一图,就要提到它的编制者:马宗尧。如果不是搞地图收藏的,很少会有人知道马宗尧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界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是一位地图收藏家写下的话。其中说的“新中国第一图”,指的是马宗尧编制、中国史地学社1949年9月初版的《新中国地图》和当年11月再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宗尧在上海任职于多家地图社。自1950年到2000年,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整整50年。他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全国地图的编制者,又是新中国前九套全国通用课本地图的主要绘制者,为我国地图编绘和地理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回望其百年人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不平凡的人生之路和职业情怀,也可以窥见20世纪我国地图绘制与地理教材的演变轨迹和发展历程。

第二代地图专家

马宗尧,原名马忠耀,1917年12月1日生于浙江海盐。小时候,他跟祖父识字读书,8岁入海宁袁花小学上学。其父马绍良是我国第一代地图绘制专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舆地部多年,与叶圣陶、金仲华等交谊较深,著有《发电机电动机构造法》《理化简易器械制作及实验法》《法兰西小史》等书。1929年,马宗尧随父迁居上海,转学于商务印书馆子弟校——尚公学校,老师余之介对他影响较大。此后,马宗尧又就学于上海同义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晚上和最要好的同学葛志成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夜校一起补习英文。

1936年,因家境有变,马宗尧没有继续升学,跟着父亲及其同事章志云学绘图,后又师从于冯宾符、金仲华,边学边干,还在进步刊物《译报周刊》和《世界知识》担任时事地图栏目的绘图员。在旧中国,没有专门培养制图人员的学校,从业者全靠在工作实践中传、帮、带。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既是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也是一个拥有众多专家的学术高地,其中汇集了一批地图专业人才,“使地图的出版在质量、数量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地图编制和培养制图人才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宗尧就是商务印书馆“培养出的第二代地图专家”之一。(陈潮《商务印书馆与地图出版》)其间,在师傅带领下,马宗尧与陆承荫、陆先鉴等一起切磋绘图技术,勤学苦练,逐渐对这个行当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一方面自学《地图学》《实用地理学》《地图投影学》等书,奠定了理论知识基础;另一方面钻研《申报》地图与外文的古氏地图、牛津地图、菲律普袖珍地图的编绘方法,他掌握了一些先进的地图绘制法。笔者查阅文献,发现马宗尧最早手绘的四幅作品,即《太平洋军略现势图》(1939年)、《英伦三岛的障壁:七道坚强防御线图》(1940年)、《危机四伏中的巴尔干形势图》(1940年)、《协约国对德经济封锁图》(1940年),均署名“马忠耀”,分别发表在《译报周刊》《世界画报》《时代》《世界知识》杂志上。

1940年,马宗尧应聘在中华舆地学社担任绘图员,并参与地图制版、印刷和出版工作,从而了解和掌握了地图编辑出版的全流程。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出版界一片凋零,中华舆地学社宣告解散,马宗尧失业,从上海逃回家乡海盐,在石泉镇玫瑰小学担任美术教员,又在其初中补习班(后改为思高中学)教数学、地理。(马宗尧《石泉玫瑰小学》)在家乡,马宗尧与其他老师以学校为掩护,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宋立宏《抗日战争时期的海盐教育》)

抗战胜利后,马宗尧重回上海,经好友陆承荫介绍,任职于亚光舆地学社(以下简称“亚光”)。这是由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兄弟三人于1938年秋在上海合资设立的一家地图出版机构。1942年“亚光”在重庆与著名史地学者顾颉刚、李承三共同创建“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顾颉刚、李承三分别担任正、副社长,金擎宇为总干事。同年,他们又合伙成立“大中国图书局”,由顾颉刚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这三家机构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出版,一个负责发行,相辅相成,虽然相对独立,但实际上由“亚光”主导。其老板善于经营,发展很快。1945年迁沪后,“亚光”还创设专门印刷地图的彩印厂和汇集各种地图的资料室,从而形成了编绘、制版、印刷、发行全部工序一条龙,几年工夫就成为业界佼佼者,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已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名的一家专业地图出版社。金擎宇回忆说,“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出版的新图已达五十多种。在编绘力量上先后增加了凌大夏、张家驹、马宗尧、刘思源、董石声、卢绵高等同志。他们都是编绘能手,又富于经验,对我社地图质量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后来都成为地图事业上各方面的领导和骨干力量”。(金擎宇《记亚光舆地学社的创设与发展》)在“亚光”,马宗尧开启了地理教科书绘图事业,也迎来了地图绘制工作的一段“高光时刻”。他既参与了《中国地理教科图》(1946年)、《世界地理教科图》(1947年)等课本地图的绘制,又负责编制了一些中外地图和城市地图,如《南京市街道详图》(1946年)、《广州市街道详图》(1948年)、《上海市街道详图》(1948年)、《最新世界大地图》(1949年)、《最新世界分国精图》(1949年)等。其中,《最新世界大地图》为单幅大挂图,印了十多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发布的《1950年全国新书目》,在“地图”类别中,“亚光”出版的地图品种最多(约40种),占一半份额,其他由新华、中华、商务、复兴、新亚、亚新、震球、三联、大中国、世界知识、史地学社等出版。其中,署名“马宗尧”的地图作品一共有9项。

编制“新中国第一图”

1949年2月,马宗尧与同事凌大夏等合伙成立“中国史地学社”(后改名为“华夏史地学社”),并赶制了《上海市里弄详图》《简明中国地图》《简明世界地图》《新中国地图》《新世界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等,销路很好。他们很注意切合社会需要,根据国家形势尤其是战事局势变化,不断修订再版,不仅使“中国史地学社”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也使马宗尧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全国地图的编制者。

这幅地图最早叫《新中国地图》,于1949年9月出版,单幅三套色,纵76厘米,横54厘米,不大也不小。收有此图的宗绪盛说:“图的左框外印有‘编制者:马宗尧’‘发行者:中国史地学社’。”“这是一幅乍一看十分普通的民国地图,却是笔者多年收藏至今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幅‘最早’真实记录和见证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的垮台和新中国的诞生,并以最快捷的速度透露和记载了北平被重新改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首都这一历史信息的珍稀地图。”(宗绪盛《老北京地图的记忆》)这幅地图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用套红方式标出当时“解放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华中、琼崖)和“待解放区”(西南、台湾)的分布情况,说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基本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此图还明确绘制和标示了东海及南海诸岛,并把“曾母滩”即曾母暗沙作为祖国南疆的最南端,即把最南的范围线止于此处,以此表明自古以来这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鲜明立场和态度。《新中国地图》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赶制出来,是给开国大典的一份献礼,也是新中国诞生的见证。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7日,又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4个重要决议,决定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等。据此,马宗尧对《新中国地图》进行修订完善,并将图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于1949年11月由中国史地学社再版发行。因此,严格说来,这张三色单幅地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第一图”,之前的《新中国地图》应该叫做“新中国解放图”。这两幅地图在我国地图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马宗尧能够与时俱进,先后及时绘出最新全国地图,很有远见,难能可贵。据说,同时“亚光”也在赶制《新中国大地图》,但1950年1月才出版。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50年年初,马宗尧还应《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之邀绘制了一些地图,其中一幅是“Ma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也是三套色地图。这是我国最早用外文向国外推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其历史意义也不可小觑。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年7月31日,马宗尧及时绘完《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图》(单幅黑白图)。这幅刊于1950年8月号《新华月报》的地图,从地图视角及时反映当时的战争态势,为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增了砖、添了瓦。

编绘新中国课本地图

说起新中国课本地图的绘图,马宗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编审局,由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局长,负责教科用书、一般图书及地图、辞书等编制工作。经金仲华介绍,马宗尧调到编审局教科书编审处史地组任绘图编辑。对此,《叶圣陶日记》多有记载:

1949年10月27日 大中国书局三位(编者按,指金擎宇、马宗尧、凌大夏)来,言高小地理中地图太不成样子,愿意为之重绘。其意甚可感,即决定重绘。

1950年3月1日 马宗尧君始入局工作。马之父绍良,系余前在商务时之同事,绘地图。宗尧传其父业。我局须绘图于教本,故余招之。

1950年4月17日 地理组开组会,讨论工作计划。所需新编中学地理书凡五种,其一半将约社外人士编之。又绘制小学之地图,由马宗尧、侯峙二人动手。

自此,马宗尧开启了后半生长达50年的教材地图编绘事业。那时,他绘图的《初中本国地理课本》(曾次亮编)、《高中自然地理课本》(田世英编)等教科书,均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1950年12月,在编审局基础上成立了人教社编审部,马宗尧转到该社地理编辑室工作,并加入了九三学社。在室主任田世英、叶立群、陈尔寿等先后领导下,他参与了人教版前九套地理教材绘图的所有工作。其中,“文革”前有四套,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之前有五套,马宗尧因此成为新中国统编教材地图编绘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这里仅以第一套、第二套教材(1951年—1957年)为例。由马宗尧绘图的地理教材,除了修订再版的《高中自然地理课本》《初中本国地理课本》之外,还有《高中本国地理课本》(田世英、邓启东编)、《人民民主国家地理》(周光歧编)、《高中课本外国经济地理》与《初中课本世界地理》(颜廼卿、周光歧编)、《初中课本中国地理》(王钧衡、田世英编)、《中学外国地理暗射地图》(与侯峙合作)、《高小课本地理》(陈尔寿等编)、《业余学校课本地理》(李艺庄编)、《工农速成中学课本世界地理》(颜廼卿等编)、《工农业余初中地理》(何惠生编)、《高中课本中国经济地理教学参考书》(叶立群、陈尔寿等编)、《师范学校课本地理》(芮乔松、李明编)、《师范学校课本中国地理》(厉鼎勋、田世英等编)、《师范学校课本外国地理》(颜廼卿、周光歧编),以及未署名的两套高小地理课本等。此外,他还为部分历史教材绘制了地图,如《初中课本中国历史》(李赓续编)、《高中课本中国近代史》(王芝九编)等。

1956年8月,马宗尧在人教社内刊《编辑工作》发表《对绘制地理课本附图工作的一些体会》。他说,“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认识到课本附图的重要性”,“地图是地理教学中最重要的直观教具,能帮助学生了解和记忆地理教材的内容”,虽然“课本附图要按照课本开本的大小,在很小的纸面上绘出很大的区域来,内容要比一般参考地图简单得多”,但是“地图是课本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对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我们编辑出版的课本供应全国所有中小学,影响全国几千万学生,课本的附图,无论内容或绘制技巧都要是正确的、进步的”。通过学习国外课本制图方法、向地图出版社请教等,“现在地理课本的附图比三四年前有了不少改进,大体上做到地图能密切配合课文的内容,并反映国家建设的发展”。他总结自己的经验,“大致说来,一定要绘出跟课文有关的材料。小学和初中课本的附图要用粗线条表示,图上的符号要突出、醒目,才能引起学生看地图的兴趣。高中课本的附图要绘得比较细致,内容可以复杂一些”。

1958年以后,中学地理改为两门,小学地理减少课时。相应地,课本进行了重编,大部分地图也进行了重制。这是新中国第三套教材。1962年,新编十二年学制的中国地理课本开始编写,对课本地图又提出了高要求。为此,马宗尧与从地图出版社借调的两位绘图者,在学习文件和国外地理课本最新制图经验的基础上,一起编绘了新中国第四套地理教材。这也是教材内容和绘图质量都很高的一套教材。此外,他还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美洲卷》绘制了“北美洲行政区划图”(1956年),为《我国的南海诸岛》一书绘制了“南海诸岛图”(1962年)。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文革”期间,马宗尧到“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年过六旬的马宗尧重新归队,再次全身心投入地理教材的编绘工作。从1978年到2000年,他直接参与绘图的全国统编或通用的中小学地理教材,总计有五套、30多种、近百册。其中,既有十年制、十二年制的初、高中教材,也有五年制小学和义务教育教材,还有职业高中、成人高中、职工业余中学、中等师范、幼儿师范以及卫星电视教育教师培训教材;既有早期的“试用本”,又有后来修订完善的“正式本”和改革探索的“试验本”;既有高中必修课本及其教参,也有高中选修课本及其教参;既有地理课本插图,也有地图册和分幅地图等。

马宗尧回忆说:“课本地图的编绘方法靠的是不断摸索,在工作中学习。”“从1950年12月到2000年,人教社已出版九套教材,地理课本的地图也一步步改进。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很多艰难险阻……课本地图看起来很简单,实际的工作程序是很烦琐的。”(马宗尧《我给课本绘地图》)

比如,1978年人教社出版的十年制初中试用课本《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及其教参,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套统编地理教材,也是新中国第五套地理教材。当时遇到的困难,一方面是几本书同时编,时间紧、人力少;另一方面是中外地图的绘制都面临很大挑战。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此时的行政区划与十几年前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国先后与大部分周边国家签订了边界条约,要求课本地图进行相应调整和更新。同时,世界地图的发展变化也很大,其间许多殖民国家地区相继取得独立,我国也已跟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要在世界地图上反映出来。为此,马宗尧带着助手们全力投入,彻夜奋战,加班加点,顺利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保证了新课本的地图质量。

鉴于当时地图绘制和印刷技术都有新的进展,即由过去的锌版单色地图逐步改为胶版彩色地图,马宗尧老当益壮,边干边学,仔细钻研国外地理教科书,琢磨其地图绘制的新观念新方法。在1981年版《全日制五年制小学课本地理(试用本)》中,他采用了细线条较多的绘制方式,增绘了四张彩色地图插页。此书制印质量优良,实现了新突破。此外,马宗尧还为1983年初版的《新编小学生字典》绘制了中国政区图和南海诸岛图。

为1982年版《高中课本地理(试用本)》(陈尔寿主编)绘制地图的工作,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这本教材需要绘制各种世界专题地图,像气候、自然带、洋流、土壤、石油、煤铁、经济作物、森林、人口等专题地图,又没有现成对应的世界地图可供采用,马宗尧参考了很多资料,如国外最新出版的古氏世界地图、苏联教师地图、法国普通世界地图、西德韦特斯曼学校地图,还有美国的世界自然地理地图、日本中学地理课本中的世界地图,以及国内的大学地理教材等。但在绘制过程中,他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外文世界地图有各种不同的地图投影,图幅较大,编绘适合高中地理课本使用的世界专题地图,必须把这些地图经过选择、简化、缩小,并转绘到我国常用的“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的世界地图上。此外,这个课本中中国地图有10张专题图,当时有公开出版、内容较新的中国地图作依据,但要绘制适合课本大小的中国地图,就要把参考地图的内容简化、缩小并转绘到中国轮廓图上。为了完成上述多项艰巨任务,配合教材内容做好地图编绘工作,马宗尧竭尽全力,付出许多心血和智慧。由于这部教材地图编绘比较规范、资料数据可靠,并通过权威部门审查,所以不少地图常为社会地理书刊所采用、引用和借用。该教材在1985年、1990年先后两次修订再版为《高中课本地理》,马宗尧又分别做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他看来,“地理课本是为全国各大中小学服务,意义非常重大,不允许有任何闪失”(马宗尧《我给课本绘地图》)。

2000年,83岁的马宗尧从工作岗位彻底退了下来,他为新中国教材地图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影响了几代学子,为提高我国中小学地理学科水平、增强青少年中外地理素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其名,马宗尧就像一匹驰骋的骏马,尊崇尧舜之道,忠于制图之业,即便老骥伏枥,仍志在千里。可以说,无论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社会,专业从事课本地图绘制工作,并且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位。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贡献,这种少见的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能耐,怎能不让人感慨。

退休之后,马老曾说:“从1950年12月到2000年,我在人教社地理室工作了近五十个春秋……现在我每天打拳、练剑、看报、读杂志,并搜集地图方面的信息,将其视为晚年平静生活的乐趣。”(马宗尧《我给课本绘地图》)看来,晚年的马老并没有完全闲下来,他一方面关心家乡海盐的建设和发展,并应当地文史资料征集部门的请求,撰写了一些回忆录,另一方面更多地延续多年的工作习惯,继续收集地图资料,不时询问新教材绘图的进展情况,还撰写一些文章总结半个多世纪编绘课本地图的经验。在一份工作总结中,他提出了对课本绘图的基本观点:首先,要保证地图不出政治问题。这既是地图的特点决定的,也取决于教材的特殊性。其次,要重视地图资料的来源。对引用的各种地图资料要分析、选择,并考虑到地理课本的需要而取舍。要不断更新,使地图绘制所拟采用的资料跟上形势的发展。如果绘制某些地图资料不足,可把地图送有关业务部门审查,请其提出修改意见或供给资料,以确保课本地图的科学性。再次,要认识课本地图的特点。课本地图是小比例地图,一幅地图只表示课文内容所述及的一两个问题,绘制内容要进行较大的简化、综合,做到图文一致,图面清晰,重点突出,容易阅读,便于教学,尤其是有利于学生运用地图分析课文,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地理课上学到的有关知识。

2016年,马宗尧在京逝世,享年100岁。他走过了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版图片由马宗尧女儿提供